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斯巴达精神：发现色诺芬的品味

施特劳斯（Leo Strauss）　著

陈戎女　译

Xenophon non excidit mihi，sed inter philosophos reddendus est

色诺芬不会离开我，哲人们必得回到他那里去。

——昆体良(www.xing528.com)

色诺芬的《斯巴达政制》（Constitution of the Lacedemonians）看上去旨在赞美斯巴达政体，或换句意思差不多的话说（参亚理士多德，《政治学》，1295b 1），赞美斯巴达的生活方式。字面上的阅读予人的印象是，他毫不隐瞒对斯巴达的钦慕。所以，行文将结束之际，色诺芬出人意表地声称，当时的斯巴达为十分严重的弊端所害，读者不免大吃一惊。纵观全文十五章（除了第十四章），他对当时的斯巴达的褒奖之辞跟古代斯巴达一样多，并且，对遥远的古代斯巴达的立法者吕库古（Lycurgus）制定的法律，和色诺芬时代的斯巴达人实际的所作所为，他说起来似乎也未加区别。[1]这就是说，这篇文章整体上隐藏了对当时的斯巴达的斥责，把它插在结尾处。为了更好地隐藏自己的斥责，色诺芬还采用了一种不一般的手法：他并非把责难直接放在结尾处，这本来恰得其所，[2]不过会引起人的注意，他的做法是，把批评的话夹在文章最后部分的某个地方。

然而，色诺芬为何如此笨拙地隐匿对当代斯巴达的责难？难道他就不能掩饰得更得力，干脆略过不提？这样固然好，不过，简单地略过不提有个大毛病：这么做就没人会明白，色诺芬对当时斯巴达的严重弊端并非视而不见；任何曾察觉到如此弊病横陈眼前的读者都会以为，文章作者是心存偏见的愚夫，或是拉帮结派之徒，或是拿了别人钱财的胆小鬼，从而根本不会认真对待作者对吕库古立法的溢美之辞。色诺芬因此不得不明说自己对当代斯巴达的批评，目的是不连累他对古代斯巴达的赞扬。假如他现在把这个批评放在文末，就会把作品的整体效果破坏殆尽，这个效果不是要斥责，而是为了颂扬。[3]

不过，这样说没办法应付下面的反驳意见：色诺芬抨击当代斯巴达时半遮半掩，运用的手法相当笨拙，鉴于他杰出的文学才华，哪种假设都比以为他运用文学修辞笨手笨脚更为可取。对于该反驳意见——即认为色诺芬具有无与伦比的才华，只有以此为基础，才合情合理——我们的回答是，如果在特定情况下，色诺芬作为作家、作为思想家写得貌似拙劣，那么，他实际上是故意为之，自有缘由。至于这个反驳意见暗示出高等考据学（higher criticism）的某些方法，我们的回复是，应该真正了解作者的意图后，才回答方法之类的问题。这说明，首先，通过笨拙地掩饰对当代斯巴达的斥责，色诺芬使我们明白，他极尽能事隐藏了某些重要得多的观点；其次，阐释者的责任不是尝试与色诺芬比智显得更聪明，而是竭尽其理解力和想象力，以便以色诺芬为向导，朝智慧的方向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