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西部大开发”的浪潮方兴未艾，“一带一路”的建设热火朝天，那些来自各地，在市场经济促动下到西部寻求新发展、新机会的人们，在中国广阔的内陆边疆处处都会遇见自己的“老乡”，他们大多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支援边疆建设”的前辈，他们在边疆落地生根、安家落户，他们“乡音无改鬓毛衰”，他们的后代已融入当地的主流群体，这些四五十年前的移民，将我们带回到那段热火朝天的“支边”历史中。“支援边疆建设”是计划经济时代政府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有管理的边疆开发。
1950 — 1966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和稳定政权、逐步开始经济建设、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时期，其间的种种体制、事件和运动，共同构成了十七年共和国史，影响着那个时代的人口迁移与流动，社会又因此不断发生着或显著或细微的变化。随部队南下的大批干部，在完成政权的组建任务后，大部分都在当地扎根定居下来。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逐步发展生产，安置大批国民党政府时期遗留下来的失业和社会闲散人员，并在国民经济恢复的基础上开始进行有计划、按比例的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制定了“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和国防现代化”的方针，工业建设大发展带来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同时，工业起飞面临着一个尖锐的矛盾：落后的农业经济满足不了人民生活的需要，更适应不了工业发展的要求。粮食短缺成为牵制经济发展的全局问题，医治战争创伤，克服经济困难，恢复和发展生产显得尤为重要。因此，战争结束后需要安置的大量军人被首先转向农业，于是便有了人民解放军整师转为建设师（兵团）参加农业生产，建立军垦农场，“进军北大荒”，“开发大西北”。国家为了控制农村人口盲目拥入城市，制定了户籍管理制度；为减轻城市粮食供销及就业等各方面的压力，将干部下放农村，精简城镇人口并动员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边界危机的出现和战备的需要又带来了企业内迁、“橡胶移民”“三线建设”等各种形式的人口迁移。由内地城镇向边疆和农村的各种计划型移民[1]持续贯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的十七年。
“支援边疆建设”是共和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由此出现了一个新名词“支边”，“支边”与各式各样的边疆移民联系在一起。1958年，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会议”上提出，从内地动员青年到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参加社会主义的开发和建设工作”[2] ，这是国家第一次直接出面组织青年的移民垦荒工作，也是第一次对动员和安置移民的经费作出了统一规定[3]，不过在这之前，“支边青年”就作为一个专门的新名称出现了。20世纪50年代，到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去支援建设的各行各业青年，包括移民中的青年，都被称为“光荣的支边青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以后，成千上万的建设者奔赴青海、甘肃、新疆等边远省、区，其中有工人、科技人员，也有大中学校毕业生和农民，他们在那里兴建工厂、开发矿山，也有的从事行政、教学和财贸等方面的工作，当时人们将这些统统称为“支边”[4] 。1958年，几万青年和移民奔赴边疆，也是这一行动的组成部分之一。参加“支边”的人有的原来就是国家干部或职工，到边疆之后并未改变身份，而很多移民没有进过校门，大都是青壮年农民。由于“计划大，进度急，物资准备严重不足”，于是“从一九六○年下半年起有关各省、区均已停止移民”[5]，全国性的“支边”运动宣告结束，但“支援边疆建设”却继续实行，并在边疆社会被赋予了新的内容。许多人口迁移都正式或非正式、或多或少、有意无意地与“支边”联系在一起，有的正式定名为“支援边疆建设”，有的以“支边”为动员迁移和招募人员的宣传口号。
无论“支援”与否，1950 — 1966年的“支边”移民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在各个方面建设着边疆。他们是计划经济时期的迁移人口，无论是国家为了战略和国防需要统一部署的移民，还是地方为了建立各项事业和发展经济而引入的各行各业人员，都是在一定程度上考虑边疆社会建设的需要而进行的，他们迁入后大多定居当地，从事某一特定领域的工作，为边疆的发展贡献了力量。他们与“文化大革命”时期大规模、“串联”式的人口流动有所不同，“文化大革命”时期，许多部门连工作都无法正常开展，许多迁移人口在活动结束后又返回原籍，时间短、作用小。这种经过统筹组织和计划的行政移民，与20世纪80年代后以生存和牟利为直接目的的经商务工流动人口不同，与20世纪90年代由政府组织的三峡库区移民、扶贫移民（将贫穷的山区民众移到适宜生存、便于发展的地区）等也有所不同。因此，“支援边疆建设”能够很好地概括这一时期的各类人口迁移，是探讨共和国十七年中国移民问题所不能忽视的。
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在世界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过程中，东部沿海地区成为国家建设和政策扶持的重点。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东西部差距不断加大，最终制约着东部经济的继续增长与国家整体实力的提高。为此，中央于2000年又提出“西部大开发”的战略与目标，与以国家计划、政府指令为依托的“支援边疆建设”不同，“西部大开发”是在政府扶持与提倡下由市场主导进行的，其中产生了大量以牟利为目的流动人口。但是，“西部大开发”的潮流正是“支援边疆”行动的延续与发展，这种转变不仅是认识中国国内移民的关键，更反映出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变迁。
客观地说，“支援”和“帮助”实际上也是为了国家战略的需要，边疆在被作为落后的一方接受“支援”的同时，也“帮助”了其他地区。计划经济时代，“支援边疆建设”极大缓解了人口稠密地区的人口压力，更主要的是提供了国家急需的战略物资如橡胶，人民生活必需品如粮食、棉花、木材等。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开发西部”又为东部和中部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和商品市场。所以“支边”和“援内”是相互的，人们通常看到“支边”的现象，而忽略了隐含其后的“援内”的本质与意义。
云南历史是中国历史整体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如同历史上中原王朝对云南的经营和开发总是从全局战略出发一样，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迁移的趋势也不可避免地会对云南产生影响，共和国各种类型的移民都能在这里找到对应的群体。同时，作为边疆省份，云南人口迁移的历史又有着与内地省份不同的特点，例如，在全国以垦荒为主的移民潮中，云南国营农场迁入的大量人口就与其他地方参加农业生产的农垦移民不同，云南农垦以橡胶垦殖为主，农垦人口大多从事橡胶种植和生产，甚至被称为“橡胶移民”。[6]在内地省份和沿海城市精简城镇人口、中小学毕业生就业困难、大量社会青年无法安置的时期，云南却缺老师、缺卫生人员、缺汽车驾驶员、缺技术工人、缺财会工作者……各行各业都存在基本从业人员不足且本省劳动力无法解决需求的状况。云南农垦系统因大规模发展橡胶需要增加劳动力，又恰逢1958年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提出从内地动员青年到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参加社会主义的开发和建设工作”，经云南省委给中央政府打报告后，划出一部分原计划支援新疆的湖南人口到云南。[7]由于缺乏财贸行业人员，云南主动报请中央批准，在上海、天津、武汉“招收、抽调部分学生和商业职工，支援边疆商业工作”。[8]因此在很多情况下，云南人口迁移不仅是国家统一政策和运动实施的结果，更体现和反映着地方的需求。
相比同时期“进军北大荒”和“开发大西北”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浓墨重彩的移民运动，地处西南的云南无论在人口迁移的规模还是数量上都远远不及它们，因此往往为人们所忽略，但是共和国十七年中的云南移民与其他边疆地区的人口迁移不尽相同，独具特色。作为共和国接纳移民的重要系统或部门，东北、西北农垦以军队建制建立，以垦荒和生产粮、棉等生活资料为主，而云南农垦却走了一条不同的“非军垦之路”，它是以发展战略物资橡胶为主建立和发展起来的非军事化的国营农场。在1950 — 1966年中国工业大发展、农业垦荒大开展的时期，与东北和西北边疆轰轰烈烈的人口迁移相比，云南的工农业移民是相对较少的。但是，迁入云南的移民却包罗了各行各业、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员，相对均衡的行业、阶层人口迁移是云南这一时期的又一重要特点。另外，共和国十七年中的云南移民具有与同时代其他边疆地区不同的特点，而纵观历史又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口迁移的历史延续性。
1950 — 1966年，作为政府移民和建设重点的西北、东北边疆，其广阔的生存空间也吸引了大批自流人口，同一时期的云南人口迁移，规模并不是最大的，数量不是最多的，自发移民也不多，更具有共和国计划移民的特征。在这种历史现实和条件下，云南边疆发挥自身的主动性，根据不同的需要向外招徕移民，因此移入人员涉及的从业领域非常广泛，不同于移民西北、东北主要从事农业生产，或到工厂、矿区、林区工作的人口的情况，也不同于过去云南的移民主要是政治移民和军事移民的历史。所以，无论从纵向历史，还是从横向地域的角度，共和国十七年的云南移民历史都非常具有时代特征。
人口迁移在人类发展史上不断发生，内地移民进入云南的大致情况是“元代汉人主要住在城市，明代主要住在坝区，清代则山险荒僻之处多有汉人居住，且在边境莫不有汉人踪迹”[9]。不同朝代的移民特征不同，影响不一，外来移民持续流入地的社会整合情况错综复杂。为了能够更清楚地考察共和国十七年边疆移民史，本书以1950年至1966年为时间段限，以西双版纳为具体研究范围，并择取该地具有代表性的移民群体作个案分析。
西双版纳作为一个有着特殊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历史悠久、文化多样的地区，其丰富的自然资源、独特的民情风俗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社会各界的游客、商贾、学者专家。然而，历史上这是一个长期与外界相对隔绝的地区，高山深谷、大江急流限制了中国内地人口的移入和此地居民的北上，瘴气盛行还制约着外来移民的定居，而西双版纳“民情隔阂，每由于交通之阻塞，土人对于内地之见闻，仅及于思茅普洱，再北少有所知”[10] ，正是在这种自然及社会历史状况下，封建领主制牢固地建立和发展起来。普思沿边行政总局时期，西双版纳设立县政府开始了“土流并治”，行政总局长柯树勋推行的一系列措施，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当地的封建领主制经济与土司势力，因贸易出入或短暂停留西双版纳的人口有所增加，但外来移民定居此地者仍然很少。(www.xing528.com)
1950年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第四兵团和滇桂黔边纵队配合，渡过澜沧江，进驻西双版纳；1951年春，中央访问团到达西双版纳，2月在佛海（勐海）县城召开西双版纳地区各族人民代表会议；1953年1月23日，“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区”宣告成立；1955年6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西双版纳自治区改名为西双版纳自治州。之后，随着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和平协商土地改革的完成及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内地移民进入西双版纳的壁垒逐渐消除，移入人口日益增多。据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西双版纳已大体形成傣族、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口各占三分之一的格局。这一格局源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量内地人口的移入，开始于1950 — 1966年十七年中的边疆移民。
在厘清十七年人口迁移状况的基础上，本书中择取了西双版纳较有代表性的两次“支边”事件和人群作为个案研究的代表：迁入农垦系统的西双版纳湖南“支边”青壮年集体迁移，集中居住，数量大，稳定性较强，循着一种比较明晰的轨迹群体变迁；武汉“财贸支边”人员可以看作各类迁入地方行政事业单位从业者的缩影，他们临时集中迁移，之后又很快地散布于边疆各个领域，走上了各自不同的道路，是个体生命多彩历程的代表。通过个案的考察，进一步从移民自身的角度去理解他们的生活与历史，分析他们所处的时代和社会，探讨特定的时代和社会对他们各自的生命旅程造成的影响，在文化接触过程中他们的行为和思想的变化，最终揭示湖南人和武汉人为什么会在西双版纳相遇，他们怎样走到一起，走到一起后怎么样等问题。
今天的中国社会，正是从共和国最初的十七年走过来的，“支援边疆建设”是这一时期的重要历史事件。如今“支边”一词已经渐行渐远，正在被“开发”所取代，这是一个极大的转变，“支边”和“开发”分别代表了共和国最初的十七年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四十年两个不同时代的边疆移民。因此1950 — 1966年移民状况的研究、十七年“支边”的经验教训、“支边”历史现象与深层次“援内”意义的揭示，对于回顾我们走过的计划经济时代，认识我们正在经历的市场经济时代，以及思考我们正要经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都有不可忽视的借鉴作用。
边疆移民的原因，移民的分布，移民及其后裔的适应定居、发展变迁是移民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十七年“支边”的边疆移民如今大都健在，通过对他们和他们后代的观察与访谈不但可以弥补文字材料的不足，还能重现移民变迁的生动过程，并印证历代移民变迁，是对新领域、新方法的尝试和探索，对移民研究具有理论意义。
边疆移民怎样与其他人群交往融合，怎样对当地社会产生影响，是我国边疆历史及社会研究的重要领域，研究和了解当时移民社会遗留下来的特点，对于认识经历过移民社会的国家和地区，具有现实参考价值。
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本书以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为指导思想，客观分析考订1950 — 1966年间中国人口迁移与流动的概况、特点；以“支援边疆建设”为切入点，探讨十七年间的边疆人口迁移与社会发展；深入分析这一阶段的云南人口迁移并通过访谈，结合文献资料，以西双版纳湖南人、武汉人为个案，考察他们是怎么迁入的，怎样生活的，他们的心态怎样变迁，并通过对二者的研究和对比，探讨不同类型边疆移民的具体情况；与西双版纳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相联系，深入揭示边疆人口流动与社会变迁，以完善、深化中国移民史及边疆社会史研究，对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边疆的经济建设、民族发展、国防巩固及今天社会历史条件下的移民问题提供一定的借鉴。
本书的研究对象为1950 — 1966年间迁入边疆并实现定居的人口，即对十七年边疆移民的考察，并以移民西双版纳的湖南人和武汉人为个案研究的对象，具体内容包括迁移的背景、时间、过程及迁入后的发展变化历程，实际上涉及半个多世纪的时间段。鉴于内地迁入边疆移民分布的广泛性，探讨某地某人群的变迁历史，不可避免地要联系其他地区特别是周边地区的情况，并可能使用相关情况例证客观对象。此外，在讨论移民与边疆社会的关系时，其空间范围则不受此限制，可以扩展到整个云南或中国的其他边疆地区。
几个概念的说明：沿海、内地、东部、西部、边疆等是文中多次出现的重要概念。在学术研究中，有地理边疆、政治边疆和文化边疆等不同的边疆概念，它们之间互相区别又相互联系。本书中所使用的边疆概念主要是从地理角度出发的内陆边疆。一般来说边疆与内地相对应，同时因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有关于沿海与内地关系的论述，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大致以京广铁路为界区分的沿海和内地两个区域经济概念在中国被广泛使用，之后，这两个概念逐渐被东部与西部取代[11]。也就是说，“内地”一词在不同的语境范围内所指代的意义不同，中国的内陆边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又分别被称为内地或西部地区。本书的“边疆”所指范围大致等于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内地，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西部区域中与境外接壤的省区。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内地与边疆相对，在实际指以京广铁路划分的“内地”概念时，将会加上引号以示区别。
本书涉及的几个主要领域的研究状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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