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经》义例的研究与解读

《春秋》的原来材料，本是鲁史，是一条条逐年按月按日的简单记事，和新闻标目一样的简单。因此二百四十二年之久的记事录，不过一万八千字。这样的典籍，如果没有意义含在里面，便没有什么价值。所以《春秋》的价值，全在乎义。但人们可以问一下，《春秋》究竟有没有义？《春秋》的义是不是后人附会出来的呢？这我们可以据《孟子》作答。《孟子·离娄下》：“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孟子私淑孔子，距孔子时代不远，他的话一定可信。又《公羊传·昭十二年》：“其序则齐桓晋文，其会则主会者为之也，其词则丘有罪焉耳。”虽然变义为词，但谓丘有罪，就足见孔子作《春秋》是有用意的，有用意便是义。所以合《孟子》和《公羊传》看起来，《春秋》是有义。若无义，那真成了断烂朝报了。但是后来说《春秋》的，他们所谓义例，那就不免支离牵强，穿凿附会。三传都讲例，古代的汉晋儒者，近代的清儒，都是如此。他们认为《春秋》是圣人示褒贬之书，而经中褒贬进退，都靠书法表达。书法是有例的，例有正例变例，于变例见义，可以看出圣人褒贬进退之意。可以说，圣人因褒贬而生凡例，后人由凡例以见褒贬。单词言之叫做例，复词言之便叫做义例。如杜预《春秋序》：“其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从而修之，以成一经之通体。其微显阐幽，裁成义类者。……皆所以起新旧，发大义，谓之变例。然亦有史所不书，即以为义者，此盖春秋新意，故传不言凡。”又云：“其经无义例，因行事而言，则传直言其归趣而已，非例也。”由以上所引文字看来，例同于义，复词言之，即为义例，亦可谓之义类。再如杜氏《春秋释例》卷一公即位例云：“刘贾颖又欲为传文生例云，恩深不忍则传言不称，恩浅可忍则传言不书。博据傅词，殊多不通。案杀栾盈则云不言大夫，杀良霄则云不称大夫。君氏卒则曰不曰薨，不言葬，不书姓；郑伯克段则云称郑伯；此皆同意而别文之验也。传本意在解经，非曲文以生例也。若当尽错综传词，以生义类，则不可通。”上面说以生例，下面说以生义类，明明例即等于义类。此种拘例以明义，意若探深窥微，实则穿凿附会，无中生有。不但解经不正确，而且深刻苛碎，对后世读书人心术上，发生极大流弊，这不容不辨。

例是何时讲起的呢？我想例当然不是孔子之意，这是后人研究《春秋》的一种方法，恐战国时儒家也无此陋习。一定是经书成了专业之后，一般经师要在经书上做钻研的功夫，才弄出这种花样来。五经在西汉已立学官，《春秋》立学，先是《公羊》，次是《谷梁》，左氏后行，且未立学。首先用例说经的，当是公羊学家，谷梁左氏，都是模仿公羊的。据《公羊传》徐彦疏引戴宏序：“子夏传与公羊高，高传与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与齐人胡毋子都著于竹帛。”何休《公羊传隐公三年解诂》亦云：“孔子畏时远害，又知秦将燔诗书，其说口授相传，至汉公羊氏及弟子胡毋生等，乃始记于竹帛。”按汉书儒林传：“胡毋生字子都，齐人也，治《公羊春秋》，为景帝博士，与董仲舒同业。”三说相符，可信公羊传著竹帛，是汉景帝时公羊寿和胡毋生所为。他们可以说是《公羊传》成文字的初师，而传自然在他们之前。现在看《公羊传》文，如“隐公三年冬十有二月癸未葬宋缪公，传曰：葬者曷为或日或不日？不及时而日，渴葬也；不及时而不日，慢葬也；过时而日，隐之也；过时而不日，谓之不能葬也。当时而不日，正也；当时而日，危不得葬也。”又：“十年六月辛未取郜，辛巳取防。传云：取邑不日，此何以日？一月而再取也。何言乎一月而再取？甚之也。”又：“桓十三年春二月，公会纪侯郑伯。己巳及齐侯宋公卫侯燕人战，齐师宋师卫师燕师败绩。传云：曷为后日？恃外也。其恃外奈何？得纪侯郑伯然后能为日也。”像这类话，在传里常见。这都是公羊先师研究《春秋经》何以或日或不日之故，以窥测孔子笔削之义。虽不曾用例字，而是言例之滥觞。何休《公羊解诂序》中说：“略依胡毋生条例。”大约在著竹帛时，已明白地建立例了。胡毋生条例，虽已亡佚，而至后汉时，用例说经之风，想是愈来愈盛。（董仲舒《春秋繁露·精华篇》云：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困学纪闻卷六引作达例，后来程端学孔广森都引作例。《繁露》后人疑非仲舒自作，又依文义当作达辞，故此不足用以为据，证董仲舒已言例。）王充是后汉初人，（充师事班彪，章帝曾征过他，他卒于和帝永元年间。）所著《论衡》，专反对时代的不良习尚。书中《正说篇》曾批评《公羊》《谷梁》日月为例之谬。这可以看出那时说《春秋》的风尚。到后汉末，何休作《公羊解诂》，（休卒于灵帝光和五年）就处处用例说《公羊传》。如隐公元年九月及宋人盟于宿注云，微者盟例时。二年春公会戎于潜注云，朝聘会盟例皆时。四年夏公及宋公遇于清注云，遇例时。又二年夏五月莒人入向注云，入例时，伤害多则月。又六年春郑人来输平注云，战例时，偏战日，诈战月。又二年无骇帅师入极注云，灭例月。又定四年夏四月庚辰蔡公孙归姓帅师灭沈注云，定哀灭例日。又僖元年夏六月邢迁于陈仪注云，迁例大国月，重烦劳也；小国时。又隐元年冬十有二月卫人立晋注云，卒日葬月，达于春秋，为大国例。其余例时例月例日的甚多，清人刘逢禄著《公羊何氏释例》，辑录甚备，我们后面还要说到。

《谷梁》传晚于《公羊》，日月为例，讲得更详备。我们先在《谷梁》本传中举例，如隐元年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眜，传云：不日，其盟渝也。又九月及宋人盟于宿，传云：卑者之盟不日。又公子益师卒，传云：大夫日卒，正也；不日卒，恶也。又三年八月庚辰宋公和卒，传云：诸侯日卒，正也。又四年九月卫人杀祝吁于濮，传云：其月，谨之也。又五年夏四月葬卫桓公，传云：月葬，故也。又九月螟，传云：虫灭也，甚则月，不甚则时。又十一年春滕侯薛侯来朝，传云：诸侯来朝，时，正也。又桓公二年秋七月纪侯来朝，传云：朝时，此其月，何也？桓内弑其君，外成人之乱……故谨而月之也。像朝时这句传文，虽没有用例字，实则等于说，朝例时。至晋人范宁替《谷梁传》作集解，就和何休一样，在注中明说出来。如隐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注云：赗例时，书月以谨其晚。又九月及宋人盟于宿，注云：凡非卿大夫盟，信之与不，例不日。又二年春，公会戎于潜，注云：会例时。又夏五月，莒人入向，注云：入例时，恶甚则日，次恶则月。清人许桂林著有《春秋谷梁传时月日书法释例》，是专研究《谷梁》日月为例的书。

至于左氏，本非《春秋》之传，无例可说。我们现在姑从经古文学家之见，承认左氏是《春秋经》之传，而说它的例，那就稍复杂一点。汉人晋人说例不相同，且有旧例新例之分别。所谓汉晋不相同，是晋人杜预和汉人刘贾许颖诸家主张不相同。杜氏又认为《左传》中有周公旧例和孔子新例两种。杜氏的《春秋序》云：“其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从而修之，以成一经之通体。”孔颖达《正义》云：“此一段说旧发例也，言发凡五十皆是周公旧法。”《序》又云：“其微显阐幽，裁成义类者，皆据旧例而发义，指行事以正褒贬。”正义云：“此下尽曲而畅之说新意也。”《序》又云：“诸称书，不书，先书，故书，不言，不称，书曰之类，皆所以起新旧，发大义，谓之变例。”《正义》云：“上既言据旧例而发义，故更指发义之条。诸传之所称书，不书，先书，故书，不言，不称，及书曰七者之类，皆所以起新旧之例，令人知发凡是旧，七者是新，发明经之大义，谓之变例。以凡是正例，故谓此为变例。”《序》又云：“然亦有史所不书，即以为义者，此盖《春秋》新意，故传不言凡，曲而畅之也。”《正义》云：“此说因旧为新也。仲尼修春秋者，欲以上遵周制，下明世教，其旧史错失，则得刊而正之，以为变例。其旧史不书，则无可刊正，故此又辨之，亦有史所不书，正合仲尼意者，仲尼即以为义。改其旧史及史所不书此二者，盖是春秋新意，故传亦不言凡，每事别释，曲而通畅之也。此盖春秋新意，其言揔上，通变例与不别书也。”据此诸节序文和孔疏，知左传的例，依杜氏之意，共有两种：一种是旧例，乃周公垂法；一种为新例，是仲尼之意。而新意又有两种：一是传中诸称书不书等七类，一是史所不书即以为义者。但杜氏这种看法，非汉儒之旧。孔氏于“其发凡以言例”节下正义：“先儒之说春秋者多矣，皆云丘明以意作传，说仲尼之经，凡与不凡，无新旧之例。”即是无周公和孔子两种例。其实《左传》中这些例，不但不是周公孔子的，且不是左丘明的，而当为汉人所附益，此容下详。

由于用例说《春秋》，是自汉以降经师的风尚，于是汉晋间释例之书，屡见不鲜。隋书《经籍志》著录有汉颖容撰《春秋释例》十卷，下注梁有《春秋左氏传条例》九卷，汉大司农郑众撰。晋杜预撰《春秋释例》十五卷，晋刘寔撰《春秋条例》十一卷，晋方范撰《春秋经例》十二卷。此外尚有无撰人姓名的《春秋左氏传条例》二十五卷，《春秋义例》十卷，《春秋左氏例苑》十九卷，《春秋五十凡义疏》二卷。最后的看书名当是六朝人所作。关于《公羊传》，有刁氏撰《春秋公羊例序》五卷，何休撰《春秋公羊谥例》一卷，下注梁有《春秋公羊传条例》一卷，何休撰。所谓《公羊谥例》，当即徐彦《公羊疏》所引文谥例。《谷梁传》则有范宁所撰《春秋谷梁传例》一卷。而《旧唐书·经籍志》有刘歆《春秋左氏传条例》二十卷，《新唐书·艺文志》有郑众《牒例章句》九卷，都是汉人说例之书。我疑心刘歆的《左氏传条例》二十卷，即隋志所著录无撰人姓名《春秋左氏传条例》二十五卷。不幸这些书全亡了。清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杜预《春秋释例》十五卷，厘为四十六篇。玉函山房辑佚书辑得颖容《春秋释例》一卷，现今能见到的，只此而已。（经义考所录更多，今不缕载。）

尚例的情形，我们在上述已可概见。现在要反过来说到后人反对义例的主张。反例的主张，在后儒亦有不同，有的完全不主张用例，有的主张推翻旧例，而另建立新例（杜预的《春秋释例》，就是一部最早的推翻旧例，建立新例的书）。现在略引几家反例的言论，看看他们所持的理由如何。

反例的言论，古今甚多，如全辑录，实无必要；现在我们举前后三家作为代表。前一家就是前面提过的王充。《论衡·正说篇》云：

若孟子之言，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乘、梼杌同。孔子因旧故之名，以号春秋之经，未必有奇说异意深美之据也。……春秋左氏传桓公十有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书日，官失之也。谓官失之，言盖其实也。史官记事，若今时县官之书矣。其年月尚大，难失；日者微小，易忘也。盖纪以善恶为实，不以日月为意。若夫公羊谷梁之传，日月不具，辄为意，使夫平常之事，有怪异之说；径直之文，有曲折之义；非孔子之心。

王充是后汉的大批评家，他对于当时学术上谬误的见解，攻击不遗余力。他文中所斥责的是俗儒，俗儒即是当时官学的一般经师。王氏批评的话虽很简单，而后代反例之言，只是比他具体些，细密些而已，要旨已包括在他的“使夫平常之事，有怪异之说；径直之文，有曲折之义；非孔子之心”数语之中。(www.xing528.com)

其次我们要介绍唐人啖助、赵匡，啖赵等是革命的春秋学家，他们的议论，影响宋人极大。啖赵他们仍讲例，但指摘前人之例。唐陆淳纂春秋啖赵集解纂例卷一“三传得失议第二”载啖子曰：“二传传经，密于左氏；谷梁意深，公羊辞辨，随文解释，往往钩深。但以守文坚滞，泥难不通，比附日月，曲生条例。义有不合，亦复强通，踳驳不伦，或至矛盾；不近圣人夷旷之体也。”又卷九日月为例义第三十五载啖子曰：“公谷多以日月为例，或以书日为美，或以为恶。夫美恶在于事迹，见其文足以知其褒贬。日月之例，复何为哉？假如书曰春正月叛逆，与言甲子之日叛逆，又何差异乎？故知皆穿凿妄说也。假如用之，则踳驳至甚，无一事得通，明非春秋之意审矣。左氏唯卿卒以日月为例，亦自相乖戾。”赵氏指摘《左传凡例》，见后引，此处不赘。又他们对于前人之例，并不是完全弃掉。纂例卷一“啖赵取舍三传义例第六”载啖子曰：“公羊谷梁以日月为例，一切不取。其有义者，则时或存之，亦非例也。”又载赵子曰：“三传堪存之例，或移于事首，或移于事同，各随其宜也。”又云：“公谷说经，多云隐之，闵之，喜之之类。且春秋举经邦大训，岂为私情悲喜生文乎？何待春秋之浅也？如此之例，竝不敢。公羊灾异下悉云记灾也，记异也。予已于例首，都论其大意。自此即观文知义，不复缕载。其有须存者，乃存之耳。公谷举例，悉不称凡；又公谷每一义，辄数处出之。今既去其重复，以从简要，其举例故加凡字，以通贯其前后。”于此可见其有存的，有舍的，有存而改变其性质的。

末了，我们要举宋朱子之言，朱子求真之精神，在古代学者中极少见。他著易本义，疑古文《尚书》，废毛诗小序，都是求真精神之表现；对《春秋》虽未著书，而在平日言论里，认为义例不是圣人本意，攻击的话甚多。我们抄几段他的语录的话如下：

春秋大旨其可见者，诛乱臣，讨贼子，内中国，外夷狄，贵王贱伯而已。未必如先儒所言字字有义也。想孔子当时只是要备二三百年之事，故取史文写在这里。何尝云某事用某法，甚事用某例邪？且如书会盟侵伐，大意不过见诸侯擅兴自肆耳。书郊禘，大意不过见鲁僭礼耳。至如三卜四卜，牛伤牛死，是失礼之中又失礼也。如不郊犹三望，是不必望而犹望也；如书仲遂卒犹绎，是不必绎而犹绎也。如此等义却自分明。”《朱子语类》卷八十三

春秋只是直载当时之事，要见当时治乱兴衰，非是于一字上定褒贬。初间王政不行，天下都无统属，及五伯出来扶持，方有统属，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到后来五伯又衰，政自大夫出。到孔子时，皇帝王伯之道扫地，故孔子作春秋，据他事实写在那里，教人见得当时事是如此，安知用旧史与不用旧史？今硬说哪个字是孔子文，哪个字是旧史文，如何验得？更圣人所书，好恶自易见。如葵丘之会、召陵之师、践土之盟自是好，本末自是别。及后来五伯既衰，溴梁之盟。大夫亦出与诸侯之会，这个自是差异不好。今要去一字两字上讨意思，甚至以日月爵氏名字上，皆寓褒贬。如王人子突救卫，自是卫当救，当时是有个子突，孔子因存他名字。今诸公解，却道他人本不书字，录其救卫故书字。孟子说：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说得极是了。又曰：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此等皆看得地步阔，圣人之意只是如此，不解恁地细碎。同上

或有解春秋者，专以日月为褒贬。书时月则以为贬，书日则以为褒，穿凿得全无义理。同上

春秋传例，多不可信。圣人记事，安有许多义例？如书伐国，恶诸侯之擅兴；书山崩地震螽蝗之类，知灾异有所自致也。同上

朱子认为春秋只是直书其事，善恶自见，不是一字定褒贬，故无所谓义例，义例出于后人穿凿，不是孔子本意。这样看法，是极对的。朱子自己虽不曾著书说《春秋》，而他这种议论，影响后人甚大。宋末及元朝人说《春秋》的书，如黄震读《春秋日钞》，黄仲炎《春秋通说》，吕大圭《春秋五论》，程端学《春秋本义》，都能够本此意阐发详尽，成为说《春秋》最好的书，不能不认为是朱子所启发。我们将在辨例之余，专辟一章来介绍这些议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