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名人与天一阁珍品陈列

“外姓人等不得入内观书，书不得出阁一步”，这是范氏族规中的一条。1673年，黄宗羲首次破戒悄然登阁，揭开了天一阁的神秘之纱。这一年，被当代学者余秋雨先生认为是天一阁历史上最有光彩的一年。自此以后，天一阁有了一条可以向真正的大学者开放的新规矩，但这条规矩的执行还是十分苛严，在此后近二百年的时间内，获准登楼的大学者也仅有十余名，他们的名字，都是上得了中国文化史册的。

“烟波四面阁玲珑，第一登临是太冲。玉几金峨无恙在，买舟欲访甬句东。”作为史籍明确记载的第一位登上天一阁的外姓人，黄宗羲所引发的轰动效应不言而喻。以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为代表的浙东学派中的一些重要人物，几乎都是著名的藏书家，都与天一阁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的学术成就都离不开蔽书、离不开藏书楼。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梨洲，又号南雷，宁波余姚人。系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史学家、文献家和藏书家，浙东学派的创始人。黄宗羲以他的学识，人格叩开了天一阁的大门，这对他来说也是一种荣耀。他该为天一阁做些什么呢？首先，他为天一阁的藏书进行编目，从而开启了学者为天一阁编目的先河，为今天的天一阁保存了大量的文献信息和典籍流传信息。随后，他发出了“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的感叹。一篇《天一阁藏书记》使天一阁的社会影响力迅速上上升，以致后来得到皇帝赏识，享有显荣。值得一提的还有，黄宗羲的博大精深的学问，也与天一阁密切相关，多次登阁观书，对他帮助极大。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是以天一阁为代表的一批私人藏书楼成就了黄宗羲。

黄宗羲

万斯同（1638—1702），字季野，号石园，自署布衣万斯同，宁波鄞县人。系著名的史学家、藏书家。父万泰，生八子，世称八龙。万斯同为八子，系八龙之尾。自幼聪明过人，有过目不忘本领。清初浙东学者的遗民心态十分强烈，使得他们对明史的研究特别关注。鉴于万斯同在明史研究中的成就，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清代宫廷开设明史馆，万斯同奉命赴京修史。万斯同所要搜访、攻读的明代史科，与天一阁所藏有着极大的一致。范钦收藏了明朝的实录、邸抄、招供、揭帖、地方志、科举录、名人传记及诗文集等史料。万斯同登楼阅览孤本、秘籍，为研究明史开拓了眼界。最终，万斯同所著《明史稿》的原稿竟归藏天一阁，为天一阁增色不少。

万斯同

全祖望（1705—1755），字绍衣，号谢山，宁波鄞县人。乾隆丙辰（1736）进士。全祖望一生搜书、抄书和藏书。他提倡藏书是为了读书，读书是为了学问。自雍正元年（1736年）首次登阁，天一阁成了全祖望求知的圣地，使他对天一阁充满着深厚的感情。从乾隆三年（1738年），到乾隆十二年（1747年），是全祖望潜心学术研究的时期，十年间，全祖望多少次登上天一阁，目前已无法稽考清楚，但天一阁对他的学术影响是毋庸置疑的。继黄宗羲之后，全祖望的又一篇《天一阁藏书记》首次揭示了天一阁藏书楼命名的由来。他首次为天一阁所藏碑帖进行编目，并著有《天一阁碑目记》。虽然这部碑目早已失传，但他的《天一阁碑目记》和《鲒琦亭集》卷三十五有关天一阁碑文的题跋仍为我们保存了天一阁清初碑帖收藏的大量信息，功不可没。

全祖堂

在天一阁的历史上，有许多江苏籍的文化名人登上了天一阁，并对天一阁有所贡献。钱大昕就是其中较著名的一位。钱大昕，字晓征，一字及之，号辛楣，又号竹汀居士，江苏嘉定人。作为一位大学问家和藏书家，钱大昕特别强调治学要实事求是。他十分重视图书的收集，尤其在博求善本方面可谓不遗余力。他与大江南北的藏书家有着广泛、频繁、深入的交流。钱大听以其自己的学术成就叩开天一阁之门，以其所编《范氏天一阁碑目》而在天一阁的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踪迹。

袁枚（1716—1798），字子才，号简斋，又号存斋、随园老人、石头村人，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乾隆六十年（1795年），八十高龄的他登上天一阁，当他看到内所有宋版秘抄俱已散佚，老人用诗记录了内心的感叹：“久闻天一阁藏书，英石芸草辟蠹鱼。近日椟存珠已去，我来翻撷但唏嘘。”其自注云：“……书中夹芸草，橱下放英石，云收湿物也。”他的诗和注，为我们研究天一阁的芸草防蠹、英石吸潮等书籍传统保护之术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袁枚

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云台，又号江苏老人等。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考中进土，历官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多次出任地方督抚、学政，充兵部、礼部、户部侍郎等。在长期的仕途生涯中，阮元始终坚持学术研究，在经学、史学、金石、书画乃至天文历算方面，都有相当造诣。阮元于清乾嘉年间任职浙江达十余年，为浙江的文化建设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在这十余年中，阮元因公至宁波之际曾多次登上天一阁，并为之编目，重摹天一阁宋拓石鼓文，分析天一阁藏书久而不散的原因，推广藏书管理经验，成为登阁人中贡献最多、成就最大的一位。

阮元

薛福成（1838—1894），字叔耘，号庸庵，江苏无锡人。在近代抗倭、抗法战争中薛福成不但是位著名的高层指挥官，他还主张效法西方国家，发展中国的工商业，是近代一位改良主义的政治家。同时，他也是一位藏书家，担任宁绍道台期间，曾在宁波署后乐园建藏书楼，之后又在其老家“建藏书楼与天一阁同式”。他对天一阁的藏书十分关注，并与钱学嘉、董沛、张美翊三人入阁编目。“薛目”不仅反映了遭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二次兵燹后天一阁的藏书情况，而·且汇集了与天一阁的藏书历史相关的文献资料，从而成为天一阁历史上最有学术价值的三部书目之一。

薛福成

缪荃孙（1844—1919），字炎之，号筱珊，江苏江阴人。缪荃孙既是一位传统的藏书家，又是我国近代图书馆的开山之祖，对我国图书出版、古籍整理及近代图书馆事业诸方面均作出过重大贡献。作为近代著名的文献大家，他与天一阁也有着不解之缘。缪荃孙曾在清末民初先后两次到访天一阁，清末民初正是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兴起、形成的阶段，而此时与范氏天一阁的衰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缪荃孙有关文章的发表，使一些热爱祖国文献的专家学者更加关注天一阁的命运，特别是甬上地方长官和学者更是提出了种种对策，开辟了天一阁走向社会化的道路。

缪荃孙

陈登原

陈登原（1899—1975），原名登元，字伯瀛，今慈溪周巷人。曾任西北大学校务委员和图书馆馆长、陕西省政协委员。陈登原在执教宁波湖西市立女子中学期间对天一阁的历史产生浓厚的兴趣并开始了他的调查、访问工作，由此完成了第一部全面研究天一阁藏书史的著作——《天一阁藏书考》。他主张把天一阁藏品的管理权收归公有，而范氏子孙“仍留有借书检书之权利。于己无损，于人有益，于藏书更有益也”。陈登原的这些主张对于社会参与天一阁的管理是极大的鼓动。

1933年2月天一阁管理委员会成立，同年10月天一阁重修委员会成立，标忐着社会开始参与对私家藏书的管理。陈登原先生的愿望得到了实现。

赵万里（1905—1980），字斐云，浙江海宁人。他积毕生精力于我国的善本书籍、宋椠名抄，精于鉴别宋元版本，成为我国著名的版本目录学家。毛泽东曾勉励赵万里说：“行行出状元。”赵万里不负厚望，确成为跨越新旧两个社会的版本学的状元。作为现代著名的版本学家、收藏家，天一阁是他“十几年来梦想神游的目标之一”。1933年7月他曾逗留天一阁一星期，著《重整范氏天一阁藏书记略》，可惜的是原稿在抗日战争时期散佚殆尽。

赵万里

冯孟颛（1886—1962），名孟颛，一字曼孺，号伏附居士、成化子、妙有子，晚年自署“孤独老人”。冯孟颛是一位对古籍文献深有研究的学者，具有丰富的版本学和目录学知识。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一次强台风侵袭甬城。天一阁也未能幸免，藏书楼东墙倒坍，部分藏书受损，整个书楼也摇摇欲坠，岌岌可危，而天一阁后裔已窘困到无力维修藏书楼了。作为藏书家和鄞县文献委员会委员长的冯孟颛，深感责无旁贷，毅然决定由文献委员会出面组织重修天一阁，成立重修天一阁委员会，由鄞县县长陈宝麟任主任委员，冯孟颛主持实际工作。先生鼎力、倾心主持这一工作，为保护天一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冯孟颛先生一生精力投注于古籍的搜集和收藏，深知古籍聚散之理，从天一阁的历史中得出“书难聚而易散，子孙永保之不易”的结论，因此晚年时常考虑如何妥善保存自己一生心血结晶的伏跗室藏书，使之免于失散、分割或流入他乡。1962年，他病重弥留之际，决心化私为公，嘱咐家人将10万余卷藏书全部献给国家。他病逝后，其家属遵照先生意愿，将藏书、碑帖、字画及藏书楼全部无偿献给国家。现图书等物均妥善地保存在天一阁内。

王世贞（1526—1590），字元美，江苏太仓人。公元1547年进士，授刑部主事。喜藏书，其所藏书籍多为宋版精绝之本，如《周易》、《礼经》、《左传》、《史记》等，藏书丰时达三万余卷。王世贞与范钦都是明嘉靖、万历年间的藏书名家，互相钦慕。范钦曾赴太仓登门拜访，之后向王世贞提出书籍互抄的设想，于是，王世贞与天一阁阁主范钦便有了“藏书互抄之约”。成为我国私家藏书由封闭到有限开放的先驱。

俞宪，明无锡人，字汝成，号岳率，嘉靖十七年（1538年）进士，历官山东按察使。擅文学，辑有《盛明百家诗》，著有《是堂学诗》、《鹅鸣集》、《皇明进士登科考》。他与天一阁的关系缘于他著述《皇明进士登科考》。与范钦同时代的俞宪为编著《皇明进士登科考》，曾借天一阁藏科举录。其《皇明进士登科考》序言曰：“假天一阁藏本《登科录》，补其所刊。”近人缪荃孙在《重整范氏天一阁藏书记略》中也有类似记载：“天一阁藏明代登科录在明朝已经赫赫有名。嘉靖中，锡山俞宪辑《皇明进士登科考》序里说：各科有缺略，不能衔接，或谓四明范氏藏录最多，盍就询之。辗转乞假，果得补全。”由此可知天一阁藏科举录在当时即已名闻天下，已成为稀见的文献了。

有关俞宪借天一阁科举录辑《皇明进士登科考》的记载虽不甚详，却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信息，它至少从一方面确证天一阁在范钦时代是适度开放的。不仅在藏书家之间互通有无，对学问家也是十分通达的。

李邺嗣（1622- -1680），原名文胤.字邺嗣.以字行，别号果堂，鄞县砌街人。李邺嗣以诗歌驰誉清初文坛。当时浙河以东，言学术则推黄宗發.而论诗文则推李邺嗣。公元1670年.李邺嗣为编辑（甬上耆旧诗》，便开始叩访各藏书家.其中包括天一阁。他在（甬上耆旧诗传》的（《范钦传》中写道：“公天一图以藏书最有法，至今百余年卷帙完善。适余选里中耆旧诗.公曾孙光燮为余扫图，尽开四部书.使纵观.因得郑荣阳、黄南山、谢廷兰魏松之诸先生诗集录人选中.具前此选家所未见者。其有功于吾乡文献为甚大矣。”(www.xing528.com)

徐乾学（1631—1694），字原一，号健庵，江苏昆山人。徐乾学是一位经学家，学问淹博.文章古雅.深得康熙恩宠，旨谕吏部“宜留办文章之事.嗣后勿开列巡抚”，并亲书“光焰万丈”额赐之。徐乾学又是一位藏书家，号称“藏书甲天下”。徐乾学与天一阁的关系，在全祖望《天一阁碑目记》中已有记载：“是阁之书，明时无人过问者，康熙初，黄先生太冲始破例登之，于是昆山徐尚书健庵闻而来抄……”他的书目传抄行动在客观上向社会提供了天一阁的部分藏书信息，也算是对天一阁一次有益的宣传。

寅著，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时任杭州织造。清政府当时在以丝织闻名于世的江宁、苏州、杭州三城分别设立织造局，史称“江南三织造”，隶属于内务府。江南三织造名义上是供应宫廷衣服、缎匹，而实际上是御用的侦察机构。他们把江南地区的吏治民情、年景丰歉、米价高低，以及监视江南民众、争取汉族知识分子等情况，都向皇帝详细汇报，所以皇帝大多派亲信担任织造。清高宗弘历为修编《四库全书》，卷帙浩繁.欲仿天一阁藏书之法。寅著直接受高宗弘历指派赴天一阁察看书楼建筑和书架款式，开明丈尺，绘图呈览。寅著的复奏使高宗弘历对天一阁有了进一步的了解。高宗弘历最终决定按天一阁模式建造文渊阁等七阁。天一阁声誉四起。

卢址（1725—1794），字丹陛，一字青厓，鄞县人。卢址出身诗礼旧门，平生喜欢藏书，遇有善本，不惜重金求购。他亲编书目，把藏书分经、史、子、集四部，依类排列，取韩愈寄卢仝诗中“《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句意以命书楼。书楼建造在住宅的东面，其式样模仿天一阁藏书楼，朝南六间，上下两层。并照搬天一阁的保守之法，制定禁烟火、禁出借、禁私开等家规制度。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诏修《四库全书》向全国征书，范钦八世孙进呈图书638种，深得高宗弘历赏识，赐《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卢址当时也曾进呈图书20余种但未得嘉赏，他竟至北京购得《古今图书集成》底稿归藏，可见天一阁对他的影响极深。

翁方纲（1733—1818），字忠叙，号覃溪，晚号苏斋，北京大兴人。乾隆十七年（1752年）进士。他不但身历两朝，位列二品，而且是位著名的藏书家、金石学家。他精于鉴定，被后人誉为“覃溪以鉴别兰亭，毫发不爽，名重一时”。他因对天一阁藏《兰亭序》推崇备至而与天一阁结下了文缘。《兰亭序》为书圣、晋代王羲之所书，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具有超越时空的艺术美。其真迹据说已殉葬唐太宗李世民昭陵。天一阁藏《兰亭序》帖石，世称《神龙兰亭》、《洗玉池兰亭》、《天一阁兰亭》。前两者因有“神龙”、“洗玉池”两印而得名，后者因藏天一阁而得名。帖石原为明代大藏书家丰坊万卷楼之物，由丰坊重模上石，后归天一阁。此帖由宋许将题字，翁方纲诗跋，印三十九方。翁方纲于清嘉庆十八年（1813年）鉴定此帖为唐褚遂良临《兰亭》真迹，认为：“四明天一阁兰亭，海内褚临本之冠”，并题跋作诗。

张燕昌（1738—1814），字芭堂，手有鱼文，因号文鱼，浙江海盐人。性嗜金石，好古，所见古书甚多，访书购书更是不遗余力。他与天一阁结缘源于金石。天一阁所藏北宋《石鼓文》拓本，为吴兴沈中藏本，由钱逵篆书，明代中期为丰坊所得，后归范氏，是存世最古之本，张燕昌为首位重模上石者。

洪亮吉（1746—1809），字雅存，号江北居士，阳湖（今江苏常州）人。乾隆进士，授编修，督学贵州。集经学家、史学家、地理学家、诗人于一身。著有《江北诗话》，其中关于藏书家分五类等的论述多为人所用。他把天一阁范氏归于收藏家之列。

冯登府（1783—1841），字柳东，一字云伯，号勺园，别署小长芦旧史，因年十五时有“夕阳有余晖，犹为好山留”诗句，人称冯好山，浙江嘉兴人。1820年成进土，官宁波府学教授，历时十年。在宁波十年间享有才名，又喑金石、藏书，所以登天一阁楼自然不会少。冯登府登楼的成果为我们保存了大量有关天一阁金石的信息，这也说明天一阁有益于学者甚多，学者们于天一阁的贡献也极大。

麟庆（1791—1846），字见亭，又字伯余，金代皇室完颜氏后裔。其母恽氏为常州南田之后，世称贤母，能以诗书教子。麟庆自幼深受母亲的影响，喜爱汉文化。麟庆有一部自传体著作《鸿雪因缘图记》，全书三集，240篇文字，配以240幅图画，记载了作者一生与书的因缘。其中《天一观书》记录了他登天一阁的读书情况。据他的描述，天一阁前石笋林立，环植花木，阁书保存状况甚好，排列整齐，干燥无虫害，因此对范氏累世藏书、子孙恪守的家风大加赞扬。麟庆是唯一一位登上天一阁的八旗子弟。

刘喜海（1793—1852），字燕庭，又字吉甫，山东诸城人。嘉道时期著名的金史学家，同时又是一位大文献家、藏书家，深通目录之学。刘喜海在担任浙江布政使期间登上天一阁并为之重编书目，在天一阁的目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董沛（1828—1895），字孟如，号觉轩先生，鄞县人。出身儒学世家，一生著述丰富。旅沛丰硕的学术成果得益于他的勤学苦读，得益于宁波地方丰富的藏书，其中包括被世人认为“保守”的天一阁。1847年，19岁的董沛以自己的才情叩开了天一阁的大门，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天一阁范氏在有限开放中选择对象的远见卓识，从某种程度上讲，正是以天一阁为代表的地方藏书家成就了年轻的学者们。

宗源瀚（1834—1897），字湘文，居常熟冲天庙前，江苏上元（今南京）人。历官浙江衢州、湖州、嘉兴、严州、宁波府事等。清光绪四年（1878年）宗源瀚在宁波府任太守期间，编《天一阁见存书目》，现只存残稿，藏上海图书馆。光绪七年（1881年）宗源瀚为天一阁书一联：“杰阁三百年，老屋荒园足魁海宇；赐书一万卷，抱残守阙犹傲公侯。”后经沙孟海先生于1980年重书，现悬挂在天一阁中庭。

吴引孙，字福茨，生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江苏仪征人。进土出身的他在光绪十五年（1899年）担任宁绍台道，驻守宁波府，在这十年期间，他几次登天一阁已无从查考，而其为天一阁所撰的楹联至今悬挂于天一阁藏书楼的中庭：“高阁凌虚，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宸章在上，胜商舞周鼎传示儿孙。”

吴引孙

吴家素有读书藏书的传统，他在故里曾模仿天一阁建造了测海楼，源于他对天一阁的了解和崇拜。

马涯民（1883—1961），名瀛，初字伯年，后字涯民，定海人。他一生从事教育、地方文献整理和文物保护工作，著述丰富。抗战胜利后，宁波地方人士公议将原有“古物陈列所”机构设于天一阁后的尊经阁中，马涯民任古物陈列所职员并参与天一阁的管理。他对天一阁的贡献是书写了数万言的《天一阁记》。

马廉（1893—1935），字隅卿，别曙平妖堂主人，浙江鄞县人。作为自小住在天一阁附近的马廉，深知天一阁的历史。20世纪30年代初，马廉回故乡养病期间，正逢宁波拆除城墙。出土的汉晋以来大量的古砖，多有铭文。马廉先生拾得古砖一千余块，称藏砖之处为“千晋斋”。1933年至1935年天一阁重修，马廉也是发起人之一。天一阁重修竣工，马廉将所藏古砖悉数捐给天一阁。如今天一阁藏品日增，保护完好，马廉先生有模范之功。

陈乃乾（1896—1971），浙江海宁人。他与天一阁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因为他既是一位收藏家，又是一位民国时期活跃于上海书市的书贾，历年过眼之广，其时在海上久负盛名。他十分了解近代江南藏书家流转的情况，其所著《上海书林梦忆录》征引丰富，内容详尽，特别是对清代以来的书市状况有重要的备述，其中有关民国三年（1914年）天一阁图书失窃之事记录甚详，对研究天一阁藏书散佚十分重要。

郑振铎（1898—1958），字警民，又字铎民，号西谛，生于浙江温州。他是我国现代著名作家、学者，又是一位大文献家。他对天一阁也是十分关注的。民国二十年（1931年）夏，与赵万里、马廉走访了宁波各知名的藏书楼。并于同年10月出版的《文物参考资料》二卷八期上发表了《关于“天一阁”藏书的数字统计》的文章，再次显示了他对天一阁的关心。郑振铎不仅比较了天一阁历史上最有学术价值的三部书目所载阁藏数量的变化，而且指出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天一阁藏书的确切数字。郑振铎又强调了地方志和科举录的价值，也为天一阁今后文献的保护和开发利用指明了方向。

郑振铎

沙孟海（1900—1992），原名文若，以字行，别署石荒、沙邨、兰沙，鄞县塘溪沙村人。当代著名的书法家、篆刻史论研究家。由于沙孟海先生一生主要从事书法创作与教学、书画鉴定等工作，因而与天一阁结下了不解之缘。早在1963年夏，他就为天一阁写下了“建阁阅四百载，藏书数第一家”的名联；1964年他为天一阁藏全祖望《辞家》诗墨写迹作跋；1980年3月为天一阁藏北宋黄庭坚草书《刘梦得竹枝词》长卷作跋；1981年春天一阁西大门落成不久，即挥毫书写“古阁藏英”四字匾额；1982年为编纂《中国书法史图录》来天一阁收集材料，又留下了“东壁图书府，西园翰墨林”的题词；1991年10月5日因筹建沙孟海书学院来甬，又特地携两子来阁，提看了万斯同《明史稿》。可见沙孟海先生与天一阁之关系非同一般。

谢国桢（1901—1982），号刚主，别署罗墅湾人，河南安阳人。民国十四年（1925年）秋以名列榜首的优异成绩，考取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谢国桢一生访书之勤令人佩服。他曾三次到天一阁访书，欣然留言：“见所未见，读书得益。”先生三访天一阁受益不浅，其著作《江浙访书记》中引用、介绍天一阁善本图书达二十九种之多。

郭沫若

郭沫若，作为一个文化巨子，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十分熟悉，对著名的天一阁也心向往之，并于1962年10月26日，27日连访天一阁，得遂心愿。郭老在26日那天到天一阁看了许多珍本秘籍，兴趣盎然，乐而忘返。第二天又欣然而至，充分显示「他作为学者、文人的个性。他为天·阁留下了一联-诗。联为：“好事流芳千古，良书播惠九州。”郭老的诗云：“明州天一富藏书，福地嫏嬛信不虚。历劫仅存五分一，至今犹存万卷余。林泉雅洁多奇石，楼阁清癯类硕儒。地六成之逢解放，人民珍惜胜明珠。”“福地娜娘”传说为天帝的藏书处。“嫏嬛”一同也从天界下到凡间，多被读书人、藏书家用来雅称自己的藏书处以示超凡脱俗。郭老访天一阁即兴挥毫写下此诗，运用这一典故，且浓缩了天一阁四百年历史于诗中，说明郭老对中国藏书文化的熟悉和对天一阁的历史的了解。天一阁因有郭老的联和诗而增色不少。

陈训慈（1901—1991），字叔谅，慈溪“三陈”之一（另两人为陈训正、陈布雷）。新中国成立后受聘为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专任委员兼浙江博物馆图书资料室主任等职。他对乡邦文献非常正视，曾在《晚近浙江省文献概述》一文中，把1933年至1935年天一阁的重修作为民国以来浙江省整理本省文献的四件大事之一来加以阐述。他不仅介绍了天一阁的历史，记述了重修工程的概况，更实事求是地揭示了郅县文献委员会主持天一阁重修之事的目的。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宁波处于日军飞机的轰炸中，天一阁藏书危在旦夕，陈训慈先生多方奔走设法筹款，并终获教育部支持与浙图藏书一起移藏，具体由他本人负责指挥。今天我们还能看到天一阁这些宝贵的图书，陈训慈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历代名人与天一阁

路工（1920— 1996），原名叶德基，后更名叶枫，慈溪鸣鹤人。青少年时期曾就读于宁波效实中学，17岁毅然走出校门，赴上海参加抗日活动。作为当代版本学家、研究员，新中国成立后路工曾六次到天一阁访求珍本典籍，先后在天一阁读善本图书二百余种。其于1985年8月出版了《访书见闻录》，天一·阁有16种善本图书被录入该书中。他将新中国成立前后天一阁的巨变，比拟为“枯木逢春”，还特意将他的《重访天一阁》、《天一阁读书录》两文收录在该书中。路工先生是已知的登楼次数最多的著名学者，与天一阁有着不解之缘。

东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