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本效益测量指标在全健康研究中的应用及优化方案

不同学科之间的合作需要时间、财政资源和智力上的投入，这就要求合作需要产生附加值或协同效应。全健康概念中最核心的附加值是拯救人和动物的生命、节省资金和改善生态系统服务。不同的成本效益测量指标在量化全健康研究的附加值发挥重要作用，同时又密切合作产生最大化的附加值（图3-1）。

图3-1　成本效益测量指标与“全健康”附加值的关系网

1.减少疾病确诊时间

跨部门沟通，缩短疾病检测和确诊时间，并在源头进行早期干预。例如，布鲁菌病和Q热的动物—人疾病横断面研究可以更快地确定人疾病的动物来源［1-2］；在乍得的流动牧民中［3］，可以证明人血清维生素A的水平取决于牛乳维生素A和β胡萝卜素含量；评估卫生相关病原体和重金属等污染物的来源［4］；加拿大抗微生物耐药性监测综合方案（http：／／www.phac-aspc.gc.ca／cipars-picra／index-eng.php）同时监督人、动物和环境中抗微生物耐药性。这种综合监测不仅涉及技术能力、设备和人力资源共享，最重要的是需要跨部门沟通和决策。(www.xing528.com)

2.疾病同分担和成本分担

多部门协作、合理分担疾病成本，进而节约社会成本。跨部门研究疾病，一个部门采取的干预措施可能会给其他部门带来好处，与单一部门相比，跨部门能更全面地了解如何降低社会成本和控制疾病，可增加效益［5-6］。在联合疾病监测系统中，通过共享实验室资源、昂贵的设备和人力资源，可以进一步节约成本。如乍得的结核病实验室可同时处理人和牲畜样品［7-8］，因此，节省了管理两个分枝杆菌实验室的财务和人力资源成本。

3.效益最大干预

有效的评估疾病成本和措施，以实现最大效益的干预。动物和人之间的疾病传播通常是动态的，需要数学模型来解决其非线性过程，这种模型可以结合经济分析模拟不同部门的干预［9-10］。通过该方式，可以在所有相关部门之间确定具有最高杠杆、最大收益和最佳成本效益的干预措施。例如，在一个非洲城市进行的犬—人狂犬病传播模型清楚地表明［10］，与单独的人类预防相比，大规模地给犬接种疫苗会在6年后显示出更有效、更优成本效益的结果，而这些效益无法从单独对犬和人进行预防中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