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哲学家：居鲁士与阿斯帕思探讨爱的哲学视角

与阿斯帕思不一样，居鲁士打着服务子民的幌子，实际上却喝来唤去地使唤他们，而他本人极力避免受任何人支使。他一定能体会到庞娣娅被俘时的悲痛，尽管他以相当超然事外的口吻来谈论她的美丽和用处。首先，他向阿斯帕思声明（以宙斯的名义发誓）他从未见过那个女人，“宙斯在上”，他也不打算去见她，“即使她美得如你所言”。居鲁士强迫自己淡化庞娣娅姣好的容貌，他为自己的举动所做的第一次解释表现了他对自己灵魂和人类欲望的洞察：他声称生活忙碌，无暇“她”顾，一旦一睹芳容，他就不得不为此奔走了（卷五，1.8）。这就是说，他已经断定，绝世美貌会引诱人们荒废重要事务，即便意志坚定如他居鲁士一般也无法免俗。一个决意征服天下，克服灵魂所有弱点的居鲁士形象更加醒目。夺取阿苏里亚人的领土，创建一个宏伟的帝国才是居鲁士真正的目标。克制肉欲可能只不过是手段而已，一旦达到真实的目的，手段就可以弃如敝屣。居鲁士丝毫未提起为情欲所驱或者夺人之妻是龌龊或不义之举。他向那些忠实的随从们郑重承诺，他的帝国将会满足他们各种欲望（例，见卷一，5.8-13；卷二，1.23-24）。

我们一定看得出来，单凭着阿斯帕思对庞娣娅的美丽或高贵的一番盛赞，就已经使居鲁士动了一睹芳姿的念头。仅从他从未与她谋面这一点来看，居鲁士意志之坚就已经非比寻常。他也为美貌深深吸引，这有害于他的军事征伐。居鲁士似乎认为，即便只是看见庞娣娅，认识她，都需要难以置信的克制，并且会瓦解他的独立自主。

居鲁士的朋友论证道，美丽并非灵魂的樊笼，不会妨碍一个人的利益和前途。阿斯帕思的论点要求一种根本性的区分（也可能只是一个虚假的困境），即世上的事物一分为二，面对其中一种我们只能做出本能的回应，而另外一类在人的掌控之中。引入一种渐趋显要的对比之后，阿斯帕思说道，大火只会烧伤那些贴近它的人，决定爱一个人属于个人选择（卷五，1.9-10）。在人类的实际行为面前，这种区分很难站稳脚跟。一些人喜爱某些美好事物，另一些倾心于另外一些美好的东西，但这些都无法证明一个人只会选择心爱之物，就像他选择衣服或鞋子一样（卷五，1.2），也不能否定美丽在人类灵魂的情欲部分可以激起不由自主的迷恋。爱美乃人之天性。阿斯帕思举出的相关事例作为佐证，证明人类天生具备控制爱情的能力，他的证据是宗教和禁止乱伦的城邦律法（卷五，1.10）。那些律法的存在本身就表明：彻底灭绝情欲比登天还难，无论通过自制还是律法，人类还是天神。

从完全相反的事实出发，有人会质疑阿斯帕思所列举的那些在人的控制之外的事物，诸如饥、渴、冬天感到寒冷、夏日甚觉炎热（卷五，1.2）。居鲁士的军队纪律整肃到如此程度：即使供给缺乏时，士气也依然高昂，而且能够抵制得住那些我们在今日高科技时代仍然称之为本性趋之的东西，这种成就全赖将领们长期熏陶于其中的国民教育（civic education）。居鲁士带领的这班自我约束和纪律严明的波斯人马做到了一件在一个米底亚人看来绝不可能的事情：禁止一个没进食的人感到饥饿（卷二，1.29；卷三，3.9；卷四，2.38-41，46-47；卷五，2.17-19）。从另一方面看，居鲁士常常以食物或其他肉体享受犒赏自制、守纪或勇敢的下属。他还必须给他们什么？荣誉和晋升比起物质奖励来，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居鲁士的双面意图再一次左右了他的行为。

居鲁士反驳了阿斯帕思，他认为身陷爱欲之中的人无力脱身，无力抗拒它的威力，达到了令人震惊的田地。等他们意识到身为奴隶乃“滔天大恶”时，已经跌入所爱之物的辖制中了。这些痛苦的受难者可能会呼天告地，立誓要从自我摧残的困境中挣脱出来，但他们发现“一种更强烈的欲求捆绑着自己，满足这种欲求的愿望比挣脱铁镣铐的欲望更热烈”（卷五，1.12）。他们心甘情愿地受情人（the beloved）摆布；不顾一切地讨好情人。的确，他们不惜一切代价供奉着“主子们”的权威。这些爱情的受害者们仿佛只是在抽象的意义上明白“身为奴隶乃罪恶”的道理，而对自己真实的处境毫无知觉。对此作何解释呢？大概因为他们的遭遇属于特殊情况，由爱情导致的主仆关系中，主人并不情愿当暴君，同时，奴隶也乐意将自己的自由拱手献上。

阿斯帕思扬言，只有弱者在遭受奴役时，才会既无法竭尽全力地摆脱桎梏，又鼓不起自我了断的勇气，尽管他们巴不得一死了事（卷五，1.23）。从某种意义上看，他在为这样的观点张目：只有天生盲从的人才会成为奴隶；天生就是君子（kaloi kagathoi）的人能够约束自己对“金钱、宝马、美女”的渴求；这些君子们要么仰仗自己所精通的正义之道（to dikaion）来避免陷入尴尬，否则干脆就自杀（卷五，1.14）。阿斯帕思将受制于情欲（eros）和受缚于任何激情等同，渴望有所收获是他的主要例证。如果人们能够并且应该惩罚偷窃行为，那么法律就假定了小偷有能力干别的行当。假如一个人可以压制偷盗一个漂亮物件的念头，他就可能控制得了占有一个美貌女子的欲望。阿斯帕思毫不谦虚地现身说法：他曾见过庞娣娅，但他并未陷入绝望的奴役境地或者焦急地想占有她。相反，他像往常一样履行着自己的军事职责（卷五，1.25）。

居鲁士回复道，只要假以时日，阿斯帕思或者任何一个男人都会被庞娣娅的花容月貌给绊住。阿斯帕思曾经以火喻爱，而居鲁士认为，火焰并不会立即灼烧那些触摸它的人，对一种美丽或高贵事物的爱可能会与日俱增。让我们更深入地分析这个比喻：一个人要伸手体验一下大火对人体的作用，我们会斥之为愚蠢之举；以美来诱惑自己同时又期望安然无恙，也同样不可救药。冷静地回想一下人类的经验，两种行为都必然导致痛苦。居鲁士指出，火与爱之间的唯一区别是：美丽或高贵之物能够在“那些仅仅在远处瞥过它一眼的人身上神不知鬼不觉地点燃爱火，从而致使他们在爱欲中火烧火燎”（卷五，1.16）。美丽或高贵作为一种不可小觑的力量，能以隆隆之势蔓延到远方，可以牢牢掌握那些深知奴役是“滔天大恶”之士，足以灼伤那些未曾谋面的动情者。

这场关于激情之危险威力的对话可谓激情四射。最后，居鲁士接受了朋友的宣言：他阿斯帕思能够抵御庞娣娅的美貌。之后，居鲁士选派这位年轻的朋友好生照看那位绝世美人，他解释道：“……这个女人将来会派上大用场。”（卷五，1.27）居鲁士搞什么名堂呢？他很可能正在利用阿斯帕思检验自己的理论——爱之威力的理论。奈伟认为，居鲁士以此考验阿斯帕思对“肉体享乐”的抵抗力（1981.P.160）。这位研究者援引了一段原文——占领了阿苏里亚人的营地之后，居鲁士喝令手下暂时切勿大吃大喝，也不要劫掠，这么做是为了将来收获更大。居鲁士是否在暗示阿斯帕思，如果成功地看护好庞娣娅并且克制了自己的欲望，就会得到更丰厚的赏赐？动用了阿斯帕思的自我克制能力，居鲁士用意何在？

色诺芬的读者必定早已预料到：庞娣娅的美丽使阿斯帕思深深地陷入困顿之中。结局已经跑不出居鲁士的预算，阿斯帕思被爱（helisketo eroti）征服，拜倒在庞娣娅的石榴裙下，疯狂爱上了她那美丽的身体和高贵的气质（kalokagathia），即她的感恩之情和慷慨大方（Ⅴ1.18）。色诺芬明确地赞同居鲁士的理论，但我们应该更深入地考察居鲁士所发现的情欲之爱的诸种特点。尽管公开认可了居鲁士关于爱情的思想，难道色诺芬就完全拒斥阿斯帕思的观点吗？(www.xing528.com)

在这一对朋友的谈话中，奴隶的痛苦和落魄一直是老话题：庞娣娅身陷囹圄，且遭受了巨大的痛楚。作为一个自由的妇女，单凭她高贵的举止，人们一下子就可以将她从奴隶堆里辨别出来。居鲁士对比了爱欲之锁链和奴隶身上的镣铐，发现前者要威猛得多，它能够击败哪怕最强健的男人。进一步说，一个人只要跌入爱欲之中，他将无暇他顾，与一般的奴隶相差无几，失去了闲暇，甚至没有空闲考虑更重要的事业。即使与奴隶一般无二，即使那痴情至极的爱恋虚幻不实，当事人对自己的真实境况也是雾里看花，扑朔迷离。以上观点全都应验：阿斯帕思的意志招架不住，最终低下了头，而庞娣娅在沦落为囚的境遇下展示了迥然不同的高贵（lokagathia）。尽管阿斯帕思视奴隶为懦弱的标志，任何一个高贵和优秀（noble and good）的人都耻于为奴，即便迫不得已而沦为奴隶时，也会力争解脱，但是他最后却身陷其中并且对自己的状况浑然不觉，这显然违背了他的初衷。

居鲁士和阿斯帕思还探讨了一个与奴役问题相对应的话题——自由或自主。如果阿斯帕思的观点正确，即爱情只俘获懦弱与卑贱之属，那么灵魂中定然存在一个区域，它足以粉碎爱欲（eros）的冲击。阿斯帕思第一个观点是：意愿、抉择，或者赞同（boulomenon【意志】，ethelousion【计策】）和理智可以击退爱情的影响力（卷五，1.9-11；另参卷六2.11；色诺芬《会饮》卷七13）。如果深思熟虑的谋划无济于事的话，恐惧（可能是对天神的畏惧）、律法，即外部力量一定会发挥约束效力。阿斯帕思的弦外之音不外乎如此：高贵之士通晓正义并遵循正义原则，而愚昧之徒只有在威逼胁迫之下才会正义地行事。居鲁士否认灵魂中存在那么一块推理或算计的部分，他的见解是：天下之人个个都随爱摇摆，任情作为。他也承认律法或风纪的确可以起到一些意想不到的作用，要说它们能够抵消爱的力量，则他不敢苟同。

阿斯帕思的第二个主张中再添一道强硬的保障——惩罚。他要继续说服居鲁士相信爱可以被克服。法律只是一位冷静中立的仲裁者，惩罚就不同了，它是居鲁士或被盗者（“你”）亲自对窃贼的惩治（……kai ou sungignoskeis，alla kolazeis）（卷五1.13）。通过将搏斗放置在最个人的层面，阿斯帕思无非想强调，君子凭借一己之力（dunatai）就足以抵制对金钱、宝马和女人的过度欲求。这就好比说，人自身有一道强大的力量，能够击败另一股势力，从而保证人的欲望发乎情止乎“义”。居鲁士持有异议，在他看来，坚定的意志终究要向美丽的魅力缴械投降，正像青枝绿叶也会熊熊燃烧一样。事实证明居鲁士对阿斯帕思的怀疑十分正确，他看起来对自己的克制力都没有十分的把握，因而不大相信自己能够战胜美丽之物的诱惑。奈伟声称，居鲁士“完全可以驾驭自己的欲望”（1981，P.163；另参P.210），但他从不在现实中检验他的自制，所以他拒绝看到庞娣娅，直到她的利用价值耗空为止。

布鲁尔（pp.128-131）认为，居鲁士苦抑情欲使得他的生活都畸形了。因为生怕他的军国大业及其累累硕果仍然无法同庞娣娅的美貌相媲美，居鲁士干脆将自己与她隔绝开来。布鲁尔论证道，居鲁士不敢直面爱欲，这显然表明他看轻了帝国事业的好处。色诺芬敬佩苏格拉底不会为身体之美倾倒，同时他必定会诟病居鲁士的弱点，居鲁士的软弱肇始于对人类优胜之处（human good）的片面认识。可以看到，居鲁士逃避庞娣娅，不只出于恐惧，这是一出老谋深算的权宜之计，他要扩充军事实力，庞娣娅和那些爱上她的情种们只不过是他手中的棋子而已。

两位谈话者起劲地贬低爱欲（eros），严厉指责那些沉溺于欲海之中的人，但他们没有提起拉人们下水的罪魁祸首。看得出来，被爱情奴役的人从爱情的回报或将来得到更多回报的希望中获得巨大动力；他们可能会遭遇各种苦痛，但一切都为了他心目中那至高无上的快乐。尽管在这种互换关系中貌似存在自由选择权，居鲁士和阿斯帕思双双同意——被爱情奴役无异于奴隶。这一对朋友还一致认为，诸如此类的情爱瓜葛每天都在上演。作为一个接受过君子教育的高贵之士，阿斯帕思将其归结为有情人的懦弱；而居鲁士却归之于爱欲（eros）那无坚不摧的力量，他对高贵之行本身并不上心。但他们两人均认可这一点，即爱欲可以紧紧捆绑大多数人。契约关系或公民公约引发的仅仅是忠诚，而爱情或友谊却会激起强烈的利他心。尽管友谊和爱情同样是关系纽带，但友谊需要精心培育、呵护，居鲁士说道，而爱欲（eros）会在弹指之间把人整个吞没，区区一番描述美丽女人的言辞就要引诱他抛开正业，要是瞥她一眼，他的独立自主必然毁于一旦。

居鲁士高贵的英勇事迹、胸有成竹的攻伐和大方的犒赏作风广为流传，这些同样也是言辞，正是此类言辞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民众热爱居鲁士并投奔了他的帝国，奖赏还没影呢，那些人就先在心里边收下了居鲁士的恩赐，或者下定决心为这个值得敬佩的朋友牵马坠蹬。（卷三，3.12中erotikos一词表现了居鲁士麾下将领急切攻城略地的心愿。居鲁士叮嘱这些将领一定要在各自部队中灌输好战的欲望【epithumia】。另参卷四2.21-22）。居鲁士发现了一种理解“治人者”和“治于人者”之间关系的新方式吗？他决意平定四海，创立帝国。为了达到目的，他就得使尽浑身解数以获取他人的忠诚和效劳，他需要争取的不仅包括身边的智囊团（advisors）和随从，还有全体士兵，甚至所有被他征服的人（例如，卷三，2.12-27中的阿美尼亚人和垞德安人；卷四4.5-13中那些农民；卷七2.11-14中吕底亚的克罗苏思）。通过强化波斯特有的慎独（moderation）原则，居鲁士权衡了律法的效力以便掌控人们的喜好。他热衷于以天命所归来美化他的帝国。他以慷慨换取忠心，流水似的赏赉赠与，他自己却拒绝收受送上门的任何礼物（例参卷三，1.33-37，42；卷五，2.7-12，3.30-33，4.30-33）。凭着他的智识和友好，居鲁士的勇敢、节制、无可挑剔的公正、军事天才更加熠熠生辉，令人无限向往。居鲁士深知，无论如何，情欲的萌动早晚要让人将畏惧惩罚（不管来自神抑或人）之心、感恩之情、钦敬之念统统抛却脑后。居鲁士未卜先知：那位对他敬重有加的老友阿斯帕思将会因为爱情而不再遵从他，最终的下场是身败名裂。居鲁士那特有的审慎，连同与阿斯帕思的论争，不禁令笔者如此这般推测：居鲁士自信，待掘开堤坝，放出那洪水猛兽般的爱欲（eros）之后，他能够成功地驯服这股力量并为我所用。如果他果真可以支配子民们的情欲，他从此就要立于不败之地。

从前面的章节我们知道，居鲁士小时候就愿意被人喜欢，并且千方百计争取人们的友情。居鲁士和外公、小伙伴们在一起的情节中，用来形容居鲁士交往的都是一些情意绵绵（aspazomai，phileo）的熟络和亲昵之语，这类感情全部出自居鲁士那些旨在激发感激之情的善举。可这一次居鲁士的赌注提高了。他将一个美丽的女人从她丈夫怀中夺过来，用她来做一个极端的试验，以考验一个老友的节制。他攫取感激的手段越来越狡诈。他检验了爱情的威力而且料中了一个爱情牺牲品迫不得已的堕落。

色诺芬可能正通过居鲁士这个人物阐释着爱欲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爱欲和政治在柏拉图的《王制》中可是水火不容的一对。奈伟考察了那个“有趣但无稽可考的传统说法”，即《居鲁士劝学录》乃是色诺芬对《王制》的回应（1981，pp.17-18）。文本中有些支持的证据，其中一些是白纸黑字，另外一些更像言外之意。下面就举例说明。居鲁士惟才是用的政治体制，打破了先前仅囿于前-居里安（pre-Cyrian）贵族圈子的平等主义。尘封已久的物欲而今横流于世，直接成为擢用贤才之体制的顶梁柱。关于爱与政治，苏格拉底试图表明，政治制度要全面抑制爱欲，将情欲导向正途，为城邦的利益服务，以此创建最和谐的城邦。居鲁士做出一副拒斥情爱的样子，但他从不坚持让臣下们在情事上自我禁锢。可以说，关于如何利用爱欲这股强劲的力量，居鲁士已是成竹在胸。他的目的与苏格拉底相似——建立和谐的政治秩序。不同之处在于，居鲁士的雄心直指一个辽阔的帝国，而不是一座小小的城邦（polis）。他想方设法赢得臣民的爱戴，而不是让他们彼此相爱。如此一来，他就能够缓和爱情的危险力量并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