西双版纳在地理上属于亚洲大陆向中南半岛的过渡地带，位于云南省南部边缘，北回归线以南，以今天西双版纳自治州的范围来看，介于东经96°56′～101°50′、北纬21°08′～22°36′之间，全州土地面积19 124.5平方千米。东、东南与老挝接壤，南、西南与缅甸交界，西北与澜沧县相邻，北部与普洱市接壤，东北隔补远江与江城县相望。东、北、西三面分别为无量山及怒山山地余脉，中部为澜沧江及其支流侵蚀形成的宽谷盆地。大地构造属西南槽褶皱区中的三江（怒江、澜沧江、金沙江）印支褶皱的南段，澜沧江深断裂在本区中部北南纵贯，西侧为勐海隆起，东侧为勐腊拗陷。澜沧江纵贯全境，主要支流有补远江、南腊河、流沙河、南果河、南阿河、南览河。土壤为砖红壤、赤红壤、红壤、黄壤、黄棕壤、紫色土、冲积土、石灰土、水稻土9个土类。境内有世界上北回归线附近保存最好的热带雨林，雨林层次多，物种丰富。
西双版纳属于北热带气候类型，北部有无量山、怒山等高原群山为屏障，西南临印度洋，受印度洋及太平洋的热带季风影响，气候湿热，常夏无冬，雨量丰富，形成高温、高湿、静风、多雨的气候，干湿季节分明。由于地处北回归线以南，太阳入射角度大，日照时间长，热量丰富，气温年较差小，日较差大。[1]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当地总人口约20万人，其中傣族10.5万人，哈尼族3万余人，拉祜族1.3万人，彝族4500人，基诺族4000余人，瑶族3000余人，汉族5000余人。[2]
（二）历史沿革
因为行政区划多变，历史上西双版纳的区域时有变更，但以现有的资料看来，这一地区很早就有人类居住，考古工作者曾先后在景洪澜沧江畔、橄榄坝及勐腊大树脚、勐海、勐混等地出土新石器时代的有肩式石斧、有段石镚。有关这一区域的文字记录最早见于《南诏德化碑》，据方国瑜先生考证，西双版纳当时属于开南节度统治，与南诏在政治上是统治与隶属关系[3]。南宋时，傣族军事贵族叭真以西双版纳为中心，建立了一个比较强大的地方政权——景龙金殿国[4]。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步鲁合答从征八百媳妇至车里，招降不听便攻破车里，立木来府。元成宗元贞二年（1296年）立“车里军民总管府”。[5]明太祖洪武十九年（1386年）改彻里军民府为车里军民宣慰司，任用土官土司统治。宣慰使将所属区域划分为十二个版纳，即十二个提供封建负担的行政区域，傣语称为“西双版纳”。清初基本沿用明代的旧制，雍正七年（1729年），鄂尔泰奏设普洱府，将车里宣慰司辖境内的江内六版纳划归普洱府流官管辖。(www.xing528.com)
就地形来看，因为北边有山脉及大江阻隔，加之特有的自然气候条件，这里瘴气盛行，外地人难以适应，中原文化传入比较困难。这样的自然地理状况，使西双版纳形成并长期保存了独特的封建领主制经济及建立在这种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组织——土司制度，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小王国”。[6]
晚清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入侵给中国社会各个层面带来剧烈变化，也造成了全国性的边疆危机。1895年法国借口调处中日战争“有功”，胁迫清廷将原属车里宣慰司管辖的勐乌、乌得两地割让给法国。边地丧失及边疆危机使晚清及民国政府都注重边政建设与边疆开发，积极地推行边疆与内地的一体化进程，西双版纳的独特性与重要性愈发凸显。
1912年辛亥革命以后，普洱道徐为光任命河口独立营管带柯树勋到车里（景洪）任五勐善后督办[7]。1913年普洱道下令成立“思普沿边行政总局”，任命柯树勋为总局长，会同车里宣慰使共同管理西双版纳行政事宜，西双版纳设立县政府开始了“土流并治”。柯树勋提出《治边十二条陈》作为施政纲领，实行招徕商户、移民垦殖、引进技术、开办学堂、建立邮电、修筑马路等措施，对社会经济发展有所促进，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当地的封建领主制经济与土司势力。但是，这些只是一般层面上的变化，要改变西双版纳这样一个长期以来自成体系的“小王国”，并非一朝一夕之事。
1941年，国民党势力进入西双版纳，进一步加强对土司的分化和控制。由于外来统治者和本族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作为召片领的“一统小朝廷”有些削弱，各勐土司与宣慰逐渐疏远，召片领封的各勐土司，也受到打击。“专制一统”局面便成了封建割据局面，召片领直接统治的地区逐渐缩小。然而，国民政府虽然加派各勐土司为区长、乡长，但仍未触动封建领主的经济结构和基层政权组织。作为最高领主的召片领，在傣族人民中仍有深厚的影响，“虽有县政府或设治局之设置，但为县官者，为这语言及风俗方面之隔阂，大多只能循其旧有制度，任土司或头人为乡镇保长，使之直接亲民，这样一来，土司虽无名义上之政治地位，然皆握有实际上之政治权力”[8]。加上中国局势动荡，不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势力都没有能力全力经营西双版纳。所以，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西双版纳仍是“汉化最浅者”。[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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