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与完善：中国移民研究方法与理论

移民研究受到人口学、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多门学科的关注，国内外学者们从不同的理论角度探讨移民问题。国际上比较有影响的移民理论有雷文斯坦（E.G.Ravenstein）的“人口迁移法则”（the Laws of Migration），^[12]以及博格（Donald J. Bogue）、李（E.S.Lee）^[13]等人的理论和补充。这些成果对于中国移民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启发作用与参考价值，但它们都带有十分突出的时代与区域特征，不能解释全部的移民现象。它们强调经济因素在引发人口迁移运动中的主导作用，与之形成鲜明对比，历史时期中国移民运动最主要的动因却源自政治因素的影响，因而与政治相关的迁移规律也就更多、更复杂。另外，国外研究的各种理论均以市场经济和人口自由迁徙制度为背景，特别强调了工商业发展与城市化趋势对移民运动的重要影响。中国是一个高度制度化的国家，移民的迁出及迁入是在国家制度、政策和行政命令的强有力保障下实施的。种种国外移民或迁移理论并没有探讨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非自由迁徙制度下的人口或劳动力迁移，更没有研究经济体制转轨、迁徙制度变异，即制度变迁背景下的人口迁移。

在社会人口学领域，李若建编著的《人口社会学基础》、胡伟略的《人口社会学》等书都涉及有关移民研究的理论、观点和方法。覃明兴的《移民身份建构研究》，从建构主义的视角分析了移民的身份；还有通过移民问题梳理理论的文章，如李进的《罗伯特·E.帕克关于移民问题的传播研究》。更多如移民人类学、移民文化、移民地理等不同视角的移民理论，在这里不一一赘述。这种多学科交叉研究，成果丰富的状况为本书的写作拓展了视野。

本书主要从移民史的角度出发，考察中国人口迁移与社会变迁。葛剑雄主编的六卷本《中国移民史》，对中国古代的移民迁徙活动作了纵向梳理。其第一卷第一章阐述了移民的定义，移民史研究的范围、方法、意义等问题。安介生《历史时期中国人口迁移若干规律的探讨》一文，提出了历史时期发生于中国境内移民运动五个方面的规律（法则）。陈孔立的《有关移民与移民社会的理论问题》等论文补充完善了移民研究的各种概念。以上著作和论文的一般性理论指导和借鉴作用不言而喻，对推动移民研究的深入都有莫大裨益。

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们曾说过：“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地起作用的人口规律”^[14]，人口迁移规律也应该如此，而且决定人口迁移的主客观因素绝不仅限于生产方式，社会制度、地理环境、大众心理、人口构成、人口密度等也都会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不同的生产方式与社会制度，必然会产生出不同的人口迁移规律。人口迁移的复杂性和边疆社会的特殊性，客观上决定了简单套用固有的法则或理论来探讨历史时期的中国边疆人口变迁是行不通的，移民史研究的理论仍然需要新的实践来完善。(www.xing528.com)

由于档案、报刊、文字记录等材料极易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它们既为客观可考的事实记载，又是流动体系中相关各色人物的主观表述。因此，本书必须在文字资料的基础上，进一步作田野考察和访谈，通过移民本身的“言说”分析他们的历史。口述历史是近年来学界研究的热点，关于口述史的理论和应用方法也有大批著作论文问世，如美国人唐纳德·里奇（Donald A. Richie）的《大家来做口述历史：实物指南（第二版）》，采用问答的形式，以实际案例交代了口述历史的理论、方法与实践。另外，周兴国的《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中国口述史学——关于口述史料与口述史学的若干问题》，杨祥银的《与历史对话——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胡鸿保、王红英的《口述史的田野作业和文献》，定宜庄、徐新建、彭兆荣等的《口述与文字：谁能反映历史的真相》；英国人保尔·汤普森的《过去的声音——口述史》，陈三井的《口述历史的理论及史料价值》，英国人约翰·托什的《口述的历史》等文章和著作也不乏可借鉴之处。除了介绍性的文章和应用方法的著作外，可供参考的口述史成果也不胜枚举，如定宜庄的《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等。传统史学研究对象以文献为主，口述材料的运用可以补史、证史，给研究开拓了新领域、扩大了新视野、补充了大量的新资料，从而可深化对历史的认知，但口述材料也有缺陷和不足，也包含各种不真实成分。科学的办法是使口述史料与文献史料相得益彰，以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的真实。应该说，口述史是一种研究方法，其重点在“做”，强调的是由实践操作来学习研究的理念，因此具体的运用应依研究者和具体的访谈对象的不同而有所变化。

引入各种社会科学的新方法，给予史学突出的理论色彩，有助于推动历史问题的研究，但是社会科学理论的应用以及历史研究的理论深度，与事实的发现、具体问题的考据并没有矛盾。因此，考虑到理论与方法的空间差异和立场差异，笔者力求从小心求证和细心考据的实际研究出发，切实地运用并补充完善移民研究的方法与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