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在群经中的地位及优化建议

六经是儒家的宝典，都经过孔子之手。据《史记·孔子世家》，孔子自卫返鲁，开始编著六经。《世家》说：

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穆，编次其事。……故书传、礼记自孔氏。

这是叙书、礼两经为孔子所编次。《世家》又云：

孔子语鲁太师，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白敫如；纵之纯如、绎如也以成。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

这是叙孔子正乐删诗。删诗之说，虽颇为后儒所疑，但三百五篇曾经孔子编次，当为可信的。世家又云：

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

彖、象、文言等，这是所谓十翼，亦谓之《易传》，世家说是孔子的作品，但后儒亦多不信。认为《易传》必非孔子所作，亦未必一人所为。他们的看法是很对的。可是孔子曾经研究过《易》，且曾申说其义理，应无问题。虽“五十学《易》”，易字或作亦，且在《论语》中，只举到一次《周易》的爻辞。但从文言、系辞所引子曰，可知内中必有孔子所说的。

综合上文看起来，虽然诗书等经，都曾经圣人之手，而没有一经是他作的，只不过是编的，只是“厘正次第之”而已。

孔子手著的经书，惟有《春秋》一经。《世家》说：

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自隐公，下迄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这里说孔子因史记作《春秋》，虽有所因，可是作的。是他根据鲁史，写成了《春秋经》。所谓史记，即指鲁史，《春秋》本鲁史旧名。孟子说：“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离娄下》）从司马迁叙孔子修经，对《春秋》特别详细这一点来看，可知太史公特别重视《春秋》，正因为《春秋》是孔子所手著的缘故。在此以前，孟子也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也认为《春秋》是孔子作的，作的当然比编的重要。所以六经都是儒家的宝典，我们不容轩轾，但就孔子说，广一点就儒家说，《春秋》更比余经来得重要。

《史记·自序》里引董仲舒的话说：

周道衰废，孔子为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据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董生是西汉春秋学大师，这一长段论春秋学的话，最能道出《春秋》的要义。我们就这段话分疏：

1.孔子因身不用，道不行，而作《春秋》，可见《春秋》是孔子理想所托。(www.xing528.com)

2.《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

3.《春秋》以道义。

4.《春秋》为礼义之大宗。

至于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世所谓褒贬之义，虽出于董生之口，有些过尊孔子，我们且不谈。我们要指出这四点，作为《春秋》要义，是由于《春秋》一经，乃孔子意图挽救当时时代病症的药方，所谓拨乱世反之正。他因身不用道不行，不能当位治世，救乱扶衰，只好开药方，我们可认为是他的理想所托。孔子的时代，正是乱世，乱的情形，可以说是万端不尽，而其总因，只是一个不合理，即是失义。政治上社会上所做的尽是些不合理不应当做的事情，而其所以相沿相袭做不应当做的事情，由于不辨是非，不知义，不晓得哪些是对的，该做的，哪些是错的，不该做的。所以董生一则曰，《春秋》辨是非，《春秋》以道义；（道，言也。）再则曰《春秋》礼义之大宗。礼义固然都包括知行两方面，而礼者履也，偏重践履方面，可以说是合理的行为。义者宜也，须要先辨其宜不宜——应该不应该，分清楚是与非，也可以说是合理的见解。（朱子注《孟子·知言养气章》云：义者，人心之裁制。今用其意。）这样，礼义是相成的。春秋道名分，讥僭越，恶争夺，都是礼边的事；别嫌疑，明是非，善善恶恶，都是义上的事。宋儒吕大圭《春秋五论》论《春秋》为明是非之书，并云“谓孔子于修《春秋》之时，而窃礼乐赏罚之权以自任，变时王之法，兼三代之制，几于诬圣人”。吕氏之论甚卓，甚有识见，我们在末章详载其言，可参看。

我们既知《春秋》为明是非之书，那么，一切褒贬赏罚，都用不着说。《春秋繁露·玉杯篇》有一段话，总论六经，和《史记》所引董生之语，虽不全同，而大旨相似。《玉杯篇》云：“诗书序其志，礼乐纯其美，易春秋明其知，六学皆大，而各有所长。诗道志故长于质；礼制节故长于文；乐咏德故长于风；书著功故长于事；易本天地，故长于数；春秋明是非，故长于治人。”这里说《易》《春秋》明其知，辨是非是知之最重要者。又余五经都和《史记》不同，只有《春秋》是相同的，说是正是非。董生的辨是非，正是非，和吕氏的明是非，真可谓千载同心。

以上已申说了《春秋》辨是非，再进一步论《春秋》“治人”。世儒既认《春秋》为褒贬赏罚之书，甚至于《春秋》有贬无褒。于是春秋只是圣人一部刑书，这便偏于消极制裁一方面，而引发了许多深刻之论。实则《春秋》长于治人，治人就是经世。宋儒程伊川在他的《春秋传序》里说：“夫子当周之末，以圣人之不复作也，顺天应时之治不复有也，于是作春秋，为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谓考诸三王而不谬，建诸天下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论曰，游夏不能赞一辞，辞不待赞也，言不能与于斯道耳。斯道也，惟颜子尝闻之矣。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此其准的也。后世以史视《春秋》，谓褒善贬恶而已，至于经世之大法，则不知也。”伊川提出了经世之大法，经世治人和辨是非是相关的。所以伊川又说：“春秋大义数十。其义虽大，炳如日星，乃易见也。惟其微辞隐义，时措从宜者为难知也。或抑或纵，或与或夺，或进或退，或微或显，而得乎义理之安，文质之中，宽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权衡，揆道之模范也。”在古人，庄子书中也说：“《春秋》经世，先王之志。”（齐物论）这表明《春秋》是孔子积极的理想所托。孔子的最高理想，是天下为公，胡安国《春秋传》曾一再举出此义，我们选录几条：

胡传卷一：隐公元年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传云：“春秋大义公天下，以讲信修睦为事。而刑牲歃血，要质鬼神，则非所贵也。”

又三年冬十有二月，齐侯郑伯盟于石门。传云：“外盟会，常事也。何以书？在春秋之乱世，常事也；于圣人之王法，则非常也。有虞氏未施信于民而民信，夏后氏未施敬于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会而民始疑。子曰：大道之行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诸侯会盟来告则书而弗削者，其诸以是为非常典而有志于天下为公之世乎？故凡书盟者恶之也。”

又卷七庄公六年夏六月，卫侯朔入于卫。传云：“春秋大义在于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而不拘大人世及之礼，虽以正取国，未之贵也，况杀其兄，又逆王命乎？故卫侯朔书名书入，以著其恶。”

春秋书王正月，大一统，这就是天下主义；夷狄可进则进之，也是天下主义；并不拘于一国为尊。胡传拈出天下为公为春秋大义，不算附会。但同时稍后的人，就不同意胡氏的话，吕东莱（祖谦）与朱侍讲书云：

胡文定春秋传多拈礼天下为公意思。蜡宾之叹，自昔前辈共疑之，以为非孔子语。盖不独亲其亲，子其子，而以尧舜禹汤为小康，真是老聃墨子之论。胡氏乃屡言春秋有意于天下为公之世，此乃纲领本原不容有差。

东莱不赞成胡氏之言，但在我们看，觉得胡氏有理。“天下为公”这句话，是否出自孔子之口，我们可以不管他。而天下为公这种境界，是政治的最高理想，那是没有问题的。《春秋》以明是非为主，是非之极致，必然归于至公。那么，从明是非推衍到天下为公，也是理所应有。以《春秋》和《礼运》相配合，胡氏实远在康有为之先。

以上我们所讨论的，已经说到《春秋》的价值；价值既明，则在经书中地位可知。况《春秋》是孔子最晚成的一经。据《孔子世家》，孔子返鲁在哀公十一年，返鲁后开始修经；而作《春秋》在哀公十四年获麟之后，至十六年孔子便去世。那么，作《春秋》是编定诗书等经之后的事。所以朱子说，“春秋是末后事，惟理明义精方见得”。但不幸得很，春秋只是逐年记事，著语无多，其中微言大义，不曾经孔子明写出来。庄子所谓圣人议而不辨，董生所谓礼之所为禁难知，因此《春秋》世称难晓。后人要研究《春秋》，探深窥微，便有所谓义例之说。可是义例之说，实在是研究《春秋》的蔀蔽。我作此编，只是根据朱子之说，祛此蔀蔽。蔀蔽既祛，庶几此经可明。现在把何谓义例，讲明一下，具如次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