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钦的藏书特色与困扰：概述与分析

范钦从青年时代起便有志于藏书，自27岁考中进士初任湖北随州一级地方长官至56岁解甲归田近三十年的官宦生涯中，他总是留意搜集当地公私刻本，特别是搜集其他藏书家不甚重视、或无力获得的各种地方志、政书、实录、科举录等，最多时藏书达到了七万余卷。

从流传下来的天一阁书目及众名家所记载的天一阁藏书精华中，有关专家将范钦所藏的书籍特征归纳了五点：第一，多孤本。所谓孤本是指仅留存一份的有价值的书本。如未刻的手稿，在世间只有一份留存的某刻印本或某碑的旧拓本，都属于孤本。天一阁所藏孤本有《周易要义》、《论御笔解》、《经义贯通》、《铜人针灸经》等。第二，多抄本。手抄本为中国古代文化史上一个独特的现象，深受历代文学家、学者和藏书家珍爱。因其仅靠亲笔抄录，于小范围内流传，底本要比其他各类善本更为稀少。再加上社会动荡、天灾、战乱、文化浩劫等因素破坏，存世之本极少。被藏书家们叹为比珠宝玉器更加珍贵，与古董字画同具收藏价值的“文化标本”。天一阁影宋影元的精木有好几百种，为历来藏书家抄本数目之最。第三，多精校本。所谓精校本一是足本，二是精本，精校精注，错误极少的版本。天一阁藏有《太平御览》、《册府元龟》、《北堂书钞》等精校本。第四，多地方志。尤以明代方志为多。方志，顾名思义就是记载各地情况的志书，是中国式的地方史。地方志卷帙浩繁，内容丰富，是我国文化宝库中的一份瑰宝，也是世界文献中独特的一部分。地方志的编撰如果从它的渊源《禹贡》、《山海经》等著作算起，迄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可说是源远流长，而且是代代相传的。据统计，我国历代编修的地方志现存的达八千五百多种，近十一万卷，占我国古籍总数的十分之一。方志因其记录了一方的大事，地理山川、天文气象、动植矿产、经济政治、文化、人物传记以及区域调查统计资料，几乎可充当一部当地的“百科全书”。天一阁主人范钦深受南宋以来浙东藏书家重视地方志的影响，并继承了这一传统，尤其收藏明代方志。天一阁原藏明代方志400余种，现存271种，其中164种在《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和《台湾公藏方志目录》中为仅见之本，可称为海内孤本。这批明代方志，纂修于嘉靖年间的有185种，约占总数的70%，修于嘉靖以前的有55种，修于嘉靖以后的有31种。由于明代以前旧志多已失传，天一阁所藏明代方志中有172种已成为各地纂修的方志中现存最早的志书。第五，多金石碑刻，以石鼓文最为有名。石鼓文是唐代在陕西凤翔发现的我国最早的石刻文字，世称“石刻之祖”。因为文字是刻在十个鼓形的石头上，故称“石鼓文”。

以上这五大特点可以看到当时范钦藏书的独特性，但随着社会的动荡不定，终使天一阁的藏书大量流失。从长子大冲接管藏书至1949年的近400年间，天一阁饱经忧患，历经沧桑，经历了5次“劫难”：

明清换代之际，无故散失部分书籍，这是阁书首次遭劫。

清高宗弘历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开四库全书馆，纂修《四库全书》，向天下征求遗书，范钦八世孙范懋柱进呈阁书638种，绝大多数未归还。是阁书第二次遭劫。

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英国侵略军占领宁波，掠取数十种书籍，此为第三次遭劫。

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太平军攻入宁波，守护天一阁的范家子孙因害怕逃难于乡下，游民凿毁阁楼的围墙，潜入阁中将藏书低价论斤出售。后来虽然经范氏后人范邦绥以及鄞县知县偕宗老多方求购，稍有复归，但仍损失惨重，这是第四次遭劫。

民国三年（1914年），图书被盗，是为第五劫。民国初年，一股收藏古玩字画古书的热潮悄然掀起。上海六艺书局老板陈立炎，精于鉴别，尤善收集古书。他曾至宁波向天一阁后裔商议收购藏书，但天一阁历来有家规：阁书由范氏子孙共同拥有、共同管理，不得变卖。陈立炎求购未果，竟无耻地诱惑大盗薛继渭设法盗取。于是薛继渭于1914年3月来甬，按陈立炎所提供书目开始了疯狂的盗窃活动。他白天在阁内睡觉，饿了就用枣子充饥，晚上彻夜行窃，竟神不知鬼不觉地窃得善本图书1000余种。薛继渭把窃得的书从水路运至上海，先后卖给上海六艺书局陈立炎、耒青阁杨云溪和苏州博古斋柳永春。六艺书局、耒青阁又将书卖给食旧廛肆。食旧廛肆将大部分书又转卖给了湖州南浔资本家蒋孟苹。所窃之书部分为上海滩洋人所得，小部分流向社会。天一阁藏书在沪出售的消息是缪荃孙提供的。缪荃孙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文学家、藏书家。那时他侨居沪上，听说天一阁的书有大量出售，初以为天一阁后裔居然肯实藏书，实属不孝，于是致函范氏想问个究竟，才知是沪上奸商行窃。而范氏后裔也方知藏书被偷。事后登阁，发现大量的珍藏善本早已不翼而飞。范氏后裔虽发现线索，追究责任，但也只有盗书贼薛继渭被判有期徒刑九年。

经过几次劫难，天一阁的藏书从范钦时代的七万余卷减至一万三千卷。“明州天一富藏书，福地嫏嬛信不虚。历劫仅余五分一，至今犹有万卷余。”这是郭沫若于1962年10月26日，27日两日连访天一阁后的感叹，也是天一阁藏书由盛至衰的写照。

范大冲（1540—1602），字少明，一字子受。为范钦长子，次子范大潜体弱多病英年早逝。范钦临终前曾立下遗嘱：代不分书。于是将遗产分为两份：白银万两和一楼藏书。大儿子范大冲毅然承担起保护藏书的责任，继承了所有藏书，不仅拨出田产作为维护书楼之资，并制定了“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族规。开启了范氏家族的藏书接力，致使藏书历经十三代相传保存至今。(www.xing528.com)

范钦世孙：

范光文（1600—1672），字耿仲，一字甬慈，号路公。曾购置阁中未备之书，使阁书略有续增，并于康熙四年在天一阁前堆筑假山，增筑池亭，环植竹木，别具江南庭院式园林特色。

范光燮（1613—1693），字友仲，又字鼎仍。曾任嘉兴府学训导，发起过传抄天一阁书籍的活动，并于康熙十二年（1673年）引导黄宗羲登阁观书，使范钦以后的天一阁进入了一个相对开放的历史阶段。

范正辂（1638—1694），字载瞻范钦五世孙，范光燮之子。曾任秀水教谕、德化知县。著有《秀水县志》、《德化县志》，对清初天一阁藏书略有续增有较大贡献。

范懋柱（1721 — 1780），字汉横，号拙吾。范钦八世孙。乾隆帝诏修《四库全书》时，进呈天一阁珍贵古籍638种，在众多私家藏书进献中居于前列。由此获得乾隆皇帝的嘉奖，使天一阁藏书声名远播。

范懋敏，字苇舟。范钦八世孙。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与钱大昕、张燕昌共同编订了《天一阁碑目》，为天一阁现存最早的碑目。

范夫亲牌：

范钦生前曾制定了许多严格的家规制度，如"烟酒切忌登楼”、“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罚不与祭三次”、“私领亲友入阁及擅开书橱者罚不与祭一年"、“擅将藏书借出外房及他姓者罚不与祭三年”等等。“烟酒切忌登楼”，范钦吸取前人教训，认为烟火是藏书大敌，因此严防烟火上楼以防埋下隐患。“罚不与祭”即不能参加祭拜祖先的仪式，这对范氏子孙来说是莫大的耻辱，因此范氏子孙都能恪守族规。虽然这些严整的家规制度曾阻碍众多文人墨客的脚步，但这种做法防止了个人占有和轻易许诺外人入阁，避免了书籍的分散和流失，同时也是藏书能历经四百余年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