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探讨歌德的生活和著作：布鲁门伯格的独特贡献

本书所包含的内容远远超过了我所做的哲学分析。它包含了关于一神论和教义范畴出自多神论和神话中并与之相区别的细致讨论，这种讨论对研究《圣经》、诺斯替主义（历史上的一个关键的过渡情形【intermediate case】）、基督教以及像乌托邦主义和索雷尔所说的社会神话这样的“非宗教”现象都颇具启发性。如果信仰的信条并不“单纯是神话”（就像我们关于与理性对抗的力量的“摩尼教”神话所可能描述的那样），如果仅把它们称为教义毫无益处，那么它们到底是什么？什么是像“革命”或“存在”这样的“不可见上帝”的拥护者所持的准宗教态度？布鲁门伯格给出了关于（它认为唯一的、至关重要的）真理的一种“教条主义”态度的概要，他并没有把这种态度妖魔化，而是把它作为我们所熟知的少数几种关于实在与真理的非常有说服力的态度之一提了出来。基督徒（就像乌托邦主义者等人那样）也许会认为他的分析是错误的，但他们不得不承认，很少有不自称基督徒的哲学家像布鲁门伯格那样，在这本书以及他的前两部著作中如此严肃和富有创见地探讨基督教。

最后，本书细致考察了许多在现代文学中仍在进行的“神话研究”的例子。由此引出的一个显著事实就是，个别神话的持久性（致使浪漫主义认为它们是非时间的、原始的）与它们获得全新的、未知的样子可以并行不悖。

时间并不消磨意义丰富的事例；它把事物从它们之中引出——尽管我们也许不会补充说，这些事物一直都“在它们之中”。对神话而言，就尤其不适合补充。当阿尔贝·加缪说人们应当把西西弗斯想象成快乐的时候，“符号”（sign）的改变使神话潜势（potential）的能见度（visibility）的增加。当保罗·瓦雷里暗示我们，刻画一个曾经被诱惑的人的唯一方式就是把他描绘成他本人在诱惑梅菲斯特，从而“纠正”了浮士德的故事时，某种东西就变得越来越清楚了，它不可能被弥补和附加上去，而是随着经典的魔鬼形象变得愈发低劣而离得越来越近。(www.xing528.com)

这些有案可查的“神话研究”（work on myth）的例子以及许多其他例子使我们看到，“实在的绝对论”和“语词的达尔文主义”这些假说试图刻画的未记录下来的“神话著作”（work of myth）的本性，同时也增加了我们对（“后神话”）时代及其造就者的理解。

本书的第二部分是一个扩展的关于“神话研究”的案例研究，这就是普罗米修斯神话，从它在赫西俄德和埃斯库罗斯那里最早出现的样子，到20世纪纪德和卡夫卡的版本。与西西弗斯神话的显然简单地记录历史不同，在这两千五百年里，普罗米修斯神话的记录历史所呈现出来的样子和解释种类多得不可胜数。在这种情况下，布鲁门伯格特别把歌德选出来展开论述，整个第四部分都是关于他的。熟悉歌德的读者将不会奇怪他在这里为什么会被如此看重。了解了以下几个事实，我们就会觉得，这即使不是不可避免，也是顺理成章的了：他处于德国（和法国）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之间（他没有加入任何一派）；他是魏玛的宫廷天才，在社会中有着华而不实的地位，这使得观念在他的生命中所扮演的角色要比在大多数人那里更加关键和明显；他把审美的“多神论”与斯宾诺莎的科学泛神论，即“神话的”与“现代的”思维模式结合起来，这一二重性重现于他把虚构性的神话著作（特别是对普罗米修斯主题的一系列修订，从1733年他早年的“普罗米修斯颂”到1808年的《潘多拉》以及后来的著作）与概念性著作（主要见于他的《谈话录》和自传《诗与真》）结合起来，这两种类型的著作对于他既作为一个艺术家又作为一个人的能力是至关重要的。几乎每一个德国哲学家都以某种方式讨论过歌德，而且动辄长篇大论。卡西尔、卡尔·洛维特和格奥尔格·卢卡奇（尽管他不是一个德国人，却处于德国“文化圈”中）都是著名的例子。不过，他们当中是否有人像布鲁门伯格在本书第四部分那样深入研究歌德的生活和著作，令人怀疑。与此同时，布鲁门伯格能够把歌德的“世界观”——包括它的某些最有影响力的和悖论性的部分，比如多神论与斯宾诺莎主义的结合、“恶魔的”（demonic）概念、“除了神自己，没有人能够反对神”（Nemo contra deum nisi deus ipse）这一格言以及与拿破仑的关系——集中到一个在关于歌德的文献中似乎是独特的位置上。我们将会在引人入胜的内容中看到，对歌德所说的“意象”的研究（既不把它看成对理性的概念工作的替代，也不看成与之无关）是如何可能帮助我们理解是什么使得个人和人类的生活和创造性成为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