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主义神话概念的替代方案：语词的达尔文主义

对我们来说，“启蒙运动”关于神话与科学理性之间关系的概念仍然占据着统治地位。在对这一概念作另一番考虑之后，布鲁门伯格提出了一个理论，这个理论所提出的方案不同于我们关于神话本身的本性和过程所持的那种占统治地位的观念。启蒙运动及其拥护者一般说来并不把神话看得太认真，更不会提出一种关于神话的理论，于是乎，许多（如果不是所有）关于神话的著名理论（有意无意地）都与浪漫主义有许多相似之处。德国浪漫主义理论家，比如谢林和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等人，都把神话看成人类某种原始的、“原初的”天赋（如果不是一种启示的话），他们对希腊、印度、挪威和凯尔特的神话能够幸存下来——尽管当时有书写、一神论宗教和“启蒙”的传入——以及神话在世界文化中的无所不在感到惊讶。包括文学研究、人类学、心理学在内的研究神话的现代学科也许并不使用这种暗示性的语言，但是有时它们的确依赖于一种类似的基本图示，比如它们会研究既定的神话“储备”（stock）在文学中是如何被“使用”的，不同文化中的各种神话是如何基于某些普遍的“结构”的，或者个人或人类童年期的某些普遍经验是如何在无意识和神话中起作用的——这些都假定神话主题的（格式塔心理学意义上的）“完形趋向”（pregnance）、明确的定义和激动人心的力量从一开始就完全表现出来了，神话本身是没有历史的。与此不同，布鲁门伯格提醒我们，我们从荷马、赫西俄德、《罗摩衍那》那里，从我们“原始”文化中的语料提供者那里得知的成熟的神话学，必须被想象为数千年讲故事的产物，在这一过程中，越来越多的故事、人物形象及其变体接受听众的检测，故事讲述者的成功甚或生计都依赖于听众的积极认可——这种“检测”的一个结果就是，它们当中的大多数由于不具有幸存下来的材料所具有的那种影响力而被抛弃。换句话说，流传至今的神话储备是这样一种产物，它并非源于一种毕恭毕敬的传承过程（比如以书面文字尤其是手稿产生影响），而是源于一种无情的“自然选择”过程，布鲁门伯格称之为“语词的达尔文主义”。在这一过程中，神话材料的令人信服的力量通过故事讲述者和听众的联合“研究”（work）（建设性的和破坏性的兼有）而显示出来，并且逐渐得到“优化”。正是这一过程，而不是任何天赋的、原初的人类禀赋，解释了“完形趋向”以及幸存于它的神话的持久性。与进化相似，神话的产生不是我们能够直接观察到的；事实上，对于它们的认识更加困难，因为我们没有“化石”来说明神话形成过程中的各个阶段。但是，和进化一样，如果我们因这一困难而没有构建一个假设性的机制，我们就只能或者完全处于无知，或者认为是同时被创造出来或（柏拉图式的）预先形成。“选择”是唯一可能使我们理解一种实际过程的理论，尽管它无疑是一种假说。

这当然是一种新的神话观念。研究口头文化中的神话的学者从未对其模式的历时发展过程做很多思考。当然，他们起初曾经关注神话的“共时”排列，这些是他们直接面对的东西；他们著名的起源假说被认为是在这一排列中通过神话以外的实在（天文学的、心理学的、宗教仪式的等等）被“反映”出来。他们的理论提供的不是一个随时间发展的过程，而是一种本质上静态的图景——正如我所说，这与基本的浪漫主义图示一致，根据这种图示，每一个神话都一直具有它现在所展示的“完形趋向”；而那些研究了“口头文学”的转播机制——通过布鲁门伯格所假设的“说者”与听众的互动，它必定与不断增长的“完形趋向”有关——的学者，比如米尔曼·帕里（Milman Parry）和劳德（A.B.Lord），实际上更加关注民间史诗本身的得以幸存，而不是其内容如何获得它对我们展现的那种力量和吸引力。所以他们的模型从本质上说也是静态的，而非动态的。

布鲁门伯格的“语词的达尔文主义”与把进化观念用到人类历史中也没有什么关系。与达尔文的《人类的由来》（Descent of Man）以及世纪之交的其他一些著作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不同，“语词的达尔文主义”并没有描述人类个体或总体的幸存或“选择”。试图发现社会体系的进化过程的更近一些的努力并不经常关注进化对于生理躯体（physical bodies）和文化建构的作用，正如布鲁门伯格所说（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不能用“社会达尔文主义”来描述整个人类经验）：

导源于进化机制的有机系统通过躲避那种机制的压力而成为“人”，它是通过给自己设定一种幻体（phantom body）似的东西而做到的。这就是他的文化、他的制度——以及他的神话的领域……选择的条件不再到达作为一个生理系统的人并对其发生作用，因为他已经学会让他的人工制品和工具而不是他自己服从于适应过程……“适者生存”适用的是这些，而不是其制造者。

这一惊人的观点与布鲁门伯格的哲学人类学完美地结合了起来。在他的哲学人类学中，人缺乏本能来把自己置于一个生态位，文化正是对这一困境的独特解答。我们看到，通过代替我们经历一种类似的过程，这一“解答”保护我们免受正常的生物选择过程的作用。(www.xing528.com)

由我前面引用的这段话可知，“理论和技术”属于服从这种选择过程的文化现象。既然如此，最显然的也许是，这种选择如何可能——通过“生产力”的发展以及预言与预防能力的发展——保护人类免受达尔文主义选择对其自身的直接作用。布鲁门伯格声称，事实上——尽管对“损害总体结果的……选择所造成的具体系统中的不一致”作了必要的保留——“通过这种标准，客观的进步不仅曾经有，而且现在也有……历史，无论它可能是什么，都是一个优化过程”。这种“客观进步”不仅在理论（即科学）和技术中发生，（通过一种奇特的组合）在神话中发生，而且也在被布鲁门伯格概括为“制序”（institutions）[1]的整个“行为模式和思维结构”领域中发生。

“制序”这一术语有其特殊的含义，它是由前不久过世的德国哲学家-人类学家盖伦（Arnold Gehlen）提出的。它规定了一套行为模式或思维结构，它们不是被理性地或有意建构的（如“制序”在通常意义上的理解），而是作为“我们做事的方式”或思想方式直接继承下来并被想当然地加以接受，不需要作任何明确的辩护（拉丁文词根institutio的一个主要含义“习俗”表达了这一观念）。布鲁门伯格把由千百年来的“选择”所产生的各种“制序”——社会的、文化的和神话的——与浪漫主义的那种（至少是相对而言）无法实现的承诺进行对比，即浪漫主义最喜欢把神话的生产动原（agency）归于想象：

1968年5月，当“想象应当掌权，并且即将掌权”这样一个口号赫然出现在巴黎的墙上时，审美理想主义的后辈们无不为此欢呼雀跃，这保证了一切都将变得不同，变得更好。没有人觉得自己需要追问一下——也没有人被允许这样问——想象应当提供什么，它曾经给予过什么。我们可以自信地把波德莱尔的“想象创造世界”反过来说，断言想象永远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乌托邦”这一文学类型的实例以及与之相伴随的（不愿被承认的）贫困，表明了想象追求并且突破由否定所创造的缺口（opening）的能力是什么……没有想象可能发明出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通过生存规范、世界阐释、生活形式、分类、装饰和徽章等方式所收集到的东西。所有这些都是一种选择过程的产物，这个过程已经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选择的水成论总是要比理想主义美学对想象所期待的火成论开始得早一些（has a head start），因为它决定了后者的基本可能性。

这是某种宣扬人的想象的极端主义，相对于布鲁门伯格对神话作为一种原初的人类禀赋或启示的观念的较早批判，对这种极端主义的批判是一个重要补充。因为尽管这两种对神话的可能解释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冲突（原初的“启示”和原初的“诗”），它们其实都是浪漫主义的基础，浪漫主义也许隐秘地渴望，通过把它们统一起来，把神话和诗统一起来，把当前与“起源”统一起来，把“现实”与想象统一起来，就能克服我们历史经验的不断加剧的偶然性。“语词的达尔文主义”提供了关于神话与艺术、继承下来的文化的持久性以及文化多样性等现象的另一种论述，赋予这些重要的浪漫主义观念以可信性，有助于从浪漫主义这边克服我们思想中充斥的启蒙运动与浪漫主义态度之间的对立——就像“实在的绝对论”模型有助于从启蒙运动这边克服这种对立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