梯度指标与国际社会对中国价值观念的评价

梯度指标是根据传播的效果层次而划分的。传播对受众的影响，主要作用于受众的心理系统，受众的心理状态深浅变化体现出传播的影响程度，即传播的效果强弱。从作用于受众的知觉，再到受众的思维、情感，最后上升为意志与价值倾向，由浅入深，构成了传播效果层次，那么对于传播效果评估也必然呈现出层级状态，即用梯度指标衡量。

1.浅层指标

知晓度，是指对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的认知效果。这种知晓度是概而言之的，既包括对中国价值观念具体概念的认知，也包括对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提出的价值理念的认知。比如，中国价值观念包括了“爱好和平”“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内容，国外受众对这些理念的认知是否会有我们对西方社会所提出的自由、民主、平等等价值理念的那种耳濡目染的熟悉；又或者，对于中国在重要的国际场合或者重大的国际事务中，提出的中国方案或中国理念，如“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兴大国关系”等是否有被国外受众知悉。

国外受众对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的知晓程度与知晓的渠道紧密相关，而受众的知晓渠道与主体的传播渠道几乎是等同的，考察中国价值观念的知晓度，首先便要考察中国价值观念国际传播的渠道。传播渠道对于受众的知晓度具有很大的影响，传播渠道越多，受众接收到信息的机会就越大，对中国价值观念知晓的可能性就越大。中国对外传播的主要渠道在不断拓展，目前来说，结合了新旧媒体的形式，国外受众接触有关中国报道的媒体大约分为这样几大类：外国的本土媒体、国际传播的英语媒体、中国在境外的英文媒体、华人华侨媒体、国际传播的社交媒体。这些媒体覆盖了不同的媒介形态，包括了传统媒体、网络媒体和社交媒体，报纸、杂志、电视、广播、网络都成了传播中国价值观念“走出去”的重要方式。随着媒介融合形势的加强，“全媒体”正在逐步推广开来，同一种媒体也可以呈现出不一样的媒介形态，这大大加强了外国受众接触到中国价值观念的几率。随着一些中国媒体的海外落地，以及与国外媒体的融合发展，这还只是从主观角度出发扩大了中国价值观念的传播渠道，为增强国外受众的知晓度做好了主观上的准备工作，而真正达到让外国受众知晓的目的，则需要通过一些量化数据才能得知。书籍、报刊、杂志等的发行量、订阅率、市场占有率，广播、电视等的收听率、收视率，网络媒体的关注率、点击率、阅读率等，才能从整体上反映出国外受众对中国价值观念的接触率与知晓度。数据越大，反映出知晓度越高，反之则越低。这种知晓度是一种客观的状态，即信息传播出去，恰恰传播对象接收到了，这就算达到了让受众知晓的目的，而对思想层面没有其他要求。

2.中层指标

理解度和赞成度，是指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的情感效果和态度效果。也就是说，当外国受众对中国价值观念有一定知晓度以后，引起了自己思想观念的某些变化，能理解中国价值观念的合理性。比如，能从中国的现实国情出发理解中国的发展，解决几亿人民的温饱问题，就是在实现和保障民众的人权。中国作为拥有14亿多人口的最大发展中国家，有着自身特殊的国情，发展和稳定就是最大的人权，不能总以西方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为框架，来生硬地框量中国的社会发展。能从中国的历史渊源、现实任务和未来追求理解当前中国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表达了中国想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和社会，培养公民什么样的美好诉求。其他国家及其民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内容并不一定要认同，但是要能理解它们作为中国具有向心力的价值观念的合理性；在更进一步的层次上，能赞成中国价值观念所表达的思想内核。在国际舞台上，面对重大的国际事务，中国从人类的长远利益、整体利益出发，提出的中国方案能汇聚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得到国际社会的积极响应。比如，面对复杂的国际局势和众多的全球性问题，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携手应对全球挑战，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发展，打造一个共建共享的美好世界。(www.xing528.com)

对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的理解度和赞成度，与传播对象自身的情况有很大关系。如果把传播对象界定为一个国家，那么该国对中国价值观念的理解就和该国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关系有密切联系，在政治关系上越友好、文化交流更深入、经贸往来更和谐、社会交往更活跃的国家，对中国价值观念的理解度和赞成度有可能就会越高，反之则越低。如果把传播对象界定为个体，那么与个体对象的年龄、职业身份、教育经历、文化程度、收入、宗教信仰、政治党派等因素有很大相关性，个体对中国的了解程度会影响他们对中国价值观念的理解和认同，对中华文化和中国现实发展状况比较了解的受众，会更加容易理解中国的价值观念。

对受众对象关于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受众的理解度和赞成度测评，要着眼于国际社会对中国价值观念的内容报道及评价。对于涉华报道内容的分析一般包括两种维度：一是以选题分，每当遇到重大的选题（如涉及我国的社会问题、重要纪念日、突发事件等），关于中国的报道会比较集中；二是以时期分，不同时期或者阶段，外媒对中国报道的重点不一样。^[8]对报道内容的描述和评价则体现了外国社会对中国的态度。比如，2008年西藏拉萨发生的“3·14”重大暴乱事件，西方主流媒体对此事的报道，展现的是中国政府“镇压”藏独分裂分子的“残暴”行为，不尊重人权，煽动种族情绪，具有强烈的反共反华意识。在对同一年的汶川大地震的报道中，则突出了中国政府的积极作为。新的历史时期，中国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目标，国外媒体对此有褒有贬，CNN引用习近平主席的原话，称：“中国梦将使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共同受益。”《华盛顿邮报》说，如果中国不和美国站在一起，解决自己制造的问题，那么中国梦便只是一个口号而已。境外媒体的报道内容与表述方式，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外社会对中国某一阶段的认知和态度，或者对特定事件的情感倾向。客观的报道与评价体现实事求是的立场，有褒奖则意味着对中国及其价值观念的认可，有贬损则意味着对中国价值观念的不认同，甚至是敌意。

3.深层指标

支持度，是指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的行为效果。也就是说传播受众对中国价值观念有了深刻的理解与认同之后，在行为中表现出来的对中国的支持。从客观现实来分析，要改变其他国家及人民的行为是十分困难的，要超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以及国家利益等宏观差异，表达出对中国价值观念的拥护，绝对是对其体现的真理性的高度认可。在中国革命时期，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写了《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客观描绘了一部中国革命的史诗，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主义的革命情怀与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让世界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赢得胜利的伟大与正义。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人民走上了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在外交上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外交方针，赢得了亚非拉地区国家的广泛支持，在这些国家的拥护下，中国于1971年终于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进入了21世纪，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以及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日益提升，中国的快速发展及其伟大成就也引来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2013年9月和10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即“一带一路”伟大倡议），截至2021年12月底，中国已经同147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6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这说明了中国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建设原则得到了很多共建国家的支持。与之相反，与中国比邻的印度却迟迟没有加入“一带一路”倡议，并将其称为中国的“债务陷阱外交”，预示着“新的殖民时代的到来”，而富有远见的，具有客观视角的学者则认为，“10年之后，新德里将不得不评估其反对‘一带一路’的利弊。届时印度可能发现自己已成孤家寡人”^[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