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的政治力量：居鲁士与权力的争夺

我总结出两点相关看法。第一，色诺芬在《居鲁士劝学录》的开头讨论过政治体制。根据他的见解，出色的政治统治和成功的奴隶管理简直就是一回事。当居鲁士把恋爱关系比喻成主奴关系时，我们可要睁大眼睛。色诺芬将居鲁士运用领导权的杰出手法与被爱者吸引爱人的方式并列一处，使得居鲁士的暴君面目暴露无遗。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他的子民拥护他，也乐意接受他的统治，但暴政终究是暴政。第二，居鲁士如果打算获取某位臣下的忠心，不管这个人受过高贵的教育还是平头百姓，他都会设置圈套，引诱对方钻进来并且爱上他。他把自己打扮得很美，一副神清体健，大有作为的派头，以便对臣下们放射出不可抗拒的魅力。伪造的美丽掩盖了德行的缺失，他的一生称得上天良丧尽。他践行和倡导的美德虚有其表，所以庞大的帝国刚传至第二世，便轰然塌陷了。

从《居鲁士劝学录》的第一段可以看出，赞扬居鲁士要立足于这个前提：政治统治和奴隶管理原则上无甚大异。民主制政府、君主制、僭主制、家仆的管理都在运用着相似的权威。回想一下色拉绪马霍斯对《王制》的贡献，不难看出《居鲁士劝学录》中牧羊人与优秀的统治者的类比透露出这样一种政治观：与牧羊人的职责类似，有心担当统治者的人就必须决定应该去哪里放牧，不能去哪里，还要保管好下属们的劳动所得；而身为臣民就要忠于统治者或保管人并且与其他人等为敌（卷一，1.2，另参柏拉图《王制》342e-345e，并对比亚理士多德《政治学》卷一，1）。据传，居鲁士的帝国成为实现帝王梦的历史典范，“只要一个人掌握了知识【epistamenos】”（卷一，1.3）。在色诺芬笔下，居鲁士的一生凝缩了无数历史事件，他攫取、保持权力的手段揭示了许多帝国君主制和权术的内幕。

居鲁士具备洞察人性的本领，并且能够得心应手地使之服务于自己的政治、军事事务。这便是居鲁士政治知识的一种体现。他所学所用皆本着惟利是图的原则（另参布鲁尔Ⅷ章，尤参pp125-127）。学过爱情之效力后，居鲁士看出了爱欲（eros）潜在的政治用途，英雄难过美人关，人们最终会迷上居鲁士的美丽或高贵，他以爱情操纵了那些生性特别强硬的人。与庞娣娅有过瓜葛的两个男人，我认为只不过是两个典型，他们的下场验证了居鲁士手段之凌厉，他能够驱使、任意驱使高贵之士。令平民刻骨铭心的是居鲁士记得每个人名字的能力。有教养的人也必定受欲望的掣肘，虽然他们所接受的教育已经滤去了一些欲求。很多人被自己的爱蒙在鼓里，看不到自己实际上就是个为居鲁士跑腿的奴才。阿斯帕思代表了那些失去自知之明而又拥戴居鲁士人们。这位年轻人爱上了庞娣娅，无奈之下违背了居鲁士的信任而干下苟且之事。阿波拉达塔思之所以遭受惩罚，一来因为他对妻子的爱，二来是他志向高尚的缘故。

居鲁士的杰出统治既不是靠嘴皮子，也非凭武力恫吓，他以欲望为诱饵钓取民众的顺从。奈伟在他的两部著作中一再强调，畏惧乃居鲁士权力之根基。他以高超的军事技艺震慑远人，切近之人则生怕居鲁士的怒火。畏惧的作用确实不容小视，但依本人之见，它并不足以解释居鲁士的一切事迹。尽管他常常耍弄各种巧妙手腕恐吓下属，但居鲁士毕竟不是斯大林。我曾论证过，畏惧是生产感激之情的一道工序，他要得到是追随者们发自心底的感激（卷一，1.5）。追随者们热爱居鲁士，他们害怕爱上其他任何人，但怕并无损于爱。居鲁士凌驾于民众之上，他的统治要比一般的僭主隐蔽得多。最初出场的居鲁士诚实得不得不让人相信，他显然真正希望以自己的慷慨广结好友。随着“居鲁士的教育”的进展，他变得越来越虚伪。先是欺骗敌人，后来就对他的上家——居阿克萨瑞思撒谎，最终把矛头对准了最亲密的伙伴。年轻时那股迷恋高贵的劲头日渐退色，他的举止越来越“高贵”，却日甚一日地虚假。日益年长的居鲁士意识到，需要以华丽的衣冠和昂贵的化妆品为自己的美丽增色（卷八，1.40，此处明明白白地指出，居鲁士用那些装饰向臣下“施展魅力”；卷八，3.1，4，13-14）。色诺芬着重强调美丽和高贵的共同之处，在他看来，两者同就同在它们都堕落成了表皮。作者还发现了军事大家居鲁士的统兵之道和杰出君王居鲁士治民之法之间的关联。

所有见过居鲁士或仅仅听说过居鲁士大名的人都感觉居鲁士很俊美或高贵。居鲁士把自己整治得跟庞娣娅一样美丽，他的美旨在渔利。他要消灭庞娣娅，集天下之爱于一身。他深知美丽和高贵会让他变得不可抗拒，甚至那些仅仅耳闻其美名的人也会为之倾倒。另外，居鲁士扮作一个情人——他看起来无意当一名独裁者，让爱他的人与奴隶一般无二。他的确宣称他愿意友好对待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当然，他不可能有什么真正的朋友，没有人可以跟他平起平坐（奈伟，1983.p.902）。友谊需要平等，而情爱关系中无平等可言。

如果以最宽松的方式来归纳居鲁士的统治类型，我们不妨称之为温和专制。格莱恩（Glenn）称其为霸权（hegemon）政治，居鲁士既非君主，又不完全是僭主。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中有霸权政治这种模式，看来，霸权政治还真可能是一个贴切的称呼。我仍然主张定义为温和专制。马基雅维里虽未公开但暗示过：居鲁士就是高高在上的一代暴君。奈伟（1983.p.900）论证道：

根据色诺芬著作中君主和僭主的传统定义，居鲁士的政权游移于两者之间。他确实以胸中才学统治着一帮甘愿服从的臣民，但如果不是靠践踏波斯法律，威逼败阵者，他那合乎理则（rational）的帝国也建不起来。

法贝尔（pp.503-504）论述了居鲁士如何像个僭主那样以自己的意志取代了法律。他写道，僭主这个词语更适合于一座城邦（polis）中藐视法律的统治者，居鲁士拥有的是帝国而非城邦。法贝尔在色诺芬的《希耶罗》中发现：僭主不可能在一个城邦（polis）取得成功，帝国的建立和维持要求类似于军事纪律般的秩序，而这些又极易滑向僭主制。如果《居鲁士劝学录》原本要探讨城邦与齐家，而居鲁士的模式又只适用于一个辽阔的帝国，这不就第一次显示某些地方出错了？难道只能用共和国或君主制来平复内部纠纷，以超越（transcend）城邦吗？

与庞娣娅不同，居鲁士行事仁慈大度，不是因为高贵（kalo kagathia）要求善行。他惺惺作态，只不过想成为一个强大的主子，将他的子民紧紧捏在手心，使他们服服帖帖（卷八，2.14）。臣民们为了对居鲁士的爱而劳碌。他们可能会说自己的目的在于主人的赏赐。实际上，他们跟奴隶一样，根本无暇顾及自己的利益，而且只能按照居鲁士的吩咐办事。即便当初他们是为了自身利益而投靠居鲁士，居鲁士的美丽和高贵也会强迫他们乖乖放弃原先的念头。就连那些手下败将都甘心与居鲁士同生死共命运，一心一意为帝国效力。

阿波拉达塔思和阿斯帕思都是传统意义上的高贵之人，他们都落在居鲁士手中，为居鲁士而牺牲了自己所有的欲望，更不用提那些没有主心骨的普罗大众了，他们可从来不知道什么“奴役乃滔天大恶”！居鲁士亲手点燃的爱火烧毁了许多人。他明白，爱火也能在远方燃烧，无需他的躬亲，显赫的声望为他招揽了很多自愿归顺的子民（请于卷五，1.24-25处参考阿波拉达塔思的叙述，他把居鲁士收拢众人的本领说成像蜂王领导雄蜂。克罗苏思和伽达塔思就是两个在爱中燃烧的例子）。他驯服了“不计其数的民众、城邦和国家”。他首先在民众身上培植一种恐惧反抗的情绪，接着便唤醒“强烈的要讨好他的愿望，以至于他们总是由居鲁士牵着鼻子走”（卷一，1.3，5）。

接下来陈述一下居鲁士事业的第二个值得商榷之处。色诺芬详尽、伤感地描述了居鲁士死后帝国轰然倒塌的情形，这位开创者的儿子无力支撑大局，无法巩固前人打拼得来的江山。有些编纂者力主删去最后一部分，依据是：任何关于居鲁士的负面言论必定为后人篡入，居鲁士的成功招惹了那些非议。这些编纂者们未免难逃苛求统一之嫌。马基雅维里想必也不会强调居鲁士的成功毁于朝夕的事实。很多人，包括色诺芬，如果反思一下其他君王的事例，就会同意亚理士多德的高见：相对于众人治理的国家，君主国更容易覆灭；一旦杰出的开国之君谢世，甚至最稳靠的王权也会衰落（《政治学》Ⅲ.15）。很多非常现实的困难摆在后继之君面前，比如，他们要像父辈那样能干，以便巩固庞大的帝国、栽培储君。姑且撇开这些实际难题，我先指出居鲁士帝国大厦的一个内在缺陷，笔者以为这原本是色诺芬的观点。(www.xing528.com)

在庞娣娅出场的段落中，色诺芬至少对居鲁士做过一次十分明了的评价。色诺芬笔下的这个非希腊人极力效仿雍容高贵之士（magnanimous man）的操行（亚理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对“雍容高贵”有详细解释，指那些为了高贵本身而行善之人）。天下人都亲眼看到了居鲁士的诸多美德，勇敢、慎独、实用的智慧、无可挑剔的公正、抱负远大却量力而行、坦坦荡荡（并非哲学意义上的坦诚，而是指居鲁士既不自我吹嘘也不假装克制）、机智、友好、开明，并且脾性温和，俊伟庄重。阿斯帕思和阿波拉达塔思，实际上几乎每一个见过居鲁士的人都敬重他的慷慨大方、宽宏大量和公正无偏。正如亚理士多德告诉我们的那样，具备如此坚定性格之人，应当引以为豪，应当为卓越的心性感到骄傲，也应当宽待下属。《居鲁士劝学录》的读者不免要情不自禁地钦佩居鲁士，他身上流淌着人世间古今罕有的某种东西。如果用心揣摩，你会在色诺芬的指引下看出：所谓的宽宏大量空洞无物，所谓的美丽高贵纯系假冒伪劣。

居鲁士的美德最终指向他的利益。在早先一次对波斯军官的讲话中，居鲁士试图为自我利益树立原则。古老传统流传下来的节制使得波斯人品行端方，他们尽心向善却并没有什么成果示人。居鲁士新立的政治原则是：只要取得军事上的成功，美德就会收到物质回报（卷一，5.8-11）。他之所以苛刻地约束着自己对金钱和肉体快乐的追求却允许手下追逐那些欢乐，目的就是要君临天下，将世上的财富和快乐统统收入己囊。作为一种收买人心的手段，居鲁士的手法或许是上策。戳穿了说，他的德行只不过是一块遮羞布，用来掩盖权力扩张的本质或其他丑行。面对那位举世无双的美人，居鲁士表现平静且礼敬有加。然而这只不过是悉心筹措的阴谋，他要更充分地利用她为自己的军事侵略服务。他大度地将她完璧归赵，此举为他拉拢了一个新盟友，可时机一到，他就甩弃了新盟友。他饶恕了阿斯帕思的罪过，而借机逼迫他的老友为他尽忠效劳，他的宽恕令阿斯帕思沦为可以任意驱使的物件。事实上，居鲁士老早就已看透：假意原谅他人的过错并以相应的惩罚加以恐吓，如此这般，便是令他人死心塌地跟随自己的上乘手段。

色诺芬自始至终都没有称赞过居鲁士的统治，而马基雅维里则赞赏居鲁士在政治上的精明，并称其为一个政治领导人唯一真正的美德：懂得如何利用崇高的道德掩饰攫取私利的行为。色诺芬为我们展现了传统高贵之士的行事和信念，使居鲁士的德行相形见拙。先说说稚气的阿斯帕思，他深知正义与耻辱之间的区别，却达不到自己为自己设立的标准。最后，为了赎回错误，他甘愿舍弃生命和最心爱的女人。他的结局也许是晋升，可对他的最终命运我们所知甚少。为了效忠居鲁士，为了证明自己能够掌握情欲，阿斯帕思放弃了庞娣娅。而居鲁士克制自守只是为了将来更充分地满足自己的欲求。更为成熟一些的阿波拉达塔思在战斗中表现了大无畏的精神，尽管让爱情决定军国大事并不十分光彩，但他至少实践了两条意义重大的真理：其一，家庭中的情爱十分美好，为这种爱牺牲很高贵；其二，为了心目中更重要的事物而牺牲自我要比为了将来的恣意享受而做出暂时让步更高贵。与那些为了得到居鲁士的庇护而丢弃独立的羊只们不一样，阿波拉达塔思并未“爱上”居鲁士。阿波拉达塔思坚持自己的道德准则和优秀的军事才能，并不仰仗居鲁士的物质赏赐。他的结盟意愿完全出于知恩图报的信念：居鲁士将庞娣娅安然无恙地归还，于情于理，他都要回报恩人。他满载谢意地去到居鲁士那里，成了居鲁士的“朋友、仆人和同盟”。阿波拉达塔思的友情没有得到回报，因为对妻子而不是对居鲁士始终不渝的忠诚，他遭到了惩罚。

居鲁士不仅假仁假义，他还致使臣僚们丧失了践行美德的能力，甚至连真正的美德是什么都忘记了。再也没有人告诫他们约束激情，尽管大多数都可以做到克制：因为他们常常由着激情行事，他们的激情就是取悦居鲁士并得到他的犒赏。他们既不在意灵魂的提升，也不关心政治上的自由。马基雅维里会找出很多理由来赞美居鲁士的才能，居鲁士懂得如何利用他人的无私来为自己的欲望效力：众人的爱戴使一个人成为放养着一群动物的牧者。布鲁尔的论证从不同角度的阐明了这一点：看起来居鲁士要力争使雄伟而不是美德成为高贵（pp.132-133）。居鲁士的随从们接受的教导是：不要为了高贵而敬重高贵。但那些人也未能摹仿居鲁士的雄壮。达不到居鲁士的成就，他们费尽心机的捞权行为就只不过是鸡鸣狗盗之类的行径，他们享用钱财就是十足的堕落。

居鲁士的顺民们并非凭着自身的本领和能力去拼搏，他们尾随着牧羊人的意志，只晓得失去了居鲁士，他们也就丧失了生念。庞娣娅越是念念不忘自己的丈夫，阿斯帕思就越爱她；同样，居鲁士准许被征服的人们仍旧守着原来的土地，这些人就会为他的慷慨所“倾倒”。面对深爱的居鲁士，他们忘记了自己的利益（居鲁士将他们纳入他的军事扩张事业或他的帝国之中，为的就是占有他们的利益）。居鲁士已经奴役了他们。

庞娣娅的故事昭示了高贵，如私人情爱的高贵性、为爱人无私献身的精神。但居鲁士对这些毫无兴致。他关心的是如何利用爱欲（eros），让更多、更远处的人都处于自己的掌控之下。他的臣民们为他效忠，完全意识不到自己的奴隶境地。阿斯帕思和居鲁士一致同意——虽然列举的理由不同——身陷情网的人行为荒谬而卑劣。

与《王制》对比可以看出，居鲁士和《王制》中的苏格拉底均错在将爱欲（eros）这个话题如此公共化。居鲁士以四海为己家，在家中他可以行使主人的特权和父亲的慈爱，所以，他的子民爱上他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格莱恩表示，居鲁士对子民之父的理解十分含糊（Ⅷ.1.44；2.9另参亚理士多德《政治学》卷一.1；卷二，2-3）。

大家都一致认定，色诺芬重点关注的是美德的持守，笔者单就全书最后一节加以论述。描述波斯人恶劣和放肆行径的词语充分体现了他们的堕落。他们再也不按照居鲁士的教导为了回报而践行美德了。他们已经撕破了一切美德的外衣，穷凶极恶地捞取钱财。居鲁士的军事领导和帝国统治最终从根本上铲除了真正的节制和美德，失去节制，政治秩序就要分崩离析。

简而言之，情爱代替不了政治。如果情爱左右了一个人的政治行为，他的自信和尊严就会随之丧尽；如果政治利益完全控制了爱欲，那么爱情中真正的无私奉献也就消失了。诱骗和伪装过的残暴不应该取代劝谕和法治（law-governed）的力量。蒙骗的手段在罗织追随者时的确有效，如此，一个人的权力就单立足于诱人的表皮之上。当引诱者不在了，居鲁士帝国的统一与和平也就要完蛋。这时，居鲁士的“仁慈”统治和民众的“乐意”服从，将波斯人和许多属国的人民置于糟糕透顶的困境之中。那个万丈光芒的人物一去，就没有人能够控制得了人们的欲望，也没有人能够用赏赐令人们心满意足了。居鲁士制定的纪律和物质奖励都宣告失效。

如果正像奈伟所主张的那样，《居鲁士劝学录》乃现代自由主义的一个远古的企盼；或者如同格列恩的观点，马基雅维里的君主——部分地吸取了居鲁士的成功经验，是执行领导权的现代范例；面临着当代形形色色的关于领导和被领导者、治人者同治于人者之间的关系如何是好的诸种意见，庞娣娅的故事应当引发我们的反思，反思那些意见的基础究竟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