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苏格拉底》中的正义观与色诺芬的修辞术

布策提（Eric Buzzetti）　著

高诺英　译

最近十年来，色诺芬的政治哲学研究在政治理论界已呈现出受人注目的复苏。但这次复兴并未超出色诺芬的四篇苏格拉底作品，即《回忆录》（也称作《回忆苏格拉底》）、《齐家》、《会饮》和《苏格拉底的申辩》。罗素（Bertrand Russell）在半个世纪之前曾刻薄地评论道：“一介愚钝小人记录一位聪明之士的言论，绝不可能确凿无误，他总会毫不自知地将所闻转换成他自己力所能及的理解”。罗素接着概述了学术界对四篇作品可取之处的主流见解（1945，p.83）。近来不断有人试图为色诺芬的苏格拉底画像翻案并正名，恰恰就是要挑战以往的主流论调，但迄今尚未彻底成功地驳倒它。色诺芬的苏格拉底常常显得循规蹈矩，同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一对比，就黯然失色。格雷（Vivienne Gray）教授的《塑造苏格拉底：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之文学义疏》[1]堪称名副其实的先例。此乃二十五年来英语学界出现的第一本全文疏解《回忆苏格拉底》之专著，颇值得政治理论家与哲学研习者拿来一读。人们一定会发现，格雷教授的解读从各个方面提升了原著的文学性。此书饱含着深邃独到的见解，对晚近义疏风气的各种教条也做了有的放矢的批评。例如，有人认为，《回忆苏格拉底》缺乏整体性、结构散漫，还有人指责色诺芬是个徒劳无功的自大狂，格雷一一予以批驳。更为难得的是，格雷教授详尽探讨了《回忆苏格拉底》的修辞特色或写作意图，而作品的这一维度经常被其他学者忽略。我认为，格雷将色诺芬的修辞当做了登堂入室的法宝。总之，格雷教授的专著是具有建设性和广受欢迎的一大贡献。但是，暂且放下格雷研究的优胜之处，我首先打算指陈其缺陷，它最终未能澄清色诺芬的苏格拉底，从而驳倒罗素的贬损。确切地说，尽管格雷教授已经触及了色诺芬的苏格拉底画像的修辞特性，但她并没有在理论上精微入里地展现出它那博大精深的意蕴，面对作品中的修辞术，她仍旧是个畏首畏脚的生手。换言之，格雷教授的苏格拉底仍旧显得有些保守和传统。这是我在本文第一部分要陈述的观点，我将一边评论格雷的著作，一边阐明本人对《回忆苏格拉底》的见地。本文的主张是：只有详慎地研究了《回忆苏格拉底》中的修辞术，并且将《回忆苏格拉底》同《居鲁士劝学录》相对照，对苏格拉底之问题——“什么是正义”的探究才会富有成效。此研究的首要目的是，重新阐释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之正义思想，以修正盛行的偏见——色诺芬是一位保守的思想者、无聊乏味的道德说教家。

格雷教授的《塑造苏格拉底》原本是“文学性疏解”，“却未能对作品的每一个细节给予详致的注释，但它毕竟开辟了朝向义疏的路途”（序言）。证明色诺芬的苏格拉底毫不逊色，尤其与柏拉图相比，是该著作的要务，“色诺芬创造了一位形象鲜明的苏格拉底”（p.6）。格雷一开始就强调，“要理解《回忆苏格拉底》，关键在于作者表现苏格拉底时采用的修辞手法”（p.7）。恰当地说，《回忆苏格拉底》应当是一次“文学尝试”，色诺芬以此“在智慧文学的传统中刻画了明智之士们最鲜为人知和卓越无比的品质”，“以智慧为关注的焦点”是早已有之的传统。同时，色诺芬还“改进了传统”（pp.8，184ff）。可以说，他创建了“一种新体裁”，在这种新体裁中，他运用“修辞手法”以便建立“读者期待”（audience expectation）（pp.8，176-77）。格雷论述道，色诺芬之所以动用修辞术，因为他的英雄苏格拉底被控犯有两项罪行——渎神和败坏青年而被判处死刑，所以，他需要一种足以说服普通民众（通常不大仁慈的人们）的公开辩护（pp.26ff，91，177，192，194）。在此境况之下，色诺芬写下了辩护词，他着重强调苏格拉底生活和思想的某些特定方面，甚至夸张它们的重要性；而关于那些对他的辩护具有潜在颠覆力量的方面，他却刻意淡化或者不置一词。“色诺芬将苏格拉底的形象设定在保守或者传统的层面上，既非明智之举也非败笔，那是因听众的限度而设，且秉承了智慧文学的传统”（p.191）。且举一例，如格雷的论证有助于解释《回忆苏格拉底》中的苏格拉底缘何对“思辨哲学”（speculative philosophy）一贯保持沉默，尽管色诺芬明确声称“苏格拉底熟谙科学中更为思辨的领域”（p.183）。苏格拉底的缄默并非源于色诺芬对思辨哲学的无知或缺乏兴趣，“君子（比如《回忆苏格拉底》的主要受众）一般都无暇顾及此类的追求……”；更进一步说，“传统所教导的智慧文学中并不包括思辨哲学”。简而言之，“苏格拉底的自然科学使命……并非作品的局限之处”（p.183）。

格雷对修辞术的强调，使作品中许多费解之处豁然开朗。我以为，抓住修辞术就切中了要害，自然会卓有成效。兴许有人会提出异议，格雷的做法只不过立足于一个假设的前提之上。的确如此，她如何确定色诺芬是一位苏格拉底式的天才——可能是“苏门三杰之一”（pp.4；22，25，95）？她又如何得知色诺芬完全领会了辩护修辞术的内涵和要领？而罗素将色诺芬贬斥为弱智——让一个比他优秀得多的人（[译按]指苏格拉底）代言他那堆老套的见识和旨趣。

格雷间接答复了上述质疑。色诺芬在《回忆苏格拉底》中运用了“暗示”（amplication）这一文学手法，“从前所未有的高度上逐步重述苏格拉底的信念、行事和教诲”，以便揭示“苏格拉底身负恶名的起因”（pp.16，182；13，17，27，59，178，194）。且再举一例，第一卷叙述的是苏格拉底的终生关注：定义道德观念，比如正义或勇气等（Ⅰ.1.16）。接下来的章节一环扣一环地记述了苏格拉底为定义那些观念所做的尝试（pp.16-25）。更明了一些来说，色诺芬“以一系列‘暗示’塑造苏格拉底的形象，旨在逐渐引导他的读者能够在更高层次上把握苏格拉底，而这种把握与柏拉图的苏格拉底不无关联（p.193）”。色诺芬并非生性愚钝、保守，在《回忆苏格拉底》较后的章节中，苏格拉底展示了艰深的理论观点。当格雷处理第四卷和最后一卷时，倾向于这样的主张，即苏格拉底已经达致“更高层次的哲学实践”（pp.157，83，150-57，185-91，194）。在分析的结尾处，格雷无奈地承认：就连卷四看起来都是“陈旧的说教，而非富有新意的教诲，简直味同嚼蜡”。“就教导的内容来看，色诺芬的苏格拉底仍旧显得不够先进，略微有些怪异。他始终归属于传统之列”（pp.159，191；15，177，179，186）。尤其是苏格拉底在倒数第三节给出的正义和勇气的辩证概念，“令现代读者震惊不已……他分明在游戏文字”，根本无法令人接受（p.182）。格雷观点的合理性来自何处？难道是下述事实：《回忆苏格拉底》这部讲述哲学教诲的作品乔装成了一部修辞术著作？

格雷的解读成功地抓住了色诺芬散文中的优美和令人心仪的简洁。她那深入浅出的释义和丰富充沛的引述阐发了文本中许多兴味盎然的妙笔，这非常有助于实现她的初衷——为详尽完备地注解《回忆苏格拉底》打前锋。“系统考察《回忆苏格拉底》中的修辞手法”的计划却不大成功，因为她没有充分地体认到色诺芬的申辩修辞。所以她常常看不到苏格拉底激进的一面，它藏身于修辞之中。上文的两个例子应该足以阐明这点。

色诺芬历来遭受的无端横议是：拒绝承认苏格拉底所受到的指控，即苏格拉底擅长鼓动人们“朝向”美德，却无能引导人们“达到”美德（Ⅰ.4.1）。那么，苏格拉底的罪行就是激起了对美德的渴望，却没能引发遵德之行。格雷对此进行了研究，她很正确地注意到，色诺芬并未直接否定苏格拉底所蒙受的指控，而只是提请读者“仔细留心他将要列举的证据”，而那些证据表面是在为苏格拉底开脱（pp.64-65）。鉴于那位哲人被控失于教诲肉体快乐（enkrateia）的自我节制，色诺芬撇开其他的美德或品质，紧接着记录了两次苏格拉底规劝人们要自我克制的事例（Ⅰ.5，Ⅱ.1）。粗略地浏览一下那些规劝，我们一定会认同格雷的论断，即苏格拉底的教诲绝对完美，“堪称protreptic（鼓励）和proagic（促成）的珠联璧合”（p.178）。苏格拉底确实推崇自制之行，喻其为“美德之根基”，一个人必须“首先在灵魂中”培育自制这种品德。苏格拉底甚至不遗余力地重述了“赫拉克勒斯的抉择”这一传说来教育他那个缺乏自制力的伙伴阿里斯提普斯（Aristippus）（因同伴之故，苏格拉底讲述了传说，在传说中美德被拟人化为一个富有魅力的女人，在赫拉克勒斯还是个毛头小子的时候，她曾来过他身边【Ⅱ.1.21-34】）。(www.xing528.com)

细心阅读之后，我们就会对格雷的论点产生怀疑。首先，断定阿里斯提普斯的例子已经“证明”，苏格拉底有能力“促成”（而不仅仅是“引导”）他人达至自制是多么荒唐！此时，阿里斯提普斯正着手在居曷那（Cyrenaic）创建享乐哲学学园。我们从第奥根尼·拉尔修（Diogenes Laertius）那里得知，那所思想学校宣扬的就是肉体快乐（1966.p.219并其他各处）。还有更醒目的，我们知道，赫拉克勒斯在古代是一个臭名昭著的饕餮之徒——胡吃海喝、纵欲无度。苏格拉底为了“教育”阿里斯提普斯，巨细无遗地叙述了美德对少年赫拉克勒斯的教诲，显然也以失败告终。换言之，色诺芬没有对苏格拉底的两次自制规劝表示赞赏，并不足为怪：那两次教诲似乎证实了控告中一个显而易见的方面，而绝非在为苏格拉底洗脱罪名（另参Ⅰ.5.6和Ⅱ.1.34并参Ⅳ.3.18和Ⅳ.4.25中的例子）。色诺芬为苏格拉底的最后一次自制教育安排了一个开场白，那个开场白中确凿写道：“苏格拉底的谈话使大部分的同伴朝向（protrepein），而非到达（proagein）了自制”（Ⅳ.5.1着重号[楷体]乃笔者所加）。现总结如下：格雷教授的研究点明了一些属于原作本身但未曾引人注意的特点，因此有益于指正或揭开申辩表面之下的幽深之意。因失于细察，格雷未能深入挖掘苏格拉底生活和思想中那些新颖和饱含教益的真理，与色诺芬那微妙的幽默和举重若轻的智慧也失之交臂。[2]

格雷教授的苏格拉底教育探讨再次为笔者献上靶子。《回忆苏格拉底》最后一卷记录的是苏格拉底如何接近并教育他的年轻同伴尤苏戴莫斯。众所周知，在苏格拉底圈子中，尤苏戴莫斯平庸无奇（参施特劳斯，1971；布鲁尔，1974；另参莫理森，1994）。这位尤苏戴莫斯从来不管合理与否，几乎全盘接受苏格拉底的诸种结论和建议。在对话开始之时，色诺芬就已经表明，尤苏戴莫斯不适宜接触较高等级的教育。[3]但色诺芬又为什么表示，苏格拉底可能对尤苏戴莫斯这样的青年十分在意呢？难道色诺芬只是想将自己对沉闷的钟情归因于一个有着更深邃洞察力的人？

我认为肯定另有隐情。色诺芬希望解开苏格拉底教育的某些要害之处，但并未完全削弱本书的初衷——为师申辩。所以，他在描述苏格拉底的教育时，选择了尤苏戴莫斯，这个学生身上的缺陷有利于塑造一个传统和保守的苏格拉底（及其教导）形象。色诺芬表明，育人者苏格拉底“绝不会以千篇一律的方式面对所有人”（Ⅳ.1.3）。作者特地区分了两类人，固执己见者和以尤苏戴莫斯为代表的默听赞同派：

如果有人在某一点上与苏格拉底意见不和，而那个人又没能清楚地说出个寅丑子卯来……苏格拉底就会将整个讨论重新拉回到起点……通过这种方式，真理甚至对那些持异议者也不言自明了。但是当苏格拉底一个人进行论证时，他都是在大众认可的事物上向前推进，惟有如此，方保安全。（Ⅳ.6.13-15）

这就是说，苏格拉底与人谈话，如果有人反对他的某个观点时，他会全力后退，在与对方达成一致的前提下，退回到论证的原点，换言之，他辩证地探讨。如此一来，“真理甚至对那些持异议者也不言自明了”。但是，当苏格拉底同尤苏戴莫斯这样不发表反对意见的人“对谈”时，他的主要目的是保证言论的安全，他捍卫传统或大众认同，即“大多数人认可”的主张，此类意见和苏格拉底心目中的真理不可相提并论。更深入下去的话，我们可以假设，苏格拉底为了防止产生愤怒之情而动用了修辞术。当一位对话者的观念和信仰遭受置疑和挑战——尤其关系到虔敬、正义、高贵等诸如此类的主题时，愤怒之情将一触即发（巴特莱特，1996，p.4）。色诺芬告诉我们，苏格拉底终生都在研讨上面提及的几个主题（Ⅰ.1.16）。作者很清楚地点明，苏格拉底绝不会让尤苏戴莫斯那样的青年人接触他那“臭名昭著的特立独行”，他的传授一般有利于加固传统的观点。这个结果不仅体现了色诺芬老练的修辞术，而且也展示了他文笔刻画之精细。

看来，格雷绝然未认识到，对苏格拉底教育的概览果然证实了她的论断：色诺芬强调甚至夸大了他心目中的英雄保守的一面。她也留意到尤苏戴莫斯所受教育的传统性，不过她坚持认为，尤苏戴莫斯是“一位极为敏锐和极富才华的对话者”，“一位将以治国才能闻名的优秀学生”（pp.152，37；191）。在我看来，格雷犯错的最大原因一目了然，她没能察觉上面引文中所区分的两种对话者，而要认清尤苏戴莫斯，就必须参照那个区分（另参pp.21-22）。这个失误在各个方面拖了格雷的后腿。总之，格雷没能提出下列疑问：苏格拉底接近尤苏戴莫斯与对待那些禀赋较高的学生，方式相同吗？他会和不同的学生讨论一样的问题吗？面对优秀的学生，他会以不同或更高深的方式进行探索吗？更具有“冲击力”的观念是什么呢？

格雷教授更不会考虑色诺芬的其他作品如何帮助解答上述疑难了（洋洋两百多页的专著，她只花了区区一页论述《回忆苏格拉底》在色诺芬全集中的地位【p.194】）。现成就有一个例子，在《回忆苏格拉底》第四卷中，苏格拉底探讨了正义，他的见解相当保守，他主张正义仅仅就是“律法”（Ⅳ.4.12ff.苏格拉底同一名毫无异议的伙伴一起谈论，不是尤苏戴莫斯，而是爱利斯的智术师希匹阿斯）。假如孤立地读这段讨论就会不得要领，如果对照《居鲁士劝学录》中相应的一段，定然大有收获（另参《回忆苏格拉底》Ⅳ.4.12-18并《居鲁士劝学录》Ⅰ3.16-17）。本人的臆测合情入理：苏格拉底要引渡那些天分过人的弟子们，色诺芬乃其中之一，带领他们沿着人迹罕至而别有洞天的小径不断攀升。可以说，格雷未能充分体认到，《回忆苏格拉底》乃系列中的一环，每一部作品的内涵与它在整体中的位置密切相关。因此，对作品之间关系的深切把握，有助于领会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的正义观，本文会坚定贯彻这一解读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