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机掌控对传播效果的影响及相关事件中的中国形象维护

国际传播是一种信息传递和价值沟通的对外交流活动。根据不同的传播活动性质和不同的传播内容，在传播效果的时效性上有不一样的目标追求，依据时效性的长短来划分，可以将传播效果分为短期的信息传播、中期的战略沟通和长期的价值倡导。根据不同的目标，在具体的传播内容中，对时机的把控将会影响传播效果。

第一，对于短期的新闻报道，及时的新闻报道更能取得成效。一般来说，在特殊的国际国内大事或者突发事件上，需要在国际新闻报道中争取时间上的抢先。在国际舆论的争夺战中，是没有真空地带的，如果不能先声夺人，那么就会面临着被外媒抢先报道的被动境地。在事关中国形象和利益的相关事件中，如果被外媒刻意抹黑，那么中国作为“辩护方”的回应和解释，其影响力就会遭到削弱。短期的新闻报道主要包括对具体事件的回应、对国内相关政策的解释、对重要国际国内大事的“吹风”等内容，其行为主体一般是专职政府部门或相关部门，通过新闻发布会、吹风会、记者招待会、官方媒体的发声、广告投放等方式进行信息的传播。通过这些途径，信息发布的越及时、准确、权威、详细，其传播效果越好。比如，“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全球政党大会等，中国在会前召开了吹风会，会后进行了答记者问招待会，在引导世界认知这些大事件中起到了很好的宣介效果。在涉及中国利益的相关国际事件中，比如南海争端问题、美国出台《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防战略报告》等将中国视为其重大威胁等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每次都进行了有理有据有节的回应，表明了中国对待相关问题的坚定立场，这种权威的官方回应，在国际传播的舆论引导上能起到积极的效果。反之，如果置若罔闻，那么就等同于放弃了自己的发言权，而助长了其他国家挑起的不法行为和无理言论，无效果可言。

第二，对中期的战略沟通，借助重要的国际活动更能取得成效。一些问题在短期内是无法完全解决的，需要长时间的谈判和利益的博弈才有可能寻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不管是直接牵涉到中国的问题，还是中国作为第三方的相关问题，中国主张要发挥相应的效力，就要选取恰当的国际场合，如此才更能彰显中国价值观念的意义。比如，“一带一路”倡议自提出以来，在国际社会中拥护和质疑之声并存，但伴随“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举办几届之后，“一带一路”的建设成果更为人熟知，“一带一路”倡议更加深入人心。通过这种国际盛会总结“一带一路”的建设成果，描绘了未来的建设蓝图，释放了更多的重磅承诺，延续着丝路精神，凸显了“一带一路”倡议共商共建共享的本真原则，受到中外媒体的高度关注和一致好评。另外，在半岛核问题的解决上，中国提出的“双暂停”倡议为朝韩两国在南北关系的缓解上提供了很好的药方，双方借助平昌冬奥会的契机开展了密集的互动，使南北关系迅速解冻。趁着半岛局势朝着正确方向迈进的时候，中国及其他各方共同积极呼应，有利于将半岛安全问题重新拉回到对话解决的轨道。

第三，在长期的价值倡导上，在最权威的国际活动中的发声是最有效果的。中国向来倡导“和合”的外交政策，但是一些西方国家始终渲染中国威胁的论调，中国借助在联合国这样的国际权威平台上阐释中国主张，既是对西方言论的有力回击，也更能在世界范围广泛地传播中国理念。2005年，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出了“和谐世界”的理念，并提出了建立和谐世界的四点基本主张。这次讲话表明了经济快速发展的中国其基本的外交主张和宗旨，是对21世纪不断高涨的“中国威胁论”的有效回应。2015年，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辩论时的讲话中，习近平主席强调了世界各国要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并从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生态五方面阐述了具体要求，这是崛起后的中国给世界吃的一颗定心丸，表明了中国的价值主张和发展走向。此后，习近平主席在日内瓦、达沃斯的演讲中都再次深刻地阐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价值，这一理念于2017年2月被正式写入了联合国决议，表明了这一理念深入人心，已经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

【注释】

[1]参见李智：《国际传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83页。

[2]刘建明：《宣传舆论学大辞典》，经济日报出版社，1992年，第2页。

[3]唐润华：《中国媒体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策略》，新华出版社，2015年，第31页。

[4]习近平：《习近平在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时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0页。

[5]参见吴瑛：《中国声音的国际传播力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页。

[6]张桂珍：《中国对外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44页。

[7]参见赵启正、雷蔚真主编：《中国公共外交发展报告201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228页。

[8]参见赵启正、雷蔚真主编：《中国公共外交发展报告201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228页。

[9]张红：《炒作“中国威胁”实为“威胁中国”？》，《人民日报·海外版》，2018年2月1日。

[10]参见《中国企业共筑“中国品牌”走向世界》，中国新闻网，2017年5月11日。

[11]参见吴瑛：《中国声音的国际传播力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页。

[12]张昆：《国家形象传播》，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91页。

[13]参见杨春华、星华译：《列宁论报刊与新闻写作》，新华出版社，1983年，第18页。

[14]《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62页。

[15]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2页。

[16]参见［法］塞奇·莫斯科维奇：《群氓的时代》，许列民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98页。

[17]参见何国平：《中国对外报道思想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85页。

[18]胡正荣、关娟娟主编：《世界主要媒体的国际传播战略》，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08页。

[19]参见刘燕南、史利等：《国际传播受众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页。

[20]参见［加拿大］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36页。

[21]刘燕南、史利等：《国际传播受众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0页。

[22]［英］格雷厄姆·沃拉斯：《政治中的人性》，朱曾汶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7页。

[23]参见张桂珍：《中国对外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48页。

[24]参见沈苏儒：《对外传播的理论与实践》，五洲传媒出版社，2004年，第35～36页。

[25]张毓强：《论国家形象传播的基本模式》，载刘康主编：《国家形象与政治传播》，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78页。(www.xing528.com)

[26]［美］沃纳·赛弗林、［美］小詹姆斯·坦卡德：《传播学的起源、研究与应用》，陈韵昭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17页。

[27]参见邓名瑛：《传播与伦理：大众传播中的伦理问题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31页。

[28]吴瑛：《文化对外传播：理论与战略》，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8页。

[29]［美］约翰·罗克尔：《世界舞台上的国际政治》（第9版），宋伟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5页。

[30]参见王庚年主编：《国际舆论传播新格局研究》，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3年，第3页。

[31]参见王庚年主编：《国际舆论传播新格局研究》，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3年，第14页。

[32]李国振：《在对外交往中提升中国国家软实力的几点思考》，《当代世界》，2010年第1期。

[33]参见［美］刘康：《大国形象：文化与价值观的思考》，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93页。

[34]［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5～6页。

[35]［美］沃尔特·李普曼：《公众舆论》，阎克文、江红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62页。

[36]胥琳佳：《品牌形象的国际化传播——基于受众的态度和行为的视角》，人民日报出版社，2016年，第110页。

[37]参见程曼丽、王维佳：《对外传播及其效果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39页。

[38]Harold Lasswell，The Science of Mass Communication：Introduction，Propaganda，Communication and Public Opini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46，p.39.

[39]张涛甫：《怎样破解中国文化与价值观念传播难题》，《人民论坛》，2017年第9期。

[40]参见叶朗：《中国文化国际传播与影响力报告（2016）》，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06页。

[41]参见孙微：《又炒“中国渗透”！英媒别有用心出歪招对付中国“锐实力”》，《环球时报》，2017年12月20日。

[42]赵建国主编：《传播学教程》，郑州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43页。

[43]参见［美］沃纳·赛弗林、［美］小詹姆斯·坦卡德：《传播学的起源、研究与应用》，陈韵昭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页。

[44]参见张昆：《国家形象传播》，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28页。

[45]郑人：《赞赏赵启正的“负面报道”观》，《新闻爱好者》，2004年第1期。

[46]肖航、纪秀生、韩愈：《软传播：华文媒体海外传播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6页。

[47]参见吴飞：《流动的中国国家形象：“中国威胁论”的缘起与演变》，《南京社会科学》，2015年第9期。

[48]窦卫霖：《中美官方话语的比较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12页。

[49]参见赵启正主编：《公共外交战略》，学习出版社、海南出版社，2014年，第15页。

[5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53页。

[51]参见赵建国主编：《传播学教程》，郑州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47页。

[52]明安香：《传媒全球化与中国崛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49页。

[53]张平：《汇聚共建一带一路的强大力量》，《人民日报》，2017年9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