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史家的研究问题及原因

施特劳斯（Leo Strauss）　著

高诺英　译

[编者按]本文为施特劳斯为W.P.Henry的《古希腊历史作品——论色诺芬〈希腊志〉中的史书写作艺术》（Chicago 1967）一书所写的书评，刊于The Review of Metaphysics，卷二十一。

作者亨瑞以此假设为起点：“史学研究的关键是史书写作（historiography）”。他藉此想要表达的是：古希腊政治史研究绝对无法回避的三大巨匠是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和色诺芬。他之所以选择色诺芬，乃因为《希腊志》“这部作品中探讨的问题”——这些问题与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作品中相应的问题大相径庭——看来会得以解决：只要批判性地考察上述经典的理论学说，即可攻克那些疑难，到时候，“我们研究古希腊史书写作的现代进路”之优越性自然不言自明，但缺陷也可能随之浮出水面。

在这部著作中，亨瑞把大多精力用来批判曾令其“非常之失望”（p.191）的古希腊史研究，他总结说，“我们显然尚未做好准备来解释古代史，比如像《希腊志》”（p.210）。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古希腊史研究实在差劲，原因有二：一般的和特殊的原因。一般原因是，研究者们尚未留心到古希腊史书写作的独特性，它同现代史书显然截然不同。我们的先人不会“为了历史”而研究历史，他们的方式是“审美”的（p.193）。初看之下，“审美的”这个词语的历史渊源，将会暴露亨瑞所概括的经典史书写作特点的缺陷。对古典的希腊而言，“史书是文学的一种形式……当一位艺术家有感于时代风气，从而秉笔直抒，史书就是文学”（p.193）。这似乎印证了亨瑞所译解的一句昆体良（Quntian）的名言“史和诗某种程度上是一回事”（p191）。显然，三位经典史家深受时代精神激荡，他们力图表现这一精神。但是，翻开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的作品便可发现，这种观点有失偏颇。也就是说，其中没有事实支撑这种观点。按亨瑞对十九、二十世纪研究古希腊史书写作的学者们的批评，或许他也不幸地分享了这些学者（或他们中的多数人）共同的偏见：即“今天我们懂得”史书写作的一般意义和经典史书写作的特殊涵义。

十九、二十世纪的史学学者们失于理解《希腊志》的特殊原因肇始于今人对色诺芬的偏见。他们以为，色诺芬天性“显然淳朴”，或者“浮浅却不乏真诚”，这都是因为他举止“坦率而不做作”。这些学者们谈起色诺芬时，一副“高人一等”或“屈尊俯就”的架势（pp191-192）。在这里，亨瑞揭露了当代学术鲜为人知且令人瞠目结舌的短浅和自以为是：学者们指责色诺芬没有表现出特别的精通世事和心胸豁达。他们说起色诺芬心思质朴或心胸狭隘时的姿态，就好像洞明世事和心胸豁达竟是唾手可得的品质，用捞到哲学博士的方式就可获得。

为了澄清色诺芬的写作并非“无心为之”，亨瑞探讨了“三个典型事例”（p.193）。第一个就是审判参加阿吉努斯亚（Arginusae）战役的将军们。

在这一事件中，最令人费解之处要数色诺芬对苏格拉底的处理了。尽管色诺芬不会、当然一定不会在这里忽略苏格拉底对正义的坚定恪守，可是，除了不经意地提到一笔而外，由始至终，色诺芬对这位伟大哲人竟未置一词。实际上，这不经意的一提，正是整部《希腊志》中唯一提及苏格拉底——色诺芬的良师益友之处，而且是一语道破天机。尽管此书中绝少关注苏格拉底，事实上，当终于说到苏格拉底时，他称苏格拉底是“索佛融尼司库斯（Sophroniscus）的儿子”，仿佛读者可能不会像被期望的那样，明白这究竟指的是哪个苏格拉底。

亨瑞清晰地揭示道：

整个事件的进展显然经过精心策划，用意无他，只是为了呈现伟大的哲人面对压倒性的强迫时的坚决抗争。所有对色诺芬只给了苏格拉底一行文字的位置的非议，说什么色诺芬懈怠了苏格拉底或没有认识到苏格拉底生活的意义，都是不恰当的。这些都是根深蒂固地误解史书写作方式惹的祸……其实，色诺芬小心翼翼避免因不合时宜的期冀而破坏读者的印象，他点到为止，不再乏味地一一细数苏格拉底的德行，不再妄加赘语来抬高这个早已至高无上的形象（197）。

依亨瑞之见，上述那些和类似的反思清除了对色诺芬的指摘，那些批评只是不满于色诺芬在这一节中只点了一下苏格拉底的父名，而且，整部《希腊志》都没提苏格拉底的受审和被判死刑。在色诺芬对这些将军们的审判的叙述中，亨瑞只找到仅有的一处“技巧上的失误”。苏格拉底勇气十足地拒斥暴民们无法无天的要求，紧接着下来就是欧律普托勒穆斯（Euryptolemus）为将军们的辩护演讲，演讲“竭尽全力，入情入理，慷慨激昂”，很明显，“连病恹恹的人都会坚持听完……何况宅心仁厚的听众哩”。这次演讲被安排在暴民寻衅闹事片刻之后，亨瑞认为，“明摆着这不可能”。“简而言之，在这里，艺术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就不顺畅了，并且色诺芬对自己的主题处理得未免过于轻率”。但是，艺术上的不顺畅就等于技巧上的缺陷？再说，色诺芬原文是欧律普托勒穆斯“之后”讲道。“之后”并不意味着“之后立即”，正像《希腊志》开篇之首表示的那样。假如说欧律普托勒穆斯的演说发生在苏格拉底的介入之后，它甚至还可能是受苏格拉底的影响而作的。总之，直接对照苏格拉底一个人的审判（以间接方式叙述）和欧律普托勒穆斯的长篇演讲（直接陈述），将促使我们留意到色诺芬的苏格拉底从来没有公开发表过演讲，除了为自己申辩以外。

亨瑞有关上面那个情节的解释值得赞扬，其中的失误自然也比他指出的色诺芬的失误更需要推敲。他的批评可以让我们理所当然地要求他做出解释，为什么色诺芬在这里以苏格拉底父亲的名字称呼苏格拉底？为什么色诺芬要在苏格拉底审判一事上缄默不语？要想弄懂色诺芬在《希腊志》中对苏格拉底一直沉默，我们可以参考一下修昔底德，他对雅典人的“内心生活”一言不发是出了名的。一个人除非顾及到色诺芬在他的作品中（不是他的苏格拉底作品）（《远征记》III，1.4-7和《居鲁士的教育》III，1.14及38-40）另外两处涉及苏格拉底的地方，还要对色诺芬的苏格拉底作品谙熟于胸，否则，不可能恰当地提出亨瑞失于回答的问题。要想掌握《希腊志》传达的特殊智慧，只有参照色诺芬所有关于智慧的思想，即他笔下的苏格拉底的智慧。《希腊志》的宗旨不是单单这部作品自身所能涵盖的，它那蹊跷的篇首早就确凿暗示了这一点。

色诺芬是否抱有偏见，即他赞同斯巴达（和阿吉西劳斯【Agesilaus】），反对忒拜（同伊帕米诺达斯【Epaminodas】）？亨瑞引用另外两个典型事例来剖析这个问题，他认为，这两个事例是打开《希腊志》（或其大部分）之门的钥匙。亨瑞告诉我们，倘若色诺芬完全处于偏见的笼罩之中，他就会以其他方式结束《希腊志》（pp.200-204）。最后，亨瑞与那些误以为色诺芬抱有偏见的观点大战一番。他特别指出，那些指斥色诺芬之偏见的学者们竟“无意于界定偏见的含义”（p.204）。“然而，色诺芬钟情斯巴达、厌恶忒拜，却是不争的事实”。可这并不足以证明色诺芬对这些城邦“抱有偏见”（p.205）。“这就是色诺芬史书写作中最重要的问题”（p.206）。问题是，斯巴达是否配得上色诺芬的钟爱，忒拜是否不应当承受色诺芬的蔑视。或者，对于亨瑞来说是一回事，即色诺芬对这两个城邦的意见是否“并非其同时代人共有”（p.208）。亨瑞的回答不尽如人意，因为，他没有全面、细致、深入地考察色诺芬提起两个城邦的美德与邪恶时的所有章节，在那此章节中，色诺芬以自己的名义说话（另参pp.162-163，在这里，亨瑞将两节看成相互照应：在一节中，色诺芬以自己的名义谈及由斯巴达发动的“侵略行动”，在另一节中，色诺芬借他人之口表达了同一意图）。当然，对于《葬礼演说》最微弱的记忆都应当能阻止亨瑞做出如此结论：“每位希腊人都是亲善拉孔尼刻人的（philo-laconian）”（p210）。然而，无论如何，正如事实意味的那样，我们得感谢亨瑞，感谢他提出的那些问题。

亨瑞对流行的关于《希腊志》的观点不以为然，才提出了这些疑问。他的不以为然得之于对那些流行理论的详察。他的考察占了书的大半篇幅，却少有迹象表明他大不认同“屈尊俯就”、“居高临下”式的态度。但在《跋》中，他对此态度措词强烈，有板有眼。事情有没有可能如此？即，当亨瑞完成了大半部著作后，才开始对那种“自以为高高在上”的架势产生了意见，可是，这个时候，他认为更正行将完毕的作品已经没什么益处。这就是说，亨瑞身体力行地效仿他眼中色诺芬的《希腊志》的写作方式？其实，他对《希腊志》前两卷中所谓的“巨大失误”的非难，可与他所驳斥的学者们的意见等量齐观。他说，这两卷“纯系粗制滥造，苍白贫乏，甚至比不上色诺芬其他著作中最不着力之处”（pp.53-54）。此书后五卷“连贯性不是很强”，它们的缺点“与前几卷叙述一样缺乏和谐”（p.133）。在阿吉西劳斯居主导地位的那一部分，“naivete（率真）是杜撰的，本该率真自然的那些伟大完美之物也显得生硬、刻板、矫揉造作”（p.156）。“色诺芬的《希腊志》有一部分是要献给那些一直萦绕在他脑海中的青年男孩”的（158）。但事情怎么会这样呢？这种错置和虚假的英武男子气“一直”悬在色诺芬心头，却只影响到《希腊志》的某些地方，几乎丝毫没有波及《远征记》？更坦率地问，整个《希腊志》的主旨何在？(www.xing528.com)

那些惹亨瑞大为不满的“理论”中有这样一种主张：

《希腊志》前两卷是续写修昔底德的未竟之文并给它作了结。由于没能寻找到两部著作在观念上的联系，所以，要说色诺芬可能熟谙修昔底德的写作并且无孔不入地受到了修氏的影响，我们恐怕要与支持此见解的证据失之交臂了。（p.49）

假定亨瑞所反对的观点是正确的，假如“色诺芬将自己的作品看成是对修昔底德的接续”（p.53），那么，修昔底德宣称的创作动机就适用于《希腊志》。就此而言，这个观点

可能是所有关于《希腊志》的设想中最为根本的了；它如此重要，以至于下列事实可能令人感到突兀——这个观点原本只是假设，而且还是个需要重新检查的假设（p.15）。

诚然，上述观点源自一个显而易见的谬论：据考察，“大致上”《希腊志》始于修昔底德作品结束之处，由此断定“色诺芬在接续修昔底德”（p22，n.）。我们如何追寻《希腊志》的主旨？亨瑞没能提出这个问题。《希腊志》为有史以来唯一一部以“之后……”开篇的著作。这部书令读者挠头的第一个地方就是，它没有一个通常所见的开端，尤其缺乏一篇作者自陈宗旨的前言（proem）。还有一处通常未被留意，如果不细较语法上可能的限制，其实这部作品同样是以“之后”结束全书：

战争之后，希腊依旧混乱无序，动荡不安，较之从前更甚。我的笔就到此为止。之后的事，自会有人去写。

倘若我们对照结尾来阅读篇首，或许我们会认识到，在色诺芬看来，人间之事总是混乱不堪，我们称之为“史书”的职责就是记下这些或大或小的混乱，所以，写史的人差不多可以在自己认为最合适的地方开始或者结束他的写作。“千变万化，终究复归其宗”：伯罗奔半岛战争结束之际，当吕桑德（Lysander）昂扬进驻皮雷埃夫斯（Piraeus），流放者们归来，雅典城墙轰然倒塌时，许多人以为，那一天是希腊的自由之始（Ⅱ2.23）。色诺芬悄无声息地通过接下来的状况透露，那些人搞错了。“在这里，我希望，开始我们永久的欢乐”，爱德华王（King Edward）在《亨利六世·第三部》末尾处如此宣布，不过仅凭将来出场的理查德三世就已将他驳倒。显然，“历史进程”不过充斥着接连不断的混乱这一主张就与修昔底德截然不同。依照修昔底德的风格，史家之笔的开端和收尾，取决于重大历史事件和运动的始与终。以伯罗奔半岛战争为例，整部修昔底德的作品就是要再现这场战争。由此可见，《希腊志》在任何严格的意义上都难以称为修昔底德的续篇。这就更加迫切地激励我们去思索以下问题：色诺芬的历史叙事得以流传的价值何在？究竟是什么使得他的历史叙事浑然一体？标题“纪元前411至362希腊史事录”所透露的思想，如果能称之为思想的话，也回答不了我们的疑问。色诺芬的《会饮》致力于展示贤良方正们放荡不羁的行为，因为此类做法同端庄雅正的举止一样值得一记（1.1）。《希腊志》可以说主要记录的是贤良方正们的严正事迹（这些事迹发生在公元前411到362之间）。此观点或许可以追溯到《希腊志》几处详细的题外话，色诺芬自己把这些段落划归为题外之言。那些详细的题外之言位于《希腊志》（Ⅵ1.19和5.1，Ⅶ3.4和4.1），讨论的是僭主，按照贤良方正的定义，这些君主制下的统治者们没一个堪称贤良方正。毋庸置疑，除非深入钻研色诺芬的苏格拉底写作，否则我们不可能理解色诺芬的贤良方正这个概念的涵义。

总之，理解色诺芬的任何一部著作，时刻都得将他的一个原则牢记在心：“心怀美好的事物而非丑恶的东西，才高贵、端正、虔敬，同时也令人快乐”（《远征记》Ⅴ结尾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色诺芬一直高贵、端正、虔敬并快乐地写作，尽管他对“历史进程”持有悲悯同时也令人悲悯的态度。我们一定得牢记这个箴言，以便如其所是地欣赏被亨瑞贬斥为“纤弱的呓语”的那些段落。

上述对《希腊志》主题的反思引导我们考虑去纠正那些针对这部作品前面部分的负面批评。鉴于可敬的缘由，色诺芬无法像修昔底德那样恭敬严肃地对待历史。他心中最美好的回忆与往事全都是苏格拉底的私人谈话，而贤良方正们的公开演讲和举动，就这个叫法最表面的意义来说，都谈不上庄重。为什么会有人声称《希腊志》的轻浮与修昔底德作品之庄重截然对立呢？我们在这里找到了根源。据《希腊志》一书中提出的基本原则，有人也许会认为，色诺芬的庄重存在于他的虔敬之中（另参Ⅴ4.1）。但在此类词语上的严肃并未使得修昔底德在任何地方庄重过头。然而，《远征记》里记录的唯一一次色诺芬与苏格拉底的谈话似乎表明，色诺芬对待虔敬的态度并未完全脱离轻率。最后，可能有人主张，两位伟大史家的根本区别寓于此中：修昔底德认为，使人领会“历史”的开端和万物的开端（archai）之间密切或直接的联系是可能的，而在色诺芬眼中，这种关联纯系子虚乌有。

如果我们承认，《希腊史》严格地说不属于修昔底德作品的完结和续篇，《希腊志》的开篇之词却逼迫我们认定，这本书确系某书之延续。既然不是修昔底德的续文，又是哪个的下篇呢？的确，色诺芬希望它看起来像是修昔底德的接续，这尤其可以解释，色诺芬为什么没有正好从修昔底德无心或有意断掉的地方继续讲述。

十九和二十世纪的学者们已经花费九牛二虎之力去证明《希腊志》中记叙伯罗奔半岛战争最后几年的部分（也就是可能被认成修昔底德未完的作品之续文的部分）和其他部分之间存在巨大差别。亨瑞相信，自己已经驳倒了所有赞成此“观点”的论证。尽管他没有一一论证它们。他尤其没有探讨立足于这个事实上的主张，这个事实就是：《希腊志》前两卷避免详细提及战事之前的献祭，同时后五卷中却频频提到。亨瑞将这个差异一棒打为“无头无尾的材料堆积”（p.54）。这样的漠视未免太过草率。《希腊志》卷三至卷七的作者看重战前献祭和类似的活动；修昔底德和《希腊志》卷一至二的作者对此却不怎么重视；两大史家双双认为，关系到战前献祭重要性的问题很重要。我们这位现代学者断言，两种说法都错了，却没有迎难而上地反驳它们，不止如此，他甚至没详陈己见。照此看来，不可不慎重地研究《希腊志》卷三至卷七中的战前献祭和类似活动。色诺芬并非在任何情境下都热衷于堆积“诸如此类无头无尾的材料”；他为什么有时如此，有时却不呢？

如果我们纯粹从“文学作品”角度阅读《希腊志》前两卷，不夹带任何学术眼光和己意，我们就会感觉到它们沉闷乏味，毫无创造力，无力令人耳目一新；它们甚至充满了混乱——如它所摹仿的对象，混乱得如同一场胜负未卜的战争。突然之间，一道耀眼的闪电穿破了雾霭和黑暗：阿尔喀比亚德（Alcibiades）出场了，他号令集合雅典的勇士们，宣布他们必须在海上作战、在陆上搏斗、在城墙上厮杀。因为“我们已经没钱了，敌人却可以从国王那里获得源源不断的给养”。前一天阿尔喀比亚德早已制定了严格的军纪，以防海军部署方案泄密：“凡胆敢私自航越对面海岸的，一经发现，格杀勿论”。我们就此打住，回溯篇首，会注意到截止目前（卷一1.5-15），阿尔喀比亚德这个人名同其他人一样已被提到过两次。色诺芬已为雅典最后的溃败准备好了最直接的原因（不仅仅是最直接的）：因为雅典的将领们不屑一顾地拒绝了阿尔喀比亚德的建议，吕桑德才取得对雅典的决定性胜利（Ⅱ1.25-26）。这个对阿尔喀比亚德不显眼的嘉赞，这个含蓄的假设——如果阿尔喀比亚德手握将权，吕桑德就可能不会赢取那场决定性的胜利：这就是色诺芬在那种情境下所能作为的极限，就像他在《回忆苏格拉底》中所为。明白了阿尔喀比亚德在伯罗奔半岛战争最后阶段举足轻重的地位（另参.同见Ⅰ5.9），我们就可理解作品前部讲述的那些没有圈之以t's而是点之以i's的事件了。例如，雅典将军们愚蠢的轻率导致了斯巴达在阿戈斯坡塔米（Aegospotami）的大捷，凯利克拉底达斯（Callicratidas）高贵（“英武男子之气”）的傲慢使雅典在阿吉弩萨（Arginusae）大获全胜，但随之而来的却是雅典暴民暗杀凯旋的将领们。雅典的傲慢与斯巴达的傲慢对比多么鲜明。那些将领们，甚至阿尔喀比亚德的命运与赫墨克拉特斯（Hermocrates）的命运对照也如此强烈，赫墨克拉特斯被流放了（非暗杀），仅因为他释放了叙拉库塞（Syracuse）。可是，亨瑞指责色诺芬花费二十二行笔墨在阿比都斯（Abydus）“致命的狭路相逢”，三十六行在赫墨克拉特斯“快乐的告别式”（p.9）上。

亨瑞关于色诺芬对科若尼亚（Coronea）战争的评价的解释可谓他书中的最精彩处之一。他意识到，色诺芬的评价暗示或以隐微的方式表明，他对阿吉西劳思在战斗中采取的“孤注一掷”的策略极为憎恶。此论尚待深究，也就是说，我们需要追究色诺芬隐藏起来的对阿吉斯劳思的真实看法。我将毫不犹豫地断定，阿吉斯劳思不是那种与色诺芬意气相投的人物。怎么能够想象：一个拥有色诺芬的持重和谦虚的人会和色诺芬笔下（不同于色诺芬对他的详细评价）那个愚蠢得离奇、自诩甚高、矫揉造作的阿吉斯劳思完全相像？色诺芬引为朋类的是阿吉西劳思的前任，曾统率大军的得基里达斯（Dercylidas），人们给了他一个亲切的昵称：“西绪弗斯”。他曾因目无军纪而遭惩罚，八日之内连拔九座城池，他行事万分机敏，极力避免哪怕些微的意气用事，经常乐于远离家乡（斯巴达）。色诺芬的阿吉西劳思画像初看之下似乎是通向他内心的钥匙，可是，我们对色诺芬了解得越多，这就变得越来越像个谜。阿吉西劳思看来曾很看重色诺芬（参见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阿吉西劳思》20.2）；他作为一位国王，一个漫长谱系中的继承者，或许是色诺芬的庇荫和荣耀（praesidium et dulce decus）。如果色诺芬感激并忠实于他，也不算有乖情理。但色诺芬深知，存在着更高的责任，远远超越基于感激和忠诚的职责。这些更高的责任就是：实事求是地看待事物，传达某个人（【译按】指苏格拉底）的真知灼见给那些天性和教养都适宜于接受它们的人。色诺芬对阿吉西劳思显白的和隐微的评价之间的差别就是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