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羊传》时月日例下详解

上章已将《公羊传》及何休《解诂》所说时月日的例，分类列举，本章要把公羊先师及何氏所持的理由，讨论一下，看看能不能成立。说《春秋》者为何要讲例？我们已在第二章说过，是欲由例以明义。《春秋》有义，自孟子揭出，后世翕然无异辞。但其义一般认为是隐微的，这在先秦已是如此。荀子说：“春秋之微。”（《劝学篇》）庄子说：“春秋经世，圣人议而不辨。”（《齐物论》，意谓未曾明辨。）亦即是左传所谓“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成十四年）至其所以隐微之故，当由于《春秋》记当时之事，有所忌讳。《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云：“孔子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既是口受其指，不可以书见，其义自不在文字上明显流露。后人研究《春秋》，想要探深窥微，寻求其指，本不能说不对。但其流弊，也因此而生，附会穿凿，在所难免。又因董仲舒说：“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史记·自序》）春秋之指，如是之多，就可以附会得无所不至。还有一层理由，更可任意附会，就是《春秋》中有知权之说。本来儒家重随时之义，（《易》随卦彖辞，随时之义大矣哉。）道理虽有极致，是非虽有标准，可是随时而异，所以知权本是可贵的。《公羊传》桓十一年九月，宋人执郑祭仲。传云：“祭仲者何？郑相也。何以不名？贤也。何贤乎祭仲？以为知权也。”又云：“权者何？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春秋繁露·玉英篇》（《繁露》宋人疑非董仲舒之书，然即非仲舒，亦当为汉代《公羊》学者所撰。）云：“春秋有经礼，有变礼。为如安性平心者，经礼也；至有于性虽不安，于心虽不平，于道无以易之，此变礼也。是故昏礼不称主人，经礼也；辞穷无称，称主人，变礼也。天子三年然后称王，经礼也；有故则未三年而称王，变礼也。妇人无出境之事，经礼也；母为子娶，妇奔父母丧，变礼也。明乎经变之事，然后知轻重之分，可与适权矣。”又《精华篇》云：“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从变从义，而一以奉人。”这完全是根据《公羊传》的。《公羊传》又说：“春秋贵贱不嫌同号，美恶不嫌同辞。”（隐公七年）美恶即可同辞，这非有知权达变的眼光，不能分辨出美恶。因此便以为《春秋》书法有常有变，其书时书月书日者常也，而其去时去月去日者变也。变必有义，孔子之褒讥贬讳之意存焉。这样一来，正反无定，美恶无准，当然会发生任意穿凿附会之病。权是可以讲的，但知权不是容易的事。孔子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末可与权。”（《论语·子罕篇》）立而后才可与权，就是要到义精理明、卓然不惑的地步，才能知权。义理之学，汉儒不惟不及宋贤，抑且不及唐之啖赵。他们所讲的例，很多不能成立，尤以时月日例为甚。现在把上章所引的例，择一部分，辨之如下。

首先我们检讨一下《公羊传》，《公羊传》虽未明用例字，而已有日月为例之迹象。所以《经典释》又云：“此传皆以日月为例。”在全部《公羊传》中，讨论时月日的，以日为多，时月甚少。关于时的，隐六年秋七月，传云：“此无事，何以书？春秋虽无事，首时过则书。首时过则何以书？春秋编年，四时具然后为年。”这是真正的《春秋》体例的说明，当然正确而无问题。关于月的，在隐公篇末有传云：“隐何以无正月？隐将让乎桓，故不有其正月也。”及定公元年春王传云：“定何以无正月？正月者，正即位也。定无正月者，即位后也。”后一条由于定公即位在六月，因此无正月，理由尚说得过去，而前一条隐无正月，因为将让乎桓，故不有其正月，这就可疑了。隐公篇中，只起首春王正月一见，以后更无正月。这是什么缘故？我们恐怕无从知道。古书中无法知道的，后人只可阙疑，不宜勉强找理由解释。朱子说：“春秋煞有不可晓处。”又说：“你如何知得他肚里事？”（《朱子语类》卷八十三）这是很谨慎的态度。可是公羊先师抱定隐公让桓这个见解，处处表现让桓，因有“不有其正月”之说，理由实欠充足。至于关于日的，如隐八年八月，葬蔡宣公。传云：“卒何以日而葬不日？卒赴而葬不告。”和隐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传云：“日食则曷为或日或不日，或言朔或不言朔？其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后。失之前者，朔在前也；失之后者，朔在后也。”又如僖十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陨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飞过宋都。传云：“何以不日？晦日也；春秋不书晦也。”这类的例，没有什么褒贬的意味在内，我们不妨承认而无庸辨。更有些褒贬之意，是何休添出来的：如庄二十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齐人伐卫。传云：“伐不日，此何以日？至之日也。”何休注云：“用兵之道，当先至竟侵责之，不服，乃伐之。今日至便以今日伐之，故日以起其暴也。”公羊原文，并未说“日以起暴”，我们只能认为可能有，而不是一定有。又僖三十三年夏四月辛巳，晋人及姜戎败秦于郩。传云：“诈战不日，此何以日？尽也。“何休注云：“恶晋不仁。”公羊原文，只说尽，未说不仁，当然很可能有恶不仁之意，但这也是经何休添出才明显的。除此之外传多说“甚之也”，“危之也”，“大之也”，“隐之也”，“难也”，“易也”，“正也”，这一类话，确都含有褒贬之意，我们举一部分出来讨论一下：

隐公三年癸未，葬宋缪公。（蒙上十二月）传云：“葬者曷为或日或不日？不及时而日，渴葬也；不及时而不日，慢葬也。过时而日，隐之也；过时而不日，谓之不能葬也。当时而不日，正也；当时而日，危不得葬也。此当时，何危尔？宣公谓缪公曰：以吾爱与夷，则不若爱女；以为社稷宗庙主，则与夷不若女；盖终为君矣！宣公死，缪公立。缪公逐其二子庄公冯，与左师勃，曰：尔为吾子，生毋相见，死毋相哭。与夷复曰：先君之所为不与臣国，而纳国乎君者，以君可以为社稷宗庙主也。今君逐君之二子，而将致国乎与夷，此非先君之意也。且使子而可逐，则先君其逐臣矣。缪公曰：先君之不尔逐，可知矣。吾立乎此，摄也。终致国乎与夷；庄公冯弑与夷。故君子大居正；宋之祸，宣公为之也。“此传发明让国反招篡弑，意思很好，但这层意思要从书日这一点表示出来，似乎太曲折了。宋刘敞《春秋权衡》卷八云：“所谓过时而日者，直指齐桓公而言尔。当是时公子争国，隐之可也。若夫卫穆公宋文公，无齐桓之贤，无争国之患，过时而日，有何可隐之乎？若如传所言者，卫穆公宋文公无他患难，而过时乃葬，宜不日以见其慢，无为乃隐之也。又所谓过时而不日者，谓平安无故，而懈缓不能葬者也。若国有忧乱，嗣子放弑，虽复过时，岂臣子本情，而当责以不能葬乎？诸如此义，不可胜纪……其蔽在于以日月为例也。”驳诘得很对。又庄公二十三年十有二月甲寅，公会齐侯盟于扈。传云：“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尔？我贰也。“这是全无根据的，所以刘敞《权衡》诋之为妄说。又庄公二十四年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传云：“其言入何？难也。其言日何？难也。其难奈何？夫人不偻，不可使入；与公有所约，然后入。”注云：“约远媵妾也。夫人稽留不肯疾顺公，不可使即入，公至后，与公约定，八月丁丑乃入，故为难辞也。”夫人在入国以前，就要和丈夫订条约，这在夫权极重的古代，是很奇怪的，可信性极少。又文公十一年冬十月甲午，叔孙得臣败狄于咸。传云：“狄者何？长狄也。兄弟三人，一者之齐，一者之鲁，一者之晋。其之齐者，王子成父杀之；其之鲁者，叔孙得臣杀之；则未知其之晋者也。其言败何？大之也；其日何？大之也。”杀了一个狄人，有何可大？且如传文所记，也近乎不经之谈。又僖公二十二年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师败绩。传云：“偏战者日尔，此其言朔何？春秋辞繁而不杀者正也。何正尔？宋公与楚人期，战于泓之阳。楚人济泓而来，有司复曰：请迨其未毕济而击之。宋公曰：不可！吾闻之也，君子不厄人。吾虽丧国之余，寡人不忍行也。既济未毕陈，有司复曰：请迨其未毕陈而击之。宋公曰：不可！吾闻之也，君子不鼓不成列。已陈，然后襄公鼓之，宋师大败。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临大事而不忘大礼，有君而无臣；以为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何休注正字，说是得正道；据传文看来，注得不错。但宋襄此事，迂得可笑，我不相信孔子会赞美他。惟隐公十年六月壬戌，公败宋师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传云：“取邑不日，此何以日？一月而再取也。何言乎一月而再取？甚之也。”这里甚之之意，可以从书日上表示出来，我们大致可以信从，但这也只是照事实记录。大体说起来，公羊本传中日月之例，尚不甚密，而且比较平实。至于何休，附会殊甚，可以说是变本加厉。现选何注若干条，指其纰缪如下：

上章所录，桓四年，七月无秋冬，十七年无夏，冬十月朔无日，这些应当是旧史脱漏，而何休以为是孔子修经时所去，表示贬桓公之意。更举出些事实，以成其说，实则都是些附会无理的话。桓十七年无夏，何氏说：“夏者阳也，月者阴也，去夏者，明夫人不系于公也。”这明是汉代今文学家好说五行阴阳的习惯，不可以附会《春秋经》。冬十月朔去日，何注说是“著桓行恶，将见杀无日”，更是牵扯得好笑。刘敞《权衡》斥其非，是很对的。杜预注《左传》，说：“今不书秋冬首月，史阙文，他皆仿此。”他的眼光比何氏高明多了。成十年，昭十年，定十四年去冬，可以一例看；今不一一细辨。庄二十二年书夏五月，五月不能首时，何注因说：“以五月首时者，讥庄公取仇国女，不可以事先祖，奉四时祭祀，犹五月不宜以首时。”取女和四时，是不容易拉上关系的，而以奉四时祭祀牵合，也很可笑。此点前人认为五月下有脱文，或五是错字，都比较合理；我想脱文可能性更大。僖二十八年壬申，公朝于王所。何注：“不月而日者，自是诸侯不系天子，若日不系于月。”这种比喻，可以说是极不伦类。杜预《左传》注：“有日而无月，史阙文”，合理得多。昭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传云：“又雩者何？又雩者非雩也，聚众以逐季氏也。”刘敞《权衡》已斥其非。而何注说：“一月不当再举雩，言又雩者，起非雩也。昭公依托上雩，生事聚众，欲以逐季氏。……但举日不举辰者，辰不同不可相为上下；又日为君，辰为臣，去辰则逐季氏意明矣。”日为君，辰为臣，分明汉人术数荒唐之说，孔子决不会有此意，其为附会更是不辨而明。

接着我们谈何休所定的朝聘会盟侵伐围入等的例。上章曾提过，何氏《解诂》中。朝聘会盟例皆时这类话，公羊先师未说过，至何注始见。（何氏当有所承，今姑认此等均为何氏所定。）我想他当是根据经文而立。所以在隐二年朝聘会盟例皆时注下，徐彦疏云：“朝书时者，即文十五年夏曹伯来朝，昭十七年春小邾子来朝之类是也。其聘书时者，即文四年秋卫侯使宁俞来聘，文六年夏季孙行父如陈之属是也。其会书时者，即庄十三年春齐侯宋人以下会于北杏，十四年冬单伯会齐侯宋公以下于鄄之属是也。盟书时者，即庄十三年冬公会齐侯盟于柯之属是也。”我们的想法也正和徐氏相同。但既名为例，必是一般皆如此，方可称为例。所以例总应该正多变少，如记诸侯之卒例日，这是可信的，但朝聘会盟等例时，是否也是正确的呢？这要看仅书时与不仅书时的比例数而定。正例能确立，才能把不这样书的算作变例；能够确定有变例，才可以进一步研究为何要有变例，是否孔子有义存乎其中。否则这例便无从建立。我们利用宋人崔子方《春秋本例》所释出的例来看一下，便知有问题。

崔书卷三公门，鲁君朝王例二，一书月日，一但书日，这当然说不上例时。鲁君盟诸侯例五十四，而书时者仅三，所以崔氏改为例日（案隐元年注：君大夫盟例日，恶不信也。徐疏云：言内君与大夫共他外盟之时，其书日皆是恶其不信也。那么，书日的都是不信之盟，春秋几无信盟，葵丘践土，都不足道，岂有此理？反之，庄九年春，公及齐大夫盟于暨，此盟马上即渝，何以书时？足见例时，大信时之说无据）。又崔书卷四，鲁君会诸侯例凡五十三，有月者二十八，仅时者二十五，时者比月者少三条，所以崔氏改为例月，实则例时例月两面都不能成立。由此看来，例根本就不能建立，更说不上有变例，何况变例见义？这明明是不待驳的。现在我们姑就上章所录朝聘会盟等等的变例，择一部分，驳之如下：

1.桓二年秋七月，纪侯来朝。何注云：“称侯者，天子将娶于纪……月者明当尊而不臣，所以广孝敬。”案《春秋》本经，桓公八年冬，遂逆王后于纪。九年春，纪姜归于京师。是周天子娶纪女在六年之后，不应这样早便尊而不臣。孔广森《公羊通义》云：“何邵公云：称侯者，天子将娶于纪，与之奉宗庙，传之无穷，重莫大焉，故封之百里，而汉书亦云：后父据春秋褒纪之义。白虎通义亦云：纪子以嫁女于天子，故增爵称侯。皆缘隐二年经有纪子，故相承为是说耳。其实彼传言纪子伯无闻，未尝指为纪君子爵。且庄四年传曰：哀公亨乎周，纪侯谮之。是西周之世，纪固称侯，益知旧说妄也。”可见汉今文经师原有褒纪之说，何氏承用，殊不知道理由是不能成立的。

2.僖十四年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来朝。传云：“鄫子曷为使乎季姬来朝？内辞也。非使来朝，使来请己也。”何注：“使来请娶己以为夫人，下书归是也。礼男不亲求，女不亲许。鲁不防正其女，乃使要遮鄫子，淫氵失使来请己，与禽兽无异，故卑鄫子使乎季姬，以绝贱之也。月者，甚恶内也。”这是何氏顺着传文而说明月者之故。但《公羊传》此说是否可信呢？范宁《谷梁传》注云：“鲁女无故远会诸侯，遂得淫通，此亦事之不然。左传曰：缯季姬来宁，公怒之，以缯子不朝，遇于防，而使来朝。此近合人情。”范氏不信公谷，而谓《左传》近合人情，这话很对。所以《公羊传》文已不可信，那么，更无从谈到加月是表示甚恶之意。

3.襄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颇来聘。何注：“月者，公数如晋，希见答；今见聘，故喜录之。”这是极荒唐的！春秋大义，尊王攘夷。鲁君屡次入晋，很少见答，心中失望，遇到楚人来聘，便高兴起来，这在平凡的鲁君已不应该，孔子修《春秋》而表示喜意，这还成为孔子吗？大害义理，丞须辟之。

4.隐十年春王二月，公会齐侯郑伯于中丘。何注：“月者，隐前为郑所获，今始与相见，故危录内，明君子当犯而不校也。”案狐壤之战，隐公被郑所获，据《左传》是在他当公子的时候。（《公羊传》以为即六年郑人来输平，讳公之获，故不言战，恐不足信。）事隔多年，况外交上两君既玉帛相见，哪会再因前事而闹翻之理。为此而危，显系附会。因此范宁注《谷梁》，便云：“隐行自此皆月者，天告雷雨之异，以见篡弑之祸，而不知戒惧，反更数会，故危之。”虽然也蔽于日月为例，可是说危的理由，稍比何氏强些。故孔广森《公羊通义》，宁可舍何取范。其实根本无危之之义，都是穿凿之说。

5.庄九年春，公及齐大夫盟于暨。何注：“不月者，是时齐以无知之难，小白奔莒，子纠奔鲁。齐迎子纠欲立之，鲁不与，而与之盟，齐为是更迎小白，然后乃伐齐，欲纳子纠。不能纳，故深讳，使若信者也。”这种说法，奇怪极了！按何氏例，君大夫盟，大信时。而此注何氏以为不月是表示信。但此事不是真信，而是讳之使若信。这样还有信不信可说吗？这完全误于“美恶不嫌同辞”一句传文。孔氏《公羊通义》不取何说而更之曰：“不月者，明齐大夫不背盟，小白自以力得入耳”，来回护“大信时”的例。实则这种例，绝无理由，无回护之价值。

6.宣十五年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这是春秋时极可赞美之事。《公羊传》把它详细写出来，而且说：“外平不书，此何以书？大其平乎已也。”这是很对的！而下文说：“其称人何？贬。曷为贬？平者在下也。”褒贬嫌施，虽然没有什么不可以，但总是容易流于深刻。何注因之说：“凡为文实贬者，皆以取专事为罪。月者，专平不易。”由于专平而生不易，因不易而书月。其实经文是否贬其专平，大成问题。这种特尊君权的观念，秦汉后始发达，《春秋经》不见得有责其专平之意。既不责专平，自然谈不到易不易。

7.庄三年春王正月，溺会齐师伐卫。何注：“月者，卫朔背叛出奔，天子新立卫公子留，齐鲁无惮天子之心而伐之，故明恶重于伐，故月也。”我们再看一看，桓十五年冬十有一月，公会齐侯宋公卫侯陈侯于侈伐郑。何注：“月者，善诸侯征突，善录义兵也。”又僖四年春王正月，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侵蔡。何注：“月者，善义兵也。”善之用月，恶之亦用月。固然他可以说根据传文“美恶不嫌同辞”，但这究竟是否孔子定的，大成问题。我们总觉得善恶不分，恐非《春秋》明是非之意。

8.襄十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东鄙，围台。传云：“邑不言围，此其言围何？伐而言围者，取邑之辞也。”那么，莒人是把鲁国台邑取去了。何注：“外取邑，有嘉恶，当书。不直言取邑者，深耻中国之无信也。……月者，加责之。”但我们看一看下面经文说：“季孙宿帅师救台，遂入运。”杜预注《左传》说，“郓、莒邑（运《左传》作郓），乘胜入郓，报见伐。”他注得不错。且我们即使无杜注，从经文中也可以看出鲁救台，打了胜仗。那么，台邑未曾被莒国取去。既未被取，根本谈不到“不直言取邑”、“深耻中国无信”、“加责之”这一套了。(www.xing528.com)

9.隐十年冬月壬午，齐人郑人入盛。何注：“日者，盛鲁同姓，于隐篇再见入者，明当忧录之。”僖二十八年三月丙午，晋侯入曹。注云：“日者，喜义兵得时入。”定四年庚辰，吴入楚。注云：“日者，恶其无义。”同是入国书日，其义有忧喜恶之不同。实则僖二十八年入曹，经文前有春，晋侯侵曹，晋侯伐卫。中隔“公子买戍卫，不卒戍，刺之；楚人救卫”。下接着书：“三月丙午，晋侯入曹。”为要表示时间前后，有记日的需要。定四年的入楚亦然，上文有“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与吴子及楚人战于伯莒，楚师败绩，楚囊瓦出左郑”；接着说“庚辰，吴入楚”。“要分别战和入楚非同日，也有记日的必要。这种情形，完全为记事如实，不会有什么义存乎其中。汉人要向其中讨义，义又可以说得种种不同，显系附会。

10.隐十年秋，宋人蔡人卫人伐载，郑伯伐取之。传云：“其言伐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因其力也。因谁之力？因宋人蔡人卫人之力也。”何注：“载属为上三国所伐，郑伯无仁心，因其困而灭之，易若取邑，故言取。欲起其易因上伐力，故同其文言伐，就上载言取之也。不月者，移恶上三国。”此节传文释经，大致不错，其中言易，似无必要。惟是《公羊传》中，好言难易，亦可姑置不论。何注“载属为上三国所伐”以下，至“就上载言取之也”，申解传文，亦都无误。可是“月者移恶上三国”，这句话就奇怪了。最可恶的当是郑，三国是次可恶，舍最而罪次，理不可通。

11.成九年冬十有一月楚公子婴齐帅师伐莒，庚申莒溃，楚人入运。此经书日，和上面晋侯侵曹，接书三月丙午入曹，及吴楚伯莒之战，接书庚辰吴入楚是一样的。但何注说：“日者录责中国无信，同盟不能相救，至为夷狄所溃。”显然是附会。孔广森《通义》便改说：“溃日者恶楚比克莒二都，暴中国之甚，故伐莒录名氏，入运称人示贬也。”虽然亦用日月为例，可是所持理由，比何氏强得多。

12.桓十六年夏四月，公会宋公卫侯陈侯蔡侯伐郑；秋七月，公至自伐郑。何注：“致者，善桓公能疾恶同类，比与诸侯行义兵伐郑。致例时，此月者，善其比与善行义，故以致复加月也。”伐郑是否义兵，姑且不问。我们看经文，十五年冬十有一月，公会齐侯宋公卫侯陈侯于侈，伐郑。何注：“月者，善诸侯征突，善录义兵也。”可是此役经无公至自伐郑之记载。同是伐郑，前后相连，一书至一不书至，显然是旧史脱漏，或岁久磨灭。有何例可立，何义何说呢？

13.庄五年冬，公会齐人宋人陈人蔡人伐卫。六年秋，公至自伐卫。何注：“久不月者，不与伐天子也，故不为危录之。”按何氏，致例时，凡公出满二时月。危公之久。此役伐卫，冬出秋归，例应月以录危；可是经文不如此。何氏乃说不与伐天子，（鲁与诸侯伐卫，王人救卫。）故不为危录之。伐天子当然更可危了，何以不为危录之？若说伐天子罪大，已到了不能为之危的地步，那实在太曲折了。

14.文七年夏四月，宋公王臣卒。何注：“不日者，内娶略。”按经文下接书宋人杀其大夫，传曰：“何以不名？宋三世无大夫，三世内娶也。”又僖二十五年经：宋杀其大夫。传曰：“何以不名，宋三世无大夫，三世内娶也。”案传文无理，刘敞已驳之。《春秋·权衡十一》云：“文称大夫，是有大夫，非无大夫明矣。且君娶一卿，而一国之内，何得悉无大夫哉？凡妻之父母，所不臣也；至其等列，礼不及也；何谓无大夫乎？诡僻不经，乃至于此，可悯笑者此也！”传文已荒谬，何注更依传，以不日由内娶之故，自然更荒谬。

15.僖二十五年秋，葬卫文公。何注：“不月者，灭同姓，故夺臣子恩也。”灭同姓指灭邢。本年经书春王正月丙午，卫侯毁灭邢。传曰：“卫侯毁何以名？绝；曷为绝之？灭同姓也。”灭同姓固有罪，但与书名恐无关，且毁字恐是衍文，此暂不讨论。赵氏鹏飞《春秋经筌卷七》曰：“卫之灭邢固甚矣，而邢之灭，实有以自致之。邢卫均有狄患，均受齐威之德迁而城之。二国既安，则比以抗狄可也。而邢乃叛卫从狄，又胁狄以伐卫。卫抗狄犹惧不支，邢狄合而攻卫，卫盖危矣。卫固无以制狄，故灭邢所以夺狄之援，纾国之病也。……虽然，谋则善矣，其如灭国之罪何？圣人自十八年以至于今，书邢卫之事甚详，所以著邢不当附狄伐卫，卫亦岂宜从而遂灭之哉？二者均有罪也。”按赵氏之论甚通，孔子据实把邢卫之事写出来，其罪自见，固不待书名不书名。黄氏震读《春秋日抄》卷九云：“愚谓书灭则卫罪为重。”由此看来，更不必去月不去月，便可定卫之罪。此条和上条，都是传文已错，何氏要用日月为例，罗织罪名，便袭谬仍非，妄行加上去。这对后世研经者有不良影响。人们都怪孙复《春秋尊王发微》太深刻（参看四库提要），殊不知《公羊传》注这样妄加人罪，实有引发苛议的作用。

16.僖四年夏，许男新臣卒。何注：“不月者，为下盟，去月方见大信。”许是小国，小国始卒，卒月葬时。按例许男新臣卒应书月，此经为何不月呢？何氏说，为下盟，去月方见大信。下盟是指楚屈完和齐桓公的召陵之盟。盟例大信者时。因为下盟不书月以见大信，所以影响到上文许男之卒，也不能书月，只可单独用一个夏字。案召陵盟后，楚人灭弦，围许，灭黄，伐徐，猖獗如故，有何信可见？又岂能于许男之卒，便为召陵之盟郑重铺路，理不可通。

17.宣十四年夏五月壬申，曹伯寿卒。何注：“日者，公子喜时父也。缘臣子尊荣，莫不欲与君父共之。故加录之，所以养孝子之志。许人子者，必使父也。”（此条前未录）这和僖二十五年公会卫子莒庆盟于洮，何注：“莒无大夫，书莒庆者，尊敬壻之义也。”在亲属关系上拉扯，谅非《春秋》本意。所以刘氏《权衡》在这两条都说，“推此言也而观之，其妄可胜记乎？”（卷十一、十二。）

18.隐五年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弓区卒。何注：“日者，隐公贤君。宜有恩礼于大夫。益师始见法，无骇有罪，据侠又未命也，故独得于此日。”又庄三十二年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何注：“书日者，录季子遏恶也，行诛亲亲，虽鸩之，犹有恩也。”案所传闻世，大夫卒有罪无罪皆不日。隐庄都属所传闻世，此二大夫卒俱加日。前者，何云宜有恩礼于大夫，所谓恩礼未明言。据左氏隐五年传：“冬十二月辛巳，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于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又元年经公子益师卒，左氏传云：“公不与小敛，故不书日。”那么，公与小敛，就应书日；公与小敛亦是恩礼。就此两条观之，明是何休因袭《左传》，而注云“宜有”，则故作揣测之词。后者，公子牙欲谋弑君，季子鸩杀他，正是大义灭亲。而何氏猥云：“行诛亲亲，虽鸩之，犹有恩”，显系附会之语。

19.隐元年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何注：“月者，责臣子不以时讨，与杀州吁同例。”又四年九月，卫人杀州吁于濮。何注：“讨贼例时，此月者，久之也。”案此二者事情不同，前者郑庄在位，主权在他手里，早讨迟讨，操于郑伯。怎能说责臣子不以时讨，与杀州吁同例呢？况在《公羊传》文中，略无不以时讨的痕迹。《左传》则有祭仲和公子吕二人劝庄公早除段，而庄公却故意迟迟，养成其恶。何氏所谓臣子不以时讨，也是因袭《左传》，但错怪了臣子，荒谬可笑。

20.宣十八年，归父还自晋，至柽，遂奔齐。何注：“不日者，伯讨可逐，故从有罪例也。”案公孙归父是公子遂之子，遂弑子赤而立宣公，是有罪的，而归父无罪。此经归父奔齐不书日，何氏以为伯讨可逐，故从有罪例。以父罪连累及之，分明是不当的。又庄十二年冬十月，宋万出奔陈。何注：“月者，使与大国君奔同例，明强御也。”宋万是弑君之人，而因其强御，使其身分同于大国之君，可谓无理之至！《春秋》是道名分之书，逆臣与大国之君不分，无罪和有罪混淆，安在其为道名分也？此种例最害义理，不容不辟。

以上辨了二十条，包含的例不止二十个，我想已足够说明日月为例之诬妄了。比较起来，《公羊传》中所说，尚有理由，离奇牵强的远不多。而何休所说，则是穿凿附会，无所不至，其实何氏《解诂》，也往往有胜义。尤以隐元年三世注，宣十五年初税亩注等，极见精采。而注日月为例，几乎全无可取。这由于他自己选了坏题目，所以做不出好文章，真所谓咎由自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