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德与马克思的支配与奴役思想

罗特斯泰因（Abraham Rotstein）　著

罗晓颖　译

把那位农民的激烈反对者与这位无产阶级的福音书作者相提并论，再没有比这更可疑的企图了。[1]他们的教义相隔超过三个世纪，其目标世界更是截然不同。他们之间的实质性差异足够写好几本书了，我们在此提出的这些差异，则肯定有些想当然。

在路德和马克思所从事的伟大斗争中，还有少量事实隐约显示了他们的不同眼界。俩人都是西方天启传统中的著名人物。这一天启传统想象中的世界，承受着来自统治（domination）与压迫（oppression）（尽管有不同的界定）那难以抗拒的重负，并且，这一传统继而要为被压迫的世界提供一个完美共同体的美景（a vision of perfect community）。路德的天国——路德感到其在尘世的存在已依稀可辨——许诺了一种政体，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有着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

试图把路德变成一位潜在的共产主义者，或者违逆其意地把马克思变成一位现代基督徒，都远非本文目的。他们拥有的是相同的修辞结构，即对天启传统的独特表达，也即，它以一种系统方式，逐步从统治与压迫的原始状况走向完美共产主义的顶点。

这样一个中间过程可能并不容易看明白，尤其是当两位作者采用突然的修辞变化，来描述从势不可挡的“压迫”到完完全全的“拯救”之时。在通往其王国途中逐渐被理解的路德神学，其中有某些互不相干的因素，（在修辞风格上）充当了马克思走向社会主义的辩证道路上未曾意料的线路图。

像一座桥梁横在路德与马克思之间的，是那位杰出而神秘的人物——黑格尔。黑格尔思想有许多来源，尤其是古代希腊人和他自己的同代人，但其哲学的路德宗立场却被大大地忽略了。作为图宾根路德神学院的一名不安分而又好怀疑的毕业生，黑格尔在以后的生涯中仍能承认：“我是马丁·路德的信徒，并且经由哲学而深深地植根于路德教……它内在地包含着一种更高的精神，高于单纯人类传统的精神”。[2]他认为，新教改革是Die Haupt-Revolution，伟大的革命，[3]基督教的自由的中心教义也在他自己的哲学中再度回响。按新教的说法，基督教是关于整全的真理，是关于个体自我意识的真理，但在黑格尔看来，基督教却出现在某些过时的形式中——神话、奇迹和传说。对启蒙一代而言，有必要把“宗教神话的语言转译成思想的语言”。[4]

本文的探究主要受惠于黑格尔，虽然我所能做的，也只是偶尔提及其著作以承认这一恩惠。[5]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讲了一个关于支配（lordship）与奴役（bondage）的著名寓言，本文的基本前提正是从中导出的，但形式变了，[6]不过寓言引出的结果超出了我们当下的主题。（至于如何解释这一寓言，即使在表面上，解释者们也没有达成全体一致的意见）。

现代政治也关心支配（Herrschaft）和奴役（Knechtschaft）的问题，但倾向于将它们的意思分别视作“统治”（domination）和“压迫”（oppression），这两个词也是眼下分析的起点。不过，黑格尔思想中潜在的宗教基础被忽略了，而在其使用的圣经词语“主”（Herr）和“仆人”或“奴隶”（Knecht）中可以得到辨识。自路德以来，支配（Herrschaft）与奴役（Knechtschaft）就一直是新教神学的中心问题。德语允许对这些词语作政治上和神学上的双重释义，黑格尔则试图利用并协调这种（词义的）模棱两可（ambiguity），这一企图是造就其广阔视野的关键。

当下的尝试，试图从一个更利于黑格尔的视角，来比较先行者路德和后来者马克思。可以把这种尝试看做如下这种应用，即，把黑格尔关于支配与奴役的主题应用到宗教与政治的天启传统上。在某些更为不同的语境中，可以把握到这两个普通词汇——Herrschaft和Knechtschaft的修辞特性。

我们一开始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一种框架中，其存在比分隔了路德和马克思的三个世纪还长得多。路德小心翼翼地追随圣经的源头，尤其是保罗，而在此意义上，或许我们可以说，天启传统的时间跨度不是只有三个世纪，而是整整三千年。

我所依赖的首要修辞方式是倒转（inversion），[7]它与更加广为人知的辩证法（dialectic）一词紧密相关。海德格尔注意到了黑格尔的发现，一个特殊的和不连续的意识现象。[8]但目前的研究表明，有一个更大的用以描述倒转的活动系统。这一系统不变的起点，是支配与奴役之间的对立（antithesis），而其终点，则是在理想共同体的美景中对上述对立的独特调和。我把这种形式上的系统模式称做变形修辞（rhetoric of transfiguration）。(www.xing528.com)

这种做法的限度也很明显。分析路德和马克思著述的修辞结构，并不能为他们的神学或社会主义的根本教义添加些什么，却很可能会忽视产生这些教义的经济、社会和神学背景。反之，我也不希望这些教义受到任何减损，因此，我也努力避免对之作任何细微的简化。对人类精神的褒扬，立足于人类自身的价值，而（在另一稍微不同的背景中）黑格尔提醒说，这种褒扬与对表达手段的分析没有调和余地。[9]

支配与奴役是一对共生或互补的词语，同教师与学生、或医生与病人这类词语没有什么不同。这对词语中一个词的存在，就包含了另一词的存在。支配与奴役可能存在于某种相互独立的关系中，这种关系差不多还算融洽（比如在封建时代的那些更加伟大的阶段）。然而，有必要把这两个词语置于某种相互对立（opposition）的形式中——就是路德、黑格尔和马克思所谓的对立面（antithesis）中，为的是让（词义）倒转之系统过程得以开始。

这种倒转过程，从来不会发生在此处概述的抽象形式中，而总是深深地嵌入我们思考当中的、那些特殊历史阶段的神学、社会和政治的境遇中。上述诸因素，适合于作为引起倒转过程的“媒介”。此外，我接着要识别的那些因素，分散在路德与马克思的全部著述中，然而，如果从分析的角度——对此，这些作者们仅有几分意识——来观察的话，那些因素会形成一个系统性结构。

变形的修辞也以其最质朴的形式，出现在《旧约》和《新约》中。我们将从这两本经书中，引用某些简单的例证，来构建我们的基本修辞结构。

《旧约》把西奈山立约看做决定性的时刻，而在埃及法老的残暴奴役中，西奈山之约亦有其修辞源头。这里的修辞非常清楚：“你就告诉你的儿子说，我们在埃及作过法老的奴仆”（申6：21）。耶和华征服了法老，并以公义（justice）与正义（righteousness）的高贵支配（exalted lordship），取代了专制与邪恶的支配。这样，犹太人，这些被法老压迫的奴隶，一变而成为耶和华的高贵奴仆，正如上帝所说：“因为以色列人都是我的仆人，[是我从埃及地领出来的]……”（avadei；利25：55）。如果同一个希伯来词eved仍然暗示，法老的奴隶就是耶和华的奴隶，那么，它的含义就完全颠倒（invert）了。在第一个例子中，该词意指痛苦，即不可抗拒的压迫；在第二个例子中，则意指完全的拯救，即人类最高和最尊贵的使命（vocation）。

《新约》重复着一种类似的基本（修辞）结构，但对奴役一词的定义有了变化。如今，基督徒不再受法老的奴役，而处于身体、罪恶与死亡的奴役中。希腊词doulos或奴隶的词义也被颠倒了，其方式与希伯来词eved的情况完全相同。因此，“[或作]罪的奴仆（douloi），以至于死”（罗6：16）变成了“基督的仆人”（douloi Christou，弗6：6）。同一个词汇“奴隶”被保留下来，但再次变形为“奴役”，即人类的最高使命。我称这种变形为“实质性倒转（inversion of substance）”，就是说，同一个词已经“彻底”改变了意思。

另有一种与此不同的倒转的模式，现列举如下。尊贵的“奴仆”凭他们自身的头衔，变成了“主人”。这是“形式性倒转（inversion of form）”，或者也可以说，是一种“整体性翻转”。《旧约》中的犹太人，作为耶和华的奴仆而成为“被拣选的”（即被祝福的）人，“你归在耶和华的名下”：“耶和华就必使你作首不作尾，但居上不居下”（申28：10，13）。《新约》中的基督徒，作为基督的奴仆相应地“和基督同作（神的）后嗣”（罗8：17），并且“[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来3：14）；基督徒成了“全业的主人”（kyrios panton，加4：1）。这很像是对《旧约》的模仿：“惟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即他所拥有的子民]”（彼前2：9）。

另一种大体类似的倒转过程，出现在这对词中“等级较高”的词、奴役上。尊贵而正义的主，战胜或者说摧毁了原始残暴的奴役。正像耶和华击败法老一样（申29：2），基督废止了死亡，就是“死被得胜吞没”（林前15：54）。统治（的词义）在下述两种情况下被颠倒了：身为埃及国的奴隶，却为应许之地的自由所跟随；基督战胜了死亡，“藉着福音，将不能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提后1：10）。

先前的奴隶，如今一变而成了“主人”，并与尊贵的主一起，去创造一个崭新的“共同体”美景：“[你们要归我]作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出19：6），这是在《旧约》中；或如《新约》中的神之国度，那里的居民们“[不再作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弗2：19）。

这一共同体有两个重要的政治特征：首先，在新主人与至高的主之间，所设置的目标完全一样；其次，明确宣称新主人不拥有权利，所有的权力据说都属于至高的主。且简引如下。《旧约》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作属于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出19：5）。《新约》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西2：10）。在王国中，“[再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林前15：24）。在这种完美共同体的美景中，支配与奴役的原初对立就被彻底解决了。

所以，仅就修辞结构而言，从支配和奴役的原始对立开始所发生的系统倒转过程，就是完美共同体的起因。尽管，这些词在不同情形下含义不同。对《旧约》、《新约》以及路德、黑格尔和马克思而言，这样的纲要构成了他们修辞结构中至关重要的成分，当然，一些重要的限定和差异是允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