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氏故居：历史悠久的名胜

范氏故居原系范氏东厅，是其家族的生活区域，故居处于高墙围绕的天一阁藏书楼之外，将生活区和藏书区隔离是范钦为保护藏书而作出的精心安排。

走进范氏故居，我们看到的是范钦70寿辰的画像。

范氏故居

通过天一阁范氏一族世系表，我们能了解范氏十三代书香的传递史。《范氏支谱序》开篇就这样写道：“吾族自南宋朝仆射公讳宗尹由河南邓城迁于鄞，至明嘉靖十六世祖侍郎公讳钦分居于月湖西偏，治第宅，构藏书阁，是为四明望族……”故此，追溯范氏家族根源应从范宗尹开始。范宗尹是北宋末期徽宗年间的进土。金兵铁骑南下，范宗尹追随高宗赵构南下，曾历任参知政事、尚书右仆射兼枢密院事。宗尹生有五个儿子，其中第二个儿子范公麟，跟随父亲一起护驾南下，范公麟到南方后娶了丞相魏杞的妹妹为妻，因魏丞相一家住在鄞县，所以就选择在鄞县定居下来。宗尹的大儿子仍居住在河南邓城，三儿子迁居至湖北枣阳，另两个儿子因范氏家谱中没有记载故无法查考。公麟实际上是迁甬范氏的第一代，然而他一定要推崇其父宗尹为始祖，自己就退居为第二代了。从范宗尹算起，到范钦之父范璧为止，共传十五世，其间有名的人物不多，取得进土功名的只有一人，中举包括被选拔为贡生在内一共也只有三人，举荐为贤良方正的有两人，担任过大大小小官职的，官衔均在八九品以下的亦不过九人。但是，范家世代都始终选择了走科举成名的道路，就连范门女子也大多嫁给府、县学的庠生。第十六代范钦就是在这样的环境熏陶下出生的。

范钦从童年时代起就受到祖父范沂的熏陶和教诲，一边在私塾就读，一边由祖父对他进行家教。因此，他在经学和策论等方面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基础。嘉靖七年（1528年），范钦参加戊子科乡试，以七十名的成绩中举，是年范钦二十三岁。中举以后，范钦愈加废寝忘食、勤勉苦学，于嘉靖十一年（1532年）进京参加全国性的统考——会试，结果以一百七十八名的成绩考中贡士；紧接着是殿试，他发挥了攻读《书经》、谙悉历史的特长，在策问答卷中，鉴古论今，深得试官们的好评。范钦被选入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三十八名，是年范钦二十七岁。同年，范钦被派往湖北省随州担任州一级地方长官，从此便踏上了官宦之路。

范钦在二十余年的官宦途中，足迹几乎遍布大半个中国。北至陕西、河南，南到两广、云南，东到福建、江西，都有他的足迹。而且任职之处都是边陲重地，可见当时的朝廷对其是非常重用的。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由于他在我国东南沿海一带抗倭有功，被提升为兵部右侍郎。

范氏故居内景

1.关心民瘼、公正执法的青年州牧

范钦担任州一级地方长官——随州知州期间，关心民间疾苦，严于律己，公正执法，重视社会治安，使百姓得以安居乐业，吏胥们不敢胡作非为，因此深得民心，群众口碑甚佳。由于从少年时期起就养成了酷爱读书、藏书甚至刻书的浓厚兴趣，在做地方父母官的同时利用公余之暇，他校刻了《王彭衙诗》九卷。从此以后，他随时随地留意书籍的访求和聚集，由此表现出了这位年轻的官员锐意进取的精神。

范氏故居内景

2.不畏权贵，敢于同皇亲国戚斗争

嘉靖十五年（1536年），范钦因政绩优异，经朝廷考察，由吏部钰叙并奏呈皇上批准，升任为工部员外郎，这是一个管理朝廷建筑工程的官职。范钦分到的任务是管理紫金城内外宫殿、庙宇和皇陵的建造。当时大工程任务接二连三下达，总负责官员是武定侯郭勋。他在当时是皇亲国戚，又是手握兵权的后军都督，骄横跋扈，朝中人人都惧怕他。当时郭勋与监工太监狼狈为奸，克扣工匠工资，虚报名额，冒领材料为其建造豪宅。刚直的范钦恪守自己的职责，稽核开支和用材数量，为此，郭勋怀恨在心，指使党羽上奏嘉靖，污蔑范钦故意拖延工期，置圣旨下达的任务而不顾。嘉靖大怒，命人将范钦当场廷杖并投入大狱。后因郭勋的嚣张气焰遭到御史大夫们的联名弹劾，范钦才得以昭雪。那段经历使范钦在朝廷中以敢于“抗武定侯者”出名了。为了充分揭露郭勋的丑恶面目，更为了证明自己是被陷害而蒙受冤屈，范钦千方百计搜罗到《奏进郭勋招供》一书，既满足了他的藏书需要，又留下了确凿的证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此书对研究明史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手资料，从中可以看出明朝贪官污吏滋蔓的状况，从而寻找到政治腐败的根源，因此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文物价值。

3.赣闽粤抗倭的组织者和指挥者

嘉靖十九年（1540年），出狱后的范钦被重新起用，授予江西袁州知府一职。在袁州担任四年知府期间，他不但为群众减税，还重修了韩文公庙、城墙、军器库等，深受民众的喜爱。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范钦荣擢江西九江兵备副使（九江是仅次于省府南昌的政治、经济、军事重镇）。时值倭寇攻击我国沿海商舶，侵占沿海城乡，尤以闽浙受害最烈。为此，朝廷在沿海增筑卫（指挥使所在防地）、所（指挥所）、司（巡检司）、堠（哨所），仅福建沿海，就有三百余处。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范钦受命为副都御史，巡抚南赣，提督南赣及汀、漳、潮、汕、惠、韶、南雄、郴州等州郡的军务，其辖区跨涉四省。嘉靖三十九年八月（公元1560年9月），范钦在南赣上任期间，对所属官员都进行认真考核，依照其业绩、操行，及时奖能罢庙，严惩顽劣渎职者，从他的许多奏折中可以看出他一丝不苟的态度。范钦抗倭着重于标本兼治，外御倭侮，内防动乱，为保障社会和海疆安宁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据光绪《鄞县志·范钦传》记载，他先后剿灭了李文彪、冯天爵等著名匪帮。由于范钦能以身作则，善于团结协调，致使抗倭斗争能积小胜成大胜，凋敝之民生也有了一定程度的转机，范钦因功升兵部右侍郎。

范氏故居内景

正如古人所云：“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范钦擢升兵部右侍郎后，果然招致了某些科道御史的弹劾，于是便得到了皇帝的一道圣旨：“扬伊志回籍听勘。”范钦被劾的具体事实是什么，现存史料中都查找不到，但回籍听劾之后，便没有了下文。这对范钦的打击实在太大了，56岁正是他宦途一帆风顺、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一时失落之感自在情理之中，但经过短暂的思想斗争和情绪调整，他重新找到自己的定位和目标。有了理想和追求，就有了人生价值和不断进取的动力。在他最后的二十五年生命中，在另一个天地里，他继续充分施展才华。所以，他的晚年生活非常充实，因为有他的藏书事业。正如郭沫若先生所说的：“好事流芳千古，良书播惠九州。”(www.xing528.com)

天一阁珍藏的范氏手迹《自书诗翰卷》（又称《范钦诗翰长卷》，是范钦遗留后世最完整、最主要的书法作品，属国家一级文物。

《长卷》为纸本，经装裱后，其高度为27.3厘米，长度为519.5厘米，称为长卷，名副其实。《长卷》内容是范钦自撰并亲笔用行草体缮写的诗稿，全卷二百余行，每行十至十二字不等，共二千余字。卷首以古乐府体《长相思》开篇，卷末题“东明山人稿福州”及“万历辛巳夏五月朏”（“朏”为农历每月初三日代称），辛巳是万历九年（1581年），此时范钦已七十有六，可见是他晚年成熟时期的书法作品。铃有“范钦私印”朱文微型章及“范氏安卿”、“司马之章”两枚白文方印。《长卷》中的三十一首诗歌均收在范钦自撰、最后由范大冲印行的《天一阁集》之中，但卷中文字与刻本中的个别字句略有出入。

《长卷》书写于万历九年（1581年），《天一阁集》正式出书时间为万历十九年（1591年），晚于《长卷》问世十年，估计在范钦七十六岁之后又对《天一阁集》作了个别修改。《长卷》原未命名，时任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先生用他擅长的古篆写下了“明天一阁主人范东明遗墨”的卷首题名，落款是“一九七八年三月顾廷龙敬题”。同年同月，书法大家沙孟海先生闻讯嘱咐送至杭鉴赏观摩，又为之题跋，跋文长达二百余字。沙先生盛赞此卷当“与万卷图书并传不朽，亦盛世之佳话也。”尾题“一九七八年三月沙孟海获观于西湖寓所，试万历墨记之。”最后他盖上了“孟海题记”朱文方印及“沙文若”白文方印。相隔仅数月，赵朴初先生偕夫人来天一阁访问，细细品味了《长卷》的书法艺术和诗作内容，当即在天一阁的庭院中设几展纸濡墨挥毫，书就对联一副：上联为“书卷留天地”，下联为“谈笑泯干戈”。上、下联均注有小字数行，文日：“顷至天一阁，览群书及前贤字画，又见范东明先生手书诗卷有‘戈矛只在谈笑间’之句，诸同志嘱书联留念，因拈此两句奉请教，时在公元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八日"；下具名并铃“赵木初印”白文方形章。因为范钦《长卷》中《有车篇》内有“人心险巇不可测，戈矛只在谈笑间”之句，展示了范钦对官场和社会上复杂的人际关系的深深感喟，抒发心声以为诗，朴老则反其意而用之。次年，陈从周教授来阁索观司马公《长卷》，欣赏后即兴吟题七绝一首，书附诸公题跋之后。诗日：“高阁凌云曲水涯，名园兰笔石阑斜。东南文物知何许，把卷低徊忆范家。”以上几位大师名家的题字、题跋，均着墨于司马公的藏书业绩和诗卷中若干哲理思想的评价，值得我们后人深思。

范钦诗翰长卷

天一阁主人原有藏书7万余卷，他不仅藏书，还利用手头藏书刻印书籍，传播文化。明代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当时不但诸藩府刻书竞相攀比，坊刻及私人刻书也蔚然成风。天一阁主人范钦是当时南方版刻事业卓然成家之一，天一阁的刻书规模，我们可以从他所刻书上记录的大批写刻工人姓名中得到佐证。书中记着姓名的写工有近四十人。其中《稽古录》一书的刻工就有二十五人。范钦从事刻书活动，是从他从政时开始的，女口《王彭衙诗》九卷（版佚，书藏南京图书馆），是范钦任随州知府时所刻；如《熊土选集》一卷（版佚，书藏北京图书馆），为范钦任袁州知府时所刻；又如《阮嗣宗集》二卷（清光绪薛福成《重编天一阁见存目录》有载），是范钦官江西时所刻。归里建阁，范钦有较多的时间兼顾到刻书事业，使之形成规模，他主要校订刻印了《稽古录》、《范氏奇书》。

范氏奇书

《范氏奇书》，包括了《乾坤凿度》、《周易乾凿度》、《周易古占法》、《周易略例》、《周易举正》、《京氏易传》、《关氏易传》、《麻衣道者正易心法》、《穆天子传》、《孔子集语》、《论语笔解》、《郭子翼庄》、《广成子解》、《三坟》、《商子》、《素履子》、《竹书纪年》、《潜虚》、《虎铃经》、《两同书》等二十一种。

《范氏奇书》这个名称，最初见于《澹生堂书目》。

明代万历年间，浙江绍兴的藏书家祁承燥的《澹生堂书目》中创立丛书类，其中著录《范氏二十种奇书》，实际只有十九种。因为《澹目》著录不完备，所以后人就进行了必要的校补。女口《奕庆藏书楼书目》补上了《两同书》，而《汇刻书目》却补上了《虎铃经》。清嘉庆四年，桐川顾修编《汇刻书目》，称：“范氏二十种奇书，明鄞范钦天一阁校刊。”子目除《澹生堂书目》所列十九种外，增加《虎铃经》，补足为二十种。到了道光二十七年，刘喜海编《天一阁见存书目》时，方在例言中说道：“范司马曩刊二十种奇书，见《汇刻书目》，遇此等书皆注明二十种奇书之一。”光绪十年薛福成编《天一阁书目》时，依据汇刻书目所录子目，在卷末附《天一阁校刊二十种奇书之一》，并谓：“右二十种皆阁中校刊，版本至今尚存，《汇刻书目》题目奇书，今验版式俱同，而奇书之名未知何据。”上述两种天一阁书目，仍将这二十种书按单行本分类编目。

《范氏奇书》原书上既无总目，又无总序，所以后人在编制图书目录时，著录的子目就稍有不同，有的称二十种，有的称二十一种，所著录的子目也有所不同。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图书馆编印的《丛书综录》，在著录时仍为二十一种。

综观“奇书本”的特点，显然有两条：一为范钦所手订，或具名，或具号，名字前或冠以籍贯，或冠以时代，落款格式与原书著者的题法相称；二是版式相同，即半页九行，行十八字，白口，左右双边。对照"奇书本”的上述两个特点，天一阁的专家经过多年整理研究，发现被《澹生堂书目》和《汇刻书目》著录的《元包经传》和《元包数总义》，虽是天一阁刻本，但未经范钦，手订，版式也不同，故不宜列为“奇书本”。此外，《两同书》和《新语》两书却符合上述特点，应予补入。这样，《范氏奇书》的子目，即为上述所列的二十一种刻本。

至于丛书的名称，也有各种不同的叫法。《范氏奇书》这个名称，最初见于《澹生堂书目》。然细查原书，未见有总目或总序，在早期的天一阁书目里也均未作丛书著录，直到《汇刻书目》刊行以后，嘉庆十三年阮元编《天一阁书目》时，仍作为单行本分别收录在各类之中。因此可以推断，《范氏奇书》这个称号并非范钦自定，而是祁承㸁所加。《奕庆藏书楼书目》称为《范子杂汇》，《丛书集成初编目录》称为《范氏二十一种奇书》，《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称为《天一阁奇书》，《丛书综录》称为《范氏奇书》。现仍以《范氏奇书》名之，既采用了《丛书综录》的著录法，又因为《范氏奇书》这个名称与最初记载的《澹目》相一致，把种数著录在书名之后，更出于全国善本书目著录条例的规定。

《范氏奇书》何奇之有？从内容上看，可谓无奇不有，二十一种书籍中有七种是直接研究《易经》的，有四种与道家学说有关，有兵家、法家的著述，还有讲儒道互通的著作，特别是有关易学与道家的书籍，给人以神奇、深奥之感。从书籍流传情况看出，丛书收录的大多是比较罕见的古籍。在二十一种著作中，除《穆天子传》、《素履子》两种早于《范氏奇书》被收录于明正统刊刻的《道藏》外，其余十九种均为《奇书》最早收录。女口《周易古占法》，“奇书本”为首刻本，《商子》、《竹书纪年》，据《中国古籍善本目录》，“奇书本”均为最早刻本。《乾坤凿度》、《周易乾凿度》均为《永乐大典》所载，流传甚罕。一九三五年商务印书馆编印《丛书集成》，在提要中说：“范氏二十一种奇书，六十五卷，明范钦校刊。……钦喜购书，筑天一阁以藏之。此集为钦所手订，世知宝贵。……内如吴陆绩注之《京氏易传》、唐郭京之《周易举正》，唐赵蕤注之《关氏易传》，皆不易得之书，正不能以其偏重而少之耳。”有些著作如果不是范钦辑录校订刊刻，今天已很难见到或已无法见到了。根据调查，目前收藏《范氏奇书》的，仍以天一阁为最全。《范氏奇书》为天一阁所刊刻，历经四百余年“五大劫难”，流失、虫蛀、破损在所难免，经阁内专家多年寻访、配补、修”，终成全帙，尤显珍贵。

天一阁博物馆馆长虞浩旭

出版座谈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