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的正义教育及其特征和目标

苏格拉底因何将正义等同于法律呢？以上内容均是我为了探索此题而做出的努力。但是，截至目前，苏格拉底之正义教育的特征和目标还不甚明了。他的正义教育在哪些方面异于他的波斯同行？让我们重新思考《居鲁士劝学录》。

当居鲁士正值二十六七岁时，米底亚遭受着以阿苏里亚国王为首的庞大军事集团的威胁。当时居鲁士的外公阿斯荼阿吉思已死。新任国王，阿斯荼阿吉思的儿子居阿克萨瑞思向波斯求援。居鲁士奉命前去为米底亚解围。当居鲁士和父亲凯必赛斯骑马走出波斯时，他们就一名将军的任务和职责问题谈了很久。就居鲁士眼下的情形而言，这个话题显然是场及时雨（Ⅰ.6）。凯必赛斯向居鲁士言明，一个称职的将军若想从敌方那里有所“收获”（pleon echein），只有主动出击（26-34小节）。整个谈话围绕着凯必赛斯的这个教导展开。于是居鲁士问道，如何才能变得最有能耐，以便夺取敌人之物？一开始，精明的凯必赛斯看起来不大情愿回答这个微妙的问题，宙斯在上，他说道，他让居鲁士再也不要问他如此低级（Phaulos）和简单（haploos）的事情了。“可是，显然”，凯必赛斯接着说道，“不管谁要达到这个目的，他都必须成为一个阴谋家、欺瞒高手、说谎专家、骗子、窃贼和强盗，用各种手段从敌人那里贪婪地攫取（pleonektes），且永不餍足”（27小节）。这一下居鲁士吃惊不小，“我的赫拉克勒斯！老爸，你这是要我学什么样呦？”（27小节）凯必赛斯看起来的确是在撺掇他儿子越过雷池，抛弃波斯的正义（另参Ⅰ.2.6）。尽管这位父亲一口咬定，他只想把居鲁士教导成为一名最正义、最守法的人。“到底为什么”，居鲁士自然疑惑不解，“为什么我们还是小孩和少年的时候所受的教育与此大相径庭呢？”（28小节）凯必赛斯解释道，在现实中，即使施行于友人和同胞的正义原则中也包含暴力因素。他补充道，只有这样你才能够伤害敌人，而你学过许多行恶的手段。居鲁士坚持自己没碰过那些勾当。他的父亲提醒居鲁士，他曾和其他波斯年轻人一样学习操持弯弓和标枪，尤其是会猎之时，他学习过如何以障眼法取胜。此时，居鲁士据理而争，欺骗动物跟骗人可是两码事啊！“而且我还知道，只要我心生骗人之念，一准会挨揍”（29小节）。“我们又不是要你用大弓和标枪去对付人类”，凯必赛斯回应道，“我们是要你射中靶子。我们不是让你用那些技艺去反对朋友，一旦战争爆发，你就可以驰骋沙场。同样道理，我们教你欺骗，教你贪婪地从动物而不是人类那里无厌地索取，不是为了让你危害友人，而是为了让你在战争来临时不至于手足无措”（29小节）。

居鲁士对父亲那有所保留的回答不大满意。他心下以为，如果学会如何做好事和如何害人有用的话，那么，他们就应该两项都学习。“据说，孩子，我们的先人中有位教师”，凯必赛斯讲道，“这位老师教孩子们学习正义，跟你设想的一样，这位老师教导小孩们不能一味地撒谎、欺骗、诽谤、贪婪（pleonektein）”（31小节）。这位老师区分了同朋友的相处之道和对待敌人的方式。他还教诲孩子们，如果心怀善意，而欺骗了朋友或偷走了朋友的东西，也是正义之举。那些小孩们相处时自然践行师门之教。因为有的小孩天生就好欺瞒而且贪心（pleonektein），过分欲求私利（philokerdein），以至于同友人相处时都难免利欲熏心（pleonektein）。[13]由于这个原因，凯必赛斯解说道，一条不成文的法律开始确立下来，至今仍然发挥效用。这条规定是：儿童的正义教育必须“纯粹”（haplos），即，以绝对和无条件的准则教导之（如，禁止撒谎、禁止欺骗、禁止偷盗等），就像训导家奴一样。违背禁律者一律严惩，一旦小孩们形成了正确的行为习惯，他们就会成为温驯异常的国民。但是，当儿童已届成年，像居鲁士现在这般年纪，据称（dokein）此时乃传授制敌之道的安全期。凯必赛斯总结道，据言（dokein），那些在一种相敬如宾的氛围中成长的孩子，绝不会残酷地对待自己的同胞（34小节）。

我先前已经提到，波斯的正义教育旨在塑造好（good）国民。作为一个称职的国民，首先应当对同胞和蔼友善。相应地，波斯的年轻人定然从小就接受这样的教导：勿撒谎，勿欺骗、勿偷盗等等。体罚、表扬、批评是保证那些行为准则得到实行的手段，而那些准则的宗旨是确保波斯人学会并保持和善相待。但是，好国民同样意味着有实力在战争期间保家卫国：一名好的国民，不仅要和善对待同胞，他还应该有能力残酷应敌。他必须擅长征战（参《回忆苏格拉底》Ⅲ.1.6）。他特别得掌握欺骗的技艺，就这一点而言，波斯人通过频繁的狩猎活动将其灌输给年轻一代（《居鲁士劝学录》Ⅰ.2.10-11）。这时，困境也就相应而生。一旦他们掌握了那些技艺，又靠什么去阻止他们利用所学自相残杀呢？当然，如果波斯的法律能够使每个国民都心满意足，所谓的困境也就不会产生，至少不会很严峻。可是，两个男孩和两件大衣的故事已经非常透彻地揭露：合法的处理方式并不总是好的。我们看到，同等根本的困难也存在于波斯公共的正义教育之中。可能降临的战争迫使波斯不得不澄清原先的“纯粹”教育；逼迫她放开国民的一部分贪心，这部分贪婪指向外部敌对国家。波斯人无奈地、讳莫如深地、谨小慎微地道出那位古代老师的教诲：正义就是帮助朋友，伤害敌人。但那位波斯先师的学生们的所作所为已经是生动的教训：“综合”教育乃冒险之举，国民的贪心会借此机会（全部）窜出牢笼，从而致使波斯人自相摧残。波斯人在年少时所养成的严格和纯一的正义原则、权威可能会遭到削减。因为波斯的对外政策为个人利益的追逐提供了口实：如果波斯政府提倡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掠夺他国就是正义的，它又如何理直气壮地责备民众追求私利呢？假如集体的贪婪是正义的，至少谈不上不义，为什么要另眼看待个人的贪心？人人都看得出，一旦波斯人已届成年从而掌握了欺骗的伎俩之后，唯一可以阻止他们自相倾轧的一座堡垒就是他们幼时形成的守法习惯和彼此之间的敬意（或羞耻之心）。凯必赛斯那一贯的矜持暗示我们，这座堡垒能否发挥作用还很难说。[14]

凯必赛斯所说的古代老师让我们想起了苏格拉底。那位古代老师的教导和苏格拉底带领学生尤苏戴莫斯进行的一次短小辩证的正义探索出奇地相似（参见《居鲁士劝学录》Ⅰ.6.31-32，并《回忆》Ⅳ.2.14-18）。这次探讨得到的结论为：向敌人撒谎或者欺骗敌人是正义的，而如此对待友人，就非常不义；如果为了朋友好，那么欺骗朋友或偷走朋友的东西就是正义的。[15]这即是说，波斯那条关于“纯粹”正义教育的不成文规定禁止以苏格拉底的方式进行教育。但是，苏格拉底的教育和那位波斯先师的教育有多相似？苏格拉底的正义教育独有的特征和目标是什么？

波斯的正义教育乃公共教育，它指向每一位波斯国民，而不管一个人天分或能力如何（尽管我们看到，实际上只有富人的孩子才能接受教育）。相反，苏格拉底的教育本质上就非常私人性。他只面向个别的年轻人发言，也就是那些他认为“天性优良”者（《回忆苏格拉底》Ⅳ.1.2）。天性优良的涵义是什么？我们从色诺芬那里得知，苏格拉底从三个方面来定义优良秉性：只要下决心学习某物，就能够很快学成；可以牢记所学；渴望学习有助于高贵地（kalos）齐家、治邦、驾驭（to holon……eu chresthai）人类和人类事务的知识（Ⅳ.1.2）。据此看来，一个天性优良的人，必然聪明机灵、记忆力强、并且渴求某种特定的知识。我已经在前文中指出过年轻人尤苏戴莫斯的缺点，但他的作派很具代表性。他对几何或天文学等理论知识无甚兴致，至少在结识苏格拉底之前如此（Ⅳ.2.10，另参Ⅳ.7）。但他渴慕关系到政治成功的学问，在政治上有所建树的心愿在胸中盘踞已久。[16]尤苏戴莫斯思慕这种所谓的帝王之术或君王之德，“具备治国、齐家的才德，便可指点江山，利己利人”（Ⅳ.2.11；另参Ⅳ.1.2）。正是这种特别的渴求使他在某一方面成为苏格拉底教诲的特定接受者，虽然此人资质平平。他所受到的教导为我们认识苏格拉底正义教育的特色和目标打开了一条通道。(www.xing528.com)

宽泛地讲，优良天性的三种要素均属于智识，我们很容易就此推定，苏格拉底并不看重一个年轻人的道德品质：一个年轻人不必为人正义，或者无需关注正义，只要前途看好就行。这个结论不免离题千里。要知道一个天性优良的人所渴求的知识，不仅要有助于、有利或有效地管理家政和城邦，而且要保证治理的高贵性。试图以高贵的方式实行治理，必得诉诸正义。我们观察到，当尤苏戴莫斯告知苏格拉底他渴望“帝王之才”时，这位年轻人心底清楚：没有正义，他不可能大展帝王之才（他说，“没正义，连个好百姓都当不了【11小节】”）。对帝王之才的高贵渴求自然会令人正义地处理公私事务，哪怕独处时都如此。我们再向前迈一步，苏格拉底对待尤苏戴莫斯的方式表明，面对一名具有潜力的青年，正义乃苏格拉底的重点关注所在（请整体参考Ⅳ.2）。与尤苏戴莫斯一样，一个天性优良的人一意要成为“一位好公民”，他知道不行正义就成不了好公民。但是，当他在苏格拉底的“指引（elenchus）”下认识到自己尚不知晓正义是什么和正义的要求时——他之前拥有的正义观点自相矛盾——对正义的关注又将把他引向何处（参Ⅳ.2.12-33）？他将成为苏格拉底的学生，他当然巴不得抹去无知——这是他第一次痛苦地发觉自己的无知（参Ⅳ.2.40中尤苏戴莫斯如何应答苏格拉底的驳斥）。这个痛苦的发现将促使天性优良者暂时放下自己的政治梦想，直到完全弄通正义为止。只有先完成这个重大的事业，他才有底气从政，自信可以成为（或变为）一名“好公民”。从另外的角度来看，尤苏戴莫斯的例子显示，苏格拉底的正义教育同他的波斯同行一样，均在为参政打基础（另参《回忆》Ⅰ.6.15）。两者都是手段，仅仅是手段，是造就政治好公民的手段（布鲁尔，1987，pp.104-5）。

两者教育在内容上相似吗？差别显然很大。其一，波斯主要依靠体罚向儿童倾灌正义观念，而苏格拉底完全采取谈话或讲解的模式（参《回忆苏格拉底》Ⅰ.2.18）。波斯的正义教育中的“认知”内容比起苏格拉底的教育就十分有限，这毫不奇怪。我们知道，波斯的孩子们接受的都是绝对和无条件的准则：波斯政府急切地以最“简单”的方式打造正义的举止。实际上，这样的教育方针，就是刻意地在儿童身上培育无知或单纯，以此达到目的。[17]与此相反，苏格拉底辩证、综合、全面地阐释正义问题，例如，什么是正义、正义于人有何要求，从而使学生从无知中幡然醒悟。他会从学生原本抱有的一个正义观念出发，比如，说谎或欺骗绝对不正义，逐步展示出这些观点的欠缺同自相抵触的地方（参《回忆苏格拉底》Ⅳ.2.14 ff）。学生们就是这样被引领着扔掉了原有的见解，或者，至少开始求索一种真正圆通的正义观——它囊括了各个纰漏百出的观点中的合理因素。这时，两者教育的差别水落石出：波斯政府的目的是灌输有利于统治者的正义观，而苏格拉底则试图传授关于正义的真正知识。[18]

如果说两者教育都是为政治生涯做准备，那么它们之间最令人困惑不解的差别就是各自的持续时间。在波斯，一个人接受正义教育也就是屈指可数的几年，他的二十六七岁的生日宣告了正义教育的结束。它的最后一个步骤是教导年轻人：贪婪攫取敌财，此时的贪心堪称正义、合法（请回想居鲁士与其父的交谈）。掌握了这一点之后，成年波斯人就算毕业，就要投身政治事务，正像居鲁士在那次对话之后的作为一样。可以说，波斯的正义教育对于政治活动来说，可谓举足轻重。而苏格拉底的教育，尽管起初的本意也是为政治服务，但后来显然就转化成了以正义本身为目的的教育。这称得上一种终身事业，在任何有限的时间内都不可能得以完成。《回忆苏格拉底》中没有任何痕迹显示，成为苏格拉底的学生之后，从政欲望强烈的尤苏戴莫斯投入（或返回）了政坛。还有，苏格拉底本人从不掺和政事，他一生都在求索正义（《回忆苏格拉底》Ⅰ.1.16，6.15，Ⅳ.4.5-6；《会饮》4.1）。某些学生，特别出名的如阿尔喀比亚德和克里提阿斯，离开师门后确实开始从政。根据《回忆苏格拉底》，我们知道，这两位弟子们的行径源于他们在观念上与苏格拉底合不来（Ⅰ.2.12-48）。

难道我们这就要盖棺定论——苏格拉底的教育无法塑造出合格公民，因为它未能解答“正义是什么”这个问题？难道这就是苏格拉底一生追求正义、不沾手政治那颇费人思量的意义之所在？或者，也可能是这样：苏格拉底的确胜任回答“正义是什么”，他的答案与某种政治批判有所关联，或者就等同于政治批判。有没有这样的可能，苏格拉底的正义教育虽然看起来单是在为政治生活打基础，实质上，它一直在扣问：要不要过政治生活？（请思考《回忆苏格拉底》Ⅳ.2.17中第二个例子的可能涵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