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于过去关起门来搞建设，自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就更加注重对外传播的开放性建设。实践经验证明，保守的态度在国际传播中往往会置自身于被动之中，尤其是在危机或突发事件中，没有及时的新闻报道就会致使国家形象遭受重创。早在2003年“非典”疫情以后，媒体仍然遵循以前的信息报道机制，一方面在事件报道上滞后，另一方面因为不想扩大社会恐慌，对疫情的严重性没有作完全报道。然而随着疫情的不断蔓延，引起了国内更大的恐慌，遭到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质疑和批评，中国政府的声誉也因此受到影响。在后续的疫情报道中，中国花费了巨大的心力才在国际国内挽回了政府和媒体的公信力。2008年，中国在“7·5”事件中，允许外国记者在乌鲁木齐自由采访，这一开放的政策事后证明是正确的、成功的。随后北京奥运会胜利举办，在这期间对境外媒体采访“零拒绝”，中国也得以借此机会向全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空前规模的、全方位集中展示自己的国家形象，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传播效果。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后，中国第一时间向国际社会通报疫情信息，与世界其他国家分享抗疫经验，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尽管抗疫期间还有一些西方政客及媒体刻意抹黑中国，但是在公开、透明、及时的信息澄清面前，谣言、谎言不攻自破。
在日益开放发展的当代，国际传播更应该实现从防御型传播到主动型传播的转变。前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务院新闻办主任王晨说过：“从国际上看，国际社会对我国关注度越来越高，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发展处于一种全开放的环境，党的方针政策、一举一动都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46]随着中国的崛起，世界对中国的战略走向愈发关注，中国越是走向世界的中心，越是需要更加主动、更加明确地向世界阐发自己的发展战略，阐释中国对于未来世界的建设思考和智慧，使国际社会更加全面、客观地认知真实的中国。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三五”规划建议指出：“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创新对外传播、文化交流、文化贸易方式，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这种更加开放的态度来自于中国的自信，中国的自信来自于中国发展的实力，这种实力既体现在物质产品中，也体现在精神文化中。
更加开放，更加自信，也更加主动。2017年10月18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3068名记者与会采访报道党的十九大，其中境外记者多达1818人，创历史新高，这种开放程度前所未有，体现了中国发展更加自信从容、透明开放。由于中国党代会如此开放的媒体环境，外媒记者和国际社会对中国都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党的十九大之后，为了让世界倾听到中国声音，中国向世界派出了30多批次的高级别宣讲团，向世界主要的政党、政治组织、媒体、智库等宣介十九大精神，足迹遍布五大洲。更有分量的举措是，2017年11月30日至12月3日，北京举行了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这是中国共产党首次与全球各类政党举行高层对话，也是党的十九大后我国举办的首场主场多边外交活动。[47]这次盛会的召开，是基于党的十九大之后，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发展和未来走向的重要时刻，中国主动地、自信地与世界分享发展的经验，共同探讨世界的未来发展之路和全球治理之道。
【注释】
[1]参见刘笑盈、何兰主编：《国际传播史》，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48页。
[2]胡耀亭：《中国国际广播大事记》，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6年，第293页。
[3]《朱穆之论对外宣传》，五洲传播出版社，1994年，第388页。
[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20～321页。
[5]《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21页。
[6]参见孙吉胜等：《“中国崛起”话语对比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15年，第336页。
[7]Munro H.Ross，Awakening Dragon：The Real Danger in Asia Is from China，Polity Reviezt，1992，No.62.p.10.
[8]参见陶文钊：《中美关系史（修订本）第3卷1972—2000》，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83页。
[9]文建：《把握国际话语权 有效传播中国声音——习近平外宣工作思路理念探析》，《中国记者》，2016年第4期。
[10]参见张昆主编：《中国国家形象传播报告（201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4页。
[1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61页。
[12]参见《中国梦的世界对话》，《光明日报》，2013年12月9日。
[13]参见寇立研、周冠宇：《“一带一路”对外传播需要把握的十对关系》，《对外传播》，2015年第3期。
[14]参见王义桅：《“一带一路”机遇与挑战》，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86页。
[15]参见秦玉才、周谷平、罗卫东主编：《“一带一路”读本》，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27页。
[16]参见寇立研、周冠宇：《“一带一路”对外传播需要把握的十对关系》，《对外传播》，2015年第3期。
[17]参见朱穆之：《让世界了解中国什么》，《对外传播》，1995年第4期。
[18]参见《朱穆之论对外宣传》，五洲传播出版社，1994年，第129～132页。
[19]参见陈日浓：《中国对外传播史略》，外文出版社，2010年，第161页。
[20]参见甘险峰：《中国对外新闻传播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18页。
[21]参见《江泽民论加强和改进执政党建设（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研究出版社，2004年，第109页。
[22]参见姚遥：《新中国对外宣传史：建构现代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25页。(www.xing528.com)
[23]参见刘笑盈、何兰主编：《国际传播史》，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60页。
[24]参见赵化勇主编：《中央电视台发展史（1958—1997）》，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年，第435页。
[25]《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59页。
[26]《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284页。
[27]参见欧阳雪梅：《当代中国文化》，五洲传播出版社，2014年，第190页。
[28]《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8页。
[29]《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26页。
[30]赵启正主编：《公共外交战略》，学习出版社、海南出版社，2014年，第1页。
[31]《胡锦涛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43页。
[32]《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38页。
[33]参见赵启正主编：《公共外交战略》，学习出版社、海南出版社，2014年，第10页。
[34]参见赵启正、雷蔚真主编：《中国公共外交发展报告201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2页。
[3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55页。
[3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55～156页。
[3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56页。
[38]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年，第427页。
[39]［美］哈罗德·D.拉斯韦尔：《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张洁、田青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2页。
[40]参见何国平：《中国对外报道思想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9页。
[4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62页。
[42]参见魏玉山主编：《2013—2014中国动漫游戏产业年度报告》，中国书籍出版社，2015年，第75页。
[43]参见《中央文献重要术语译文发布（第一期）》，光明网，2015年5月4日。
[44]杨振武：《把握对外传播的时代新要求》，《人民日报》，2015年7月1日。
[45]参见文松辉：《人民网评：习近平“讲述好中国故事”给我们的启示》，人民网，2015年5月22日。
[46]王晨：《积极推进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求是》，2010年第20期。
[47]参见宋鲁郑：《中共展现自信开放与担当（望海楼）》，《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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