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全健康概念应用于基于科学的政策的发展和执行并不是一个新想法,但在过去10年中,随着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有必要让跨学科团队参与解决复杂问题,团队可能包括动物和专业医疗人员、野生动物专家、生态学家和农业经济学家等。在科学家、行业利益攸关方和政策制定者之间发展良好的伙伴关系也有助于改善交流,这是成功接受政策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在采取“全健康”方法时应考虑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善治”的必要性。随后将使用来自新西兰的案例研究来说明在政策制定中使用全健康方法的附加价值,以及在将科学转化为政策时采用综合跨学科方法的好处。
2007年,新西兰发布了一项生物安全科学战略——《保护新西兰:新西兰生物安全战略》[4546],该战略认识到,实现良好的生物安全成果依赖于多学科、多部门的方法以及负责生物安全的不同政府机构之间的合作。
新西兰此前从未在家禽中发生过高致病性禽流感(highlypathogenicavian influenza,HPAI)病例。禽流感的监测包括针对野鸟和家禽的主动和被动监控计划[47-53]。迄今为止,只在野鸭中报告了禽流感病毒[54-57],但在候鸟的样本中没有[58]。
在新西兰监测计划中取样的候鸟包括斑尾鹬(limosalapponica)和红腹滨鹬(calidrascanutus)。这些物种在9月底到11月抵达主要的北岛米兰达岛后不久就被捕获[53]。海岸鸟之所以成为目标,是因为它们的迁徙路线,从亚洲的北极地区和北美延伸开来[59]。2004年新西兰政府实施了加强的主动和被动监测,以应对H5N1病毒在亚洲各地的传播,以及对其经由东亚抵达新西兰的担忧。
流行病应对计划需要协调一致的全球行动以及国家一级的行动。善治是必不可少的,新西兰已与在亚太区域开展活动的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发展了良好关系。在国际层面,为了加强全球努力发现和处理潜在疾病威胁,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oodand AgricultureOrganization,FAO)、世界动物卫生组织(WorldOrganisationforAnimal Health,OIE)和WHO联合开发了一个框架,用于国家进行对话和谈判来解决人类—生物—生态系统界面的健康风险与挑战[60]。(www.xing528.com)
此外,OIE和FAO这两个处理跨界动物卫生问题的主要机构发起了《跨界动物疾病逐步控制全球框架》。在这一框架下,OIE-FAO区域动物卫生中心向成员国提供技术支持,并评估国家和区域项目。这种区域和国家的联合努力通常会为综合疾病预防提供更强有力和可持续的政治支持,并促进彼此的信任、透明度和合作。
新西兰政府已经制定了一套文件来概述禽流感应对中众多参与者的角色和责任[61-62]。“整体政府”方法被应用在对影响人类和动物的禽流感病毒株的防控措施,这体现在卫生部、环保部和初级产业部就生物安全活动签订的谅解备忘录中。应对甲型流感的“政府整体”方法建立在国内和外部安全协调(domesticandexternalsecurity coordination,DESC)系统的基础上,该系统概述了对每个机构将提供的信息和资源的预期[62]。新西兰所有生物安全应对计划的基础是《1993年生物安全法案》,之后由初级产业部牵头制定了《危险生物应对政策》和《禽流感病毒应对政策》,以应对可能危害人类、环境和经济发展的生物体的反应[61]。
在上面提供的例子中,我们用案例研究说明了为预防和控制传染病制定科学政策的一些成功和挑战。同时,要想有效地使用全健康方法还应确保社区参与和公共教育[63]。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