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定性是风险社会的稀缺资源，而不确定性是风险社会的显著特征。人工智能时代给人类社会带来的不确定性前所未有。人工智能时代人类的命运将会如何？人工智能时代的权利需求又将如何？上述问题的答案处于动态变化的过程中。这种不确定性的状态使得民事法律责任规则设计中如何协调现实性与前瞻性、稳定性与滞后性等关系的问题十分显著。
1.人工智能未来图景的不确定
人类对人工智能的未来发展充满了美好的期许。继工业革命将人类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后，人类希望通过智能革命减轻脑力劳动的负担。人类构想的未来理想生活图景是，人类在保持主宰世界的地位的同时由智能机器（人）来最大限度地负担体力和脑力劳动。
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和应用的普及改变了人类与智能机器（人）之间的关系，社会稳定和安全等问题随之产生。人类需要反思其在社会生活中存在的意义与价值，重新定位人类与智能机器（人）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和普及是否会造成大规模失业进而诱发社会矛盾冲突？人类是否会形成对人工智能的过度依赖并因此导致丧失基本生存能力？充满危机意识的学者认为：“尽管无法肯定，成佛的孙悟空是否真的永不再反，但可以肯定，创造出孙悟空是一种不顾后果的冒险行为。”[80]人们不得不深思，当人工智能能够代替人类智能进行思维和决策时，人类的自由和安全是否能够得到保障。
2.人工智能权利需求的不确定性
社会进步与权利需求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人类历史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争取自由与权利的历史。随着历史向纵深发展，自由的享有渐次得到了增容，权利的目录也在不断增加。”[81]族群权利的确定及固化需要经历漫长的历程，且通常伴随硝烟和战火。随着人工智能自主意识增强，人工智能的权利需求是否会增强？社会是否会演进到人与智能机器人共存的阶段并出现智能机器人为争取自由和权利而与人类斗争的情况？科幻影片《机器管家》（Bicentennial Man）讲述了家政智能机器人安德鲁在意识觉醒后不断模仿人类，进而要求人类将其作为人类而非机器对待的故事。具备高度智能的机器人会向人类要求更多的权利，这也提醒我们，技术上的可能并不成为道德上的应当。
3.人工智能时代法律的能与不能
人工智能时代，传统法律体系是否会发生颠覆性变革？是静观其变还是积极应对抑或超前规制？激进的学者认为，传统法律体系难以满足人工智能时代的法律需求，法律规则体系需要未雨绸缪地进行规范，防患于未然。保守的学者认为，应当“坚守法律的保守、求稳性特点，对新出现的、主要是其它专业制造的、我们对它仅仅一知半解的问题，不要自作多情、迫不及待地去拥抱接吻”[82]。(www.xing528.com)
（1）颠覆论
激进的法学研究者认为，人工智能对法治的冲击是颠覆性的，它将引发对传统法律体系的全面而深刻的反思。
（2）有限影响论
郝铁川教授发表了题为“不可幻想和高估人工智能对法治的影响”的文章，从人工智能与人的关系、辩证逻辑思维、法律原则和模糊性法律规范的适用、判断证据真伪的能力、纠纷解决中法律人的灵活性等角度，论证了人工智能对法治影响的有限性。他将人工智能与20 世纪90 年代在法学界引发激烈争论的“克隆人”进行类比，“根本不相信人工智能能取代人类、取代人对法治的根本主导地位”[83]。
（3）既有规则完善论
有学者对超人工智能时代民法规则的社会功能持乐观态度。即使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达到了超人工智能的水平，但只要正确地运用现行民法的基本规则和理念，由人工智能引起的法律问题自然会迎刃而解。[84]
人工智能时代的法律规则设计需要在创新与保守之间寻求平衡。一方面，法律规则设计需要具有前瞻性。人工智能时代，权利、义务以及责任的合理配置有利于消除因未来图景不确定所带来的恐慌。诚如有学者所言：“权利的传统价值在于保障自由，而在风险社会的视野中，权利的价值视野偏重于对确定性价值的追求和确认。”[85]另一方面，法律规则设计需要与现实生活保持相对一致，持审慎而严谨的态度，不能因过度超前而影响创新。“必需且迫切的法律规制不等于法律压制，更不能因为对技术的过度担忧而束缚人工智能技术的正常发展，应该让伦理的归伦理，法律的归法律。”[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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