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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宣传到传播:观念转变

时间:2023-07-04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宣传”作为一种信息传播行为,古已有之,在《三国志》中就多次出现“宣传军事”“宣传诏旨”等词语,其意义为宣布、传达。宣传的目的性和功利性更强一些,而传播体现的说服方式更柔和一些。随着中国传播实践的推进,传播理念逐渐完成了从“宣传”到“传播”的转变。

从宣传到传播:观念转变

“宣传”作为一种信息传播行为,古已有之,在《三国志》中就多次出现“宣传军事”“宣传诏旨”等词语,其意义为宣布、传达。在西方,“宣传”(propaganda)一词源于拉丁语,最开始的意思是传教士使用文字、语言等传播教义。宣传一词的普遍使用,开始于欧美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38]一战之后,宣传一词就被赋予了一种反面的、否定性的含义,是一种借助一定的符号左右他人信仰、态度或行动的活动。传播学的奠基人拉斯韦尔在其著作《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中对宣传的定义是:“通过故事、谣言、报道、图片以及社会传播的其他形式,来控制意见。”[39]表明宣传的本质是使受众的思想和信仰发生向传者立场的转向。“传播”(communication),源于拉丁语communis,有相互交流、共同分享的意思。宣传的目的性和功利性更强一些,而传播体现的说服方式更柔和一些。宣传和传播的实践活动本身没有多大的区别,其目的性的差异被人们主观放大了很多。随着实践的发展,中国适时总结在国际传播中遇到的一些障碍和问题,在国际传播的指导思想上发生了适应时代变化的转变,中共中央有关部门曾发出通知,关于“宣传”一词的对外翻译,不再使用“propaganda”,改用“publicity”。[40]中国资深的外语专家、翻译家沈苏儒先生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就一直倡导用“对外传播”代替“对外宣传”,用“传播”取代“宣传”,这不仅是用词上的替换,更是思想的与时俱进。随着中国传播实践的推进,传播理念逐渐完成了从“宣传”到“传播”的转变。

1.从政治宣传走向国家传播

过去,我们的对外传播常常以内宣代替外宣,在宣传目的上以政治宣传为主。改革开放以后,这种对外传播观念逐渐转变,对外传播的目的不再是提倡激进的革命运动,而是增进世界各国及人民对中国的了解和友谊,树立中国良好的国际形象,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服务。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从战略高度明晰我国国家形象的独特内涵,阐释好中国特色,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要“重点展示中国历史底蕴深厚、各民族多元一体、文化多样和谐的文明大国形象,政治清明、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稳定、人民团结、山河秀美的东方大国形象,坚持和平发展、促进共同发展、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为人类作出贡献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对外更加开放、更加具有亲和力、充满希望、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41]。这四个“大国形象”是国家形象战略的终点和目标,只有目标清晰,才能更好地指引前行的道路。早在2007年,美国学者乔舒亚·库珀·雷默就提出了一个观点,即“国家形象是中国最棘手的战略问题”,一方面,外部世界对于中国的认知有很多是不正确的,有的甚至是消极的;另一方面,中国的自我认知与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形象认知存在极大差异。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形象认知更加复杂,有的是基于对中国不了解而产生的误读和误判,有的是基于根深蒂固的偏见。化解这些矛盾都不能一味地从政治角度出发去传播中国理念,而是要从经济、人文等各方面加强交流与合作,增进了解与互信,让其他国家及人民明晰中国的发展现状,清楚中国的发展走向,让他们明白中国的发展不是对世界的威胁,而是一种新兴的发展力量,对于世界和人民都是有利无害的。

2.从正面报道到均衡报道(www.xing528.com)

坚持正面报道是我国新闻宣传工作的一项基本方针,从国内环境来说,这是基于新闻报道真实性的基础上有效引导社会舆论,促进社会稳定的新闻职责所在。长期以来,我们习惯将夸赞型、成就型的事迹对外报道,将正面报道原则绝对化,只谈成就不谈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对外传播的效果并不明显,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媒体的公信力和中国政府的形象。今天,中国在对外的媒体报道中,不再只是一味地强调成就,也敢直言自身的问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依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口基数大,地区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有扩大趋势,发展的任务依然十分艰巨,生态环境保护面临着较大挑战,党内反腐工作对于政党建设提出了巨大考验。这些我国在发展过程中显现出来的问题,是我国推进发展的障碍,是客观现实,不应回避,也没有必要对外界避而不谈。正是要努力解决这些问题,才是中国发展的意义所在。透明度决定了公信度,在对外传播中,不仅要讲清楚成就,也要讲清楚问题,还要讲清楚努力的方向,这才能赢得国际社会的信任与尊重。如果对问题避而不谈,就会让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主观臆测的误判和质疑,反而会产生不利于中国的国际舆论。如今,注重新闻报道的平衡性已经成为中国在对外报道中的一个重要遵循。

3.从说服到交流对话

过去,不管是政治上的高密度宣传,还是始终坚持的从正面报道中国的原则,都是为了向外界宣传中国的好,其目的就是为了“说服”。这种“说服”的动机性太强,投入的成本太大,而收到的效果并不明显。今天,传播中国的形象、理念、价值观,不再停留于自我感觉良好的自说自话。“我说你听”的方法已经不合时宜,在多元、多样、多变的环境下,外宣工作更加注重中国与世界进行更好的沟通。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提出,在新时代做好新闻舆论工作,需要“联接中外、沟通世界”。这种立场的转变也带来了视域和眼界的拓展,实现了由“中国中心”向“全球视域”的转变,在实现“中国立场、全球视野、国际表达”的道路上迈出了更加笃定的步伐。中国的对外传播不仅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和理论体系而展开,同时就发展问题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对话交流,对于全球性问题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大命题,站在全人类利益的角度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沟通与对话是促进人类社会沿着更好方向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解决国际争端问题的最好方式。比如南海问题,在触犯中国国家利益的时候,中国坚持有理有据的反击,通过高端对话,有态度而不失力度地反击,在对话中讲事实摆道理,让真相和道义自然呈现,这对于表达中国立场、阐明中国态度具有“大音希声”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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