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边援内：中国在边疆发展的经验

从“支援边疆建设”最初的历史语境和意义来说，边疆是被支援的对象，是作为“支援”的客体和接受者存在的；而“支援”的主体则是相对于边疆而言的内地省市，广大的“支边”移民是具体的实行者。在“支援”与“被支援”的关系中，实际上含有先进与落后的对比：“被支援”的边疆因为其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于内地和沿海是“落后”的，所以成为“被支援”和“被帮助”的一方。然而，“支援边疆建设”一语不仅仅如其表面的现象那样简单，经过对历史深入细致的考察就会发现：边疆并不仅仅是被动地接受“支援”和“帮助”的一方，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边疆在“支援”内地和沿海地区，“支边”的背后隐含着“援内”的本质和意义。

一个地区所能为迁入者提供的经济机会，包括自然资源如耕地、草原、森林、矿藏及与此有关的劳动机会，城镇的就业机会和在其他方面得到个人发展的机会，如教育、社会地位的提高，等等，是直接影响迁移者的“潜在”迁移动力。1950 — 1966年的十七年中，边疆经济发展产生了对劳动力的巨大需求，与此同时，内地各省、市面临的是城市就业压力过大、农村地少人多、劳动力过剩的局面。根据对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的分析表明，中国主要终身人口迁出省份有四川、山东、河南、湖南、安徽、河北、江苏等，都属于我国人多地少、人口压力较大的地区。^[104]因此边疆开发带来的就业机会对沿海和内地许多省市的城乡人口产生了较大的吸引力，在那些地狭人多的地区，有许多农民自愿要求外移垦荒，河南省1956年动员5万人往甘肃、青海垦荒，而报名的竟达50万人。^[105]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各大中小城镇都面临着沉重的负担，城镇常住人口所人均享有的教育、医疗等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极其有限。因此，社会青年、精简下来的职工、过多的商品粮人口，成为城市亟待解决的问题，他们通常都被努力向农村或外地转移，也是内地和沿海地区向边疆移民的主流。1966年云南省轻工业厅向上海市招收技工，“派员前往上海办理来我省支援的在职技工调迁事宜”，但到达上海后“该市机电工业和纺织工业局只同意在精简下放的技工中支援”^[106]。被精简的人员、回乡技工、社会青年是20世纪60年代云南向省外的多次招工中优先录用的对象。

即便如此，很多时候所招收的支边人员还是难以达到最低要求，“不论是数量上或者质量上都达不到原来在我们省里估计的理想”^[107]。1965年，云南向省外招收财贸支边人员，原计划招收任务为1万人，实际完成5317人，原因是“这三个市……现有的人，女的多，男的少，女的占百分之七八十，又病的多，健康状况差；思想品质不好的人不少。经过工作组摸底，确实无法完成任务”；“天津招收的二百社会青年，质量很差，有心脏病、肺病等的有十多人，不少男青年有流氓习气”。在城镇人口严峻的就业及生存压力下，为了缓解未来社会青年继续增多的问题，在“社会上已经在没有合乎我们招收条件的人”的时候，有的地方还提出“开学校门，从在校学生中动员让我们招收，但只能给初中生”，结果“工作组和当地因招收条件争执，关系搞得比较紧张”。^[108]被精简职工、社会青年作为东中部向边疆移民的主要成分外，还有一些抽调的职工、干部也迁往边疆，他们也往往并非原单位或组织的中坚力量，或是年龄稍大，或是业务水平一般，或者是因各类原因不适应原来的工作环境，而各方面优秀的人员则较少有移民边疆者，“合格的人中，还会有坚决不到云南去的”^[109]。因此向边疆地区的各类移民不仅是支援者，也是“被用作支边者”。

对“地狭人多地区的农民”，“初高中毕业没有考取高中、大学，有些是中途停学，他们都闲散在社会上，无固定职业，有时做点临时工”^[110]的“社会青年”和“需要就业”的劳动力、“多余的”工人，对这几类人员来说，“支援边疆建设”不仅能够解决就业，找到稳定的工作，而且这一响亮的口号，为他们的迁移和工作戴上了动人的光环，何乐而不为呢？所以云南向省外招工时，曾出现“各地、市、县自动报名应征的均超过动员人数的一倍，父送子、妻送夫，兄弟相争的动人事例极多。德州专区五个县的任务是一千人，报名应征的青少年达三万九千余人，其中商河县二百人的任务，报名应征的达一万七千人。莱阳县的一个公社五十五名任务，而一个生产队报名数达九十余人”^[111]的情况。在迁出地“需要就业”的劳动力、“多余的”工人和迁出地急于甩开的“包袱”很容易在边疆生存定居下来，他们从谋生较艰难的迁出地进入迁入地后，便和迁入地的土地或工作紧密结合，通过血缘或地缘关系，很快融合于新的社会环境中，成为永久性移民。因此，支边移民的迁入与定居边疆，究其原因有政治环境的影响，迁移政策的制约，人们观念心态的变化等，但最根本的是这些地方能够满足移民生存、生活、发展甚至是心理的需求。

另外，“支援”的立足点也在于国家战略与经济发展的需要。从全局和宏观的角度出发，需要修筑国防公路、“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斗争”^[112]，就有了“支边”的工役制公路修建队伍；需要战略物资橡胶，于是建立垦殖场试种，其后便带来了“支边”的“橡胶移民”。所以国家采用多种政策、方式，动员、鼓励和分配人员迁入边疆，在客观上也对边疆移民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中国历史上，“中心—外围”也好，“五服”也罢，许多政治或文化观念都具有“中心”的概念，或者说有内外之分。“中心”是政治、经济和文化发达的地带，“外围”是经济、政治和文化落后的地带，需要依靠中心地区的教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推行与内地汉族地区一致的政治经济制度，符合中国传统的“大一统”观念。而人口稀少、社会和经济组织发育程度不高、基础设施薄弱、消费水平较低的边疆地区，要引入一整套内地的政治经济体制，建立与当地人口、生产规模相比十分庞大繁杂的行政与管理机构，并不是地方所能负担的。因此，国家投入人力、物力、财力，并将这些建设投资、招工移民活动都统一到“支援边疆建设”的大旗下，产生了许多支边事件和移民。尽管这些移民最初也许只是为了生存的需要而加入迁移的行列，但这些众多的移民不仅能够承担相应的工作，而且会不断地把类似于内地的制度体系与观念引入边疆。

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转向市场，在世界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过程中，东部沿海地区成为国家建设和政策扶持的重点。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东西部差距不断加大，最终制约着东部经济的继续增长与国家整体实力的提高。为此，中央于20世纪90年代末又提出“西部大开发”的战略与目标，与国家计划、政府指令为依托的“支援边疆建设”不同，“西部大开发”是在政府扶持与提倡下，由市场主导进行的，其中产生了大量以牟利为目的流动人口。

“支援边疆建设”与“西部大开发”的根源，一方面是要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推行与内地汉族地区一致的政治经济制度，是追求一致性的“大一统”观念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是19世纪以来，由工业革命引发的经济与科技的迅速发展，所带来的现代化与全球化的表现。在这样的观念下，边疆和西部成为“落后”的代表，对这些地方的“支援”和“开发”变成了“一个关系全局的经济战略问题”，因此有了“可称之为三次西部开发高潮的建设”：第一次，是50年代以第一个五年计划为中心的大规模西部新工业基地建设；第二次是1964—1978年以战备为中心在西部后方进行的“三线”建设；第三次是1999年至今正在进行的“西部大开发”战略。^[113]

沿海和内地在许多包括教育、科技、工业等方面确实比边疆地区发展得快一些，但在不同的自然地理与社会历史条件下，这些方面发展的快慢不应该是衡量先进与落后的绝对标准。由于通常处在各种文化接触的地理位置上，边疆社会在历史上反而能够更快、更早地接纳新鲜事物，也发展起独具特色的物质与文化。从维护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出发，“支边”的必要性不容置疑，在现代化全球化的浪潮下，“开发”的进程无法逃避，西部边疆在发展过程中需要借鉴东部和中部发展的经验，向内地学技术、学经营，需要得到一定的“帮助”与“支援”，也需要一定程度的“开发”。“支援边疆”和“开发西部”为西部边疆地区注入了大量资金、财物力，带来了新的生产力；“支援边疆建设”和“开发西部”过程中的移民维护了边疆的稳定，满足了各部门、行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奠定了边疆现代工农业的基础，推动了边疆经济的发展。

进一步说，从“整体上”理解“支援边疆建设”和从“地方上”理解“支援边疆建设”，体验将有所不同。从“全国一盘棋”的角度来说，对边疆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是国家从宏观整体高度考虑的结果；从地方的角度来看，有一种观点最近越来越得到认同，即在中国近代社会的演变过程中，中国自身不但在不断建构起现代“民族—国家”的形象，以适应在强权林立的世界中竞争生存的需要，而且这种“国家”意识和制度的确立是不断通过对地方社会的渗透和索取得以实现的。这倒不是说中国以往的帝国形态并没有向地方社会索取资源，但是，现代化建设对资源动员的需求要远远高于古代社会，所以其索取的强度也是空前的，同时这种竭尽全力向农村基层社会的渗透又是以摧毁当地的文化运行网络为代价的。^[114]“支援边疆建设”中的边疆社会在某种程度上也处于这种被“渗透和索取”，以及被“摧毁文化运行网络”的境地。边疆的自然条件、历史状况和经济发展环境与内地不同，学习并不一定意味着“汉化”和照搬内地汉族地区的全部经济结构和发展模式，过度开发更会带来一系列的自然环境和社会问题，物质的丰富和“文明”的提高，却未必带来更多的幸福感，正是所谓“现代化”一个悖论意味十足的结果。

当然，边疆或地方的发展并不逆向于经济发展与全球化的浪潮，但是经济的发展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边疆或地方的需求也不与全国或整体的利益相悖，但是边疆或西部并不单纯是“被支援”“被帮助”的对象。其实“支援”和“被支援”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支边”和“援内”是一对互动的关系，这是经常被人们所忽略的方面。在“帮助”“支援”与“开发”的过程中，边疆地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整体利益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也满足了沿海和内地的需求，为这些地方带来了财富和利益。“只要有场地、资金、机器、原料、工人就可以造出产品，有了产品和产值，就算经济发展了，这是计划经济的观点”^[115]，“支援边疆建设”就是利用边疆的资源，由国家或政府提供资金，组织人力进行生产。计划经济时代，“支援边疆建设”极大地缓解了人口稠密地区的人口压力，支边浪潮中的移民，大多是因为生存的需要而迁移的，那些在原居地有稳定工作与收入，能够保证生活的人很少到边疆去“支援建设”，而初高中毕业没能继续升学或中途辍学，又因为种种原因找不到适合的工作，或谋生困难的农民才是最终移居边疆的“支边”大军的主体。“按照商品经济的观点，不能只考虑生产而不考虑销售，如果生产的产品有市场有利润，才算是经济繁荣”^[116]，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开发西部”又为东部和中部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和商品市场。所以，“支援边疆建设”的同时解决了内地和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问题，“开发西部”的同时最终帮助了东部。所以，无论是十七年中的边疆移民，还是20世纪80年代后城市化运动中的移民，其作用是相互的；无论是东部还是西部都同为“支援”的主客体，“支边”和“援内”是一种互动“开发”的关系。

尽管十七年边疆移民种类繁多，存在很多差异，但不管何种类型，都是支边人口的一部分，在有组织、按计划巩固性高等许多方面都存在共性和相通的地方。所以，“支援边疆建设”一语本身反映了这一时期人口迁移的许多特征，能够很好地概括各类人口迁移，是探讨十七年中国人口迁移所不能忽视的。“支援边疆建设”内容的不断变化，从“支援边疆”到“开发西部”的延续与发展，不仅是认识中国国内移民的切入口，更可以反映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变迁。“支边”现象背后隐含着“援内”的深层次意义，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是以国家统一为前提的，并使统一国家的整体性不断加强。

【注释】

[1]本部分使用的数据材料，除另行标注外，均来自沈益民、童乘珠《中国人口迁移》（中国统计出版社1992年版）第四章的内容，文中不再单独注出。

[2]张静如等编：《中国共产党通志》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2页。

[3]翟振武、段成荣：《跨世纪的中国人口迁移与流动》，中国人口出版社2006年版，第77页。

[4]罗平汉：《大迁徙——1961~1963年的城镇人口精简》，广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4页。

[5]马洪主编：《现代中国经济事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51页。

[6]马洪主编：《现代中国经济事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54页。

[7]关于“156项”的详细情况，参见董志凯《关于“156项”的确立》，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 年第4期。

[8]陈东林：《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的西部开发思想与实践》，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4期。

[9]敖羽：《谈谈移民垦荒问题》，载《光明日报》1957年1月15日第3版。

[10]马洪主编：《现代中国经济事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23-124页。

[11]《当代中国的农垦事业》编辑部编：《当代中国的农垦事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4-15页。

[12]毛泽东：《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5页。

[13]农垦部政策研究室等编：《农垦工作文件资料选编》，农业出版社1983年版，第46-47页。

[14]《当代中国的农垦事业》编辑部编：《当代中国的农垦事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4-15页。

[15]《中共中央关于动员青年前往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云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25-2-0512。

[16]财政部农业财务司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史料》第七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第50页、793页。

[17]《当代中国的农垦事业》编辑部编：《当代中国的农垦事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7页。

[18]《中央批转农垦部党组关于动员青年参加边疆建设工作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中发［62］542号），载农垦部政策研究室等编《农垦工作文件资料选编》，农业出版社1983年版，第571页。

[19]《当代中国的农垦事业》编辑部编：《当代中国的农垦事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65页。

[20]《当代中国的农垦事业》编辑部编：《当代中国的农垦事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36-537页。

[21]张静如等编：《中国共产党通志》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586页。

[22]罗平汉：《大迁徙——1961~1963年的城镇人口精简》，广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9页。

[23]《文汇报》编辑部：《动员城市剩余劳动力上山下乡（社论）》，载《文汇报》1958年第8期。

[24]马洪主编：《现代中国经济事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56-57页。

[25]马洪主编：《现代中国经济事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44页。

[26]张静如等编：《中国共产党通志》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559页。

[27]杨子慧主编：《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改革出版社1996年版，第1553页。

[28]翟振武、段成荣：《跨世纪的中国人口迁移与流动》，中国人口出版社2006年版，第77页。

[29]张静如等编：《中国共产党通志》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557页。

[30]《王伟在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上关于城市青年下乡问题的发言》（1963年6月25日），转引自定宜庄《中国知青史——初澜（1953 — 1968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94页。

[31]《团中央书记处关于城市社会青少年安排问题向中央的报告》（1962年11月8日），转引自定宜庄《中国知青史——初澜（1953 — 1968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94页

[32]定宜庄：《中国知青史——初澜（1953 — 1968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00-201页。

[33]沈益民、童乘珠：《中国人口迁移》，中国统计出版社1992年版，第142页。

[34]李富春：《李富春选集》，中国计划出版社1992年版，第144页。

[35]董志凯：《关于“156项”的确立》，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4期。

[36]《当代中国的农垦事业》编辑部编：《当代中国的农垦事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9-10页。

[37]苍铭：《南方喀斯特山地及高寒山区生态移民问题略论》，载《青海民族研究》2006年第3期。

[38]从20世纪80年代起“沿海”与“内地”概念逐渐被“东部”与“西部”概念取代。

[39]沈益民、童乘珠：《中国人口迁移》，中国统计出版社1992年版，第154页。另：引文中的人口净迁出省份和净迁入省份都包括了湖南省，这种情况不可能出现，疑为将净迁入地区中的“湖北”错写为“湖南”。

[40]沈益民、童乘珠：《中国人口迁移》，中国统计出版社1992年版，第169页。

[41]《中共中央关于动员青年前往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云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25-2-0512。

[42]《农垦部党组关于执行中央动员内地青年前往边疆地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而召开的会议的报告（1959年3月27日）》，载农垦部政策研究室等编《农垦工作文件资料选编》，农业出版社1983年版，第343页。

[43]沈益民、童乘珠：《中国人口迁移》，中国统计出版社1992年版，第178页。

[44]沈益民、童乘珠：《中国人口迁移》，中国统计出版社1992年版，第179页。

[45]胡焕庸：《中国人口之分布》，载《地理学报》1935年第2期。

[46]查瑞传、曾毅、郭志刚主编：《中国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分析（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

[47]定宜庄：《中国知青史——初澜（1953 — 1968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6页。

[48]定宜庄：《中国知青史——初澜（1953 — 1968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65页。

[49]定宜庄：《中国知青史——初澜（1953 — 1968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67页。

[50]农垦部移民局：《关于支边青年安置巩固工作的报告》（1959年12月29日），云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25-2-0704。

[51]沈益民、童乘珠：《中国人口迁移》，中国统计出版社1992年版，第147页。

[52]李若建编著：《人口社会学基础》，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页。(www.xing528.com)

[53]数据来源于沈益民、童乘珠《中国人口迁移》，中国统计出版社1992年版，第314页。

[54]数据来源于《世纪之交的中国人口（云南卷）》，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年版，第17页。原书表中的单位“人”有误，应以“万人”为单位。

[55]来源于云南省人口普查办公室、云南省统计局人口处、云南省公安厅三处编《云南省人口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8）》，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5页。

[56]全年平均人数=（本年总人口数+去年总人口数）÷2。——著者注

[57]云南省人口普查办公室、云南省统计局人口处、云南省公安厅三处编：《云南省人口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8）》，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72页。

[58]翟振武、段成荣：《跨世纪的中国人口迁移与流动》，中国人口出版社2006年版，第78页。

[59]王元辅主编：《云南五十年——中共云南省社会主义时期大事记》，人民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133页。

[60]刘宝俊主编：《宁夏回汉团结四十年》，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72-385页。

[61]沈益民、童乘珠：《中国人口迁移》，中国统计出版社1992年版，第154-155页。

[62]据笔者2005年1-3月、2008年5-7月的两次田野调查所得。

[63]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第一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8-54页。

[64]马洪主编：《现代中国经济事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2页。

[65]林超民、秦树才：《秦汉西南夷新论》，载《林超民文集》第一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7页。

[66]荣誉军人，指在战争中负伤致残的革命军人，简称“荣军”。

[67]“解放军官”，指在解放战争中被俘的国民党军官。

[68]《当代中国的农垦事业》编辑部编：《当代中国的农垦事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8页。

[69]翟振武、段成荣：《跨世纪的中国人口迁移与流动》，中国人口出版社2006年版，第77页。

[70]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新疆通志·生产建设兵团志》编纂委员会：《新疆通志·生产建设兵团志》，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5页。

[7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新疆通志·生产建设兵团志》编纂委员会：《新疆通志·生产建设兵团志》，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8页。

[72]陈云：《陈云文稿选编》（1949~1956年），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9-130页。

[73]高治国主编：《当代中国的云南（上）》，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337页。

[74]高治国主编：《当代中国的云南（上）》，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339页。

[75]高治国主编：《当代中国的云南（上）》，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340页。

[76]王元辅主编：《云南五十年——中共云南省社会主义时期大事记》，人民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30页。

[77]参见云南省农垦总局编撰《云南省志·农垦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9页；《中国农业全书·云南卷》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农业全书·云南卷》，中国农业出版社2001年版，第257-258页。

[78]参见《中国农业全书·云南卷》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农业全书·云南卷》，中国农业出版社2001年版，第258-259页。

[79]当代云南编辑部编：《当代云南大事纪要（1949~2006）》（增订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第264页。

[80]《当代中国的农垦事业》编辑部编：《当代中国的农垦事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60页。

[81]《当代中国的农垦事业》编辑部编：《当代中国的农垦事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7页。

[82]《云南省经济大事辑要（1911~1990）》，《云南省经济综合志》编纂委员会1994年编印，第177页。

[83]苍铭：《云南边地移民史》，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

[84]终身迁移反映的是曾经发生过的迁移，只要出生地和登记地不一致，就属于迁移人口，它可以反映出出生以来的长期迁移。事实上，终身迁移可以看作是事件史，只要发生过迁移，无论何时发生，无论距今时间长短，事件都算是发生了。（参见翟振武、段成荣《跨世纪的中国人口迁移与流动》，中国人口出版社2006年版，第75页）因此，虽然这里使用的是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却能够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人口迁移状况。

[85]翟振武、段成荣：《跨世纪的中国人口迁移与流动》，中国人口出版社2006年版，第66页。

[86]翟振武、段成荣：《跨世纪的中国人口迁移与流动》，中国人口出版社2006年版，第70页。

[87]《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百万移民在边疆安家立业——内地青年纷纷表示愿献身于建设边疆壮丽事业》，载《人民日报》1958年12月2日第6版。

[88]《切实做好移民垦荒工作（社论）》，载《光明日报》1956年3月3日第1版。

[89]陈雷：《支援全国是我们的光荣任务》，载《人民日报》1958年12月14日第5版。

[90]方国瑜：《明代在云南的军屯制度与汉族移民》，载《方国瑜文集》第三辑，云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32页。

[91]参见陆韧《明朝统一云南、巩固西南边疆进程中对云南的军事移民》，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年第4期。

[92]参见文婷《适应与生存——西双版纳湖南人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云南大学，2006年。

[93]参见秦树才、田志勇《绿营兵与清代云南移民研究》，载《清史研究》2004年3期。

[94]《资治通鉴》卷二四四，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7868页。

[95]定宜庄：《中国知青史——初澜（1953 — 1968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3页。

[96]《中央批转农垦部党组关于动员青年参加边疆建设工作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中发［62］542号），载农垦部政策研究室等编《农垦工作文件资料选编》，农业出版社1983年版，第571页。

[97]郭文东、杨萍：《支边青年今安在》，载《人才开发》1998年第2期。

[98]据笔者2005年、2008年的两次田野调查所得。

[99]《湖北省劳动厅关于支援云南省五金机械技术工人的函》（1965年6月16日）及《武汉市劳动局关于云南省招收技术工人的通知》（1965年6月21日），云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16-1-236-141。

[100]《西双版纳武汉人访谈录》（2008年5 — 7月），笔者调查笔记打印稿，Record 06。

[101]《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百万移民在边疆安家立业——内地青年纷纷表示愿献身于建设边疆壮丽事业》，载《人民日报》1958年12月2日第6版。

[102]刘宝俊主编：《宁夏回汉团结四十年》，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5页。

[103]《武汉人调查日志》，笔者调查笔记打印稿，2008年5月16日。

[104]翟振武、段成荣：《跨世纪的中国人口迁移与流动》，中国人口出版社2006年版，第74页。

[105]敖羽：《谈谈移民垦荒问题》，载《光明日报》1957年1月15日第3版。

[106]《请办理上海市支援技工录用手续的函》（1966年3月14日），云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16-1-256-051。

[107]《武汉云南招收工作组给劳动局计划科李科长的函》（1966年5月15日），云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16-1-256-026~028。

[108]《省外招收财贸人员情况》（1966年3月15日），云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3-2-78-030~031。

[109]《武汉云南招收工作组给劳动局计划科李科长的函》（1966年5月15日），云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16-1-256-026~028。

[110]《武汉云南招收工作组给劳动局计划科李科长的函》（1966年5月15日），云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16-1-256-026~028。

[111]《史怀璧、邢润民给健民、明辉同志，并转阎政委、周兴同志，省委、省人委的信》（1965年5月25日），云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16-1-236-108~109。

[112]云南省接待山东、河南支援人员办公室：《山东、河南两省支援人员达到云南综合情况》（1965年7月1日），云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16-1-236-037~039。

[113]陈东林：《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的西部开发思想与实践》，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4期。

[114]杨念群：《为什么要重提“政治史”研究》，转引自笔谈《理论与方法：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及其他》，载《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

[115]马戎：《西藏的人口与社会》，同心出版社1996年版，第12页。

[116]马戎：《西藏的人口与社会》，同心出版社1996年版，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