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改革开放：突破国际舆论围困至20世纪末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局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了巨大的重创。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此刻成为了继苏联之后西方又一个和平演变的对象。国际社会主义事业陷入的低谷，以及西方敌对势力大肆宣扬的社会主义溃败的言论，使得国内一些人对党和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产生了一些模糊认识。在这样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同志发表了震惊中外的南方谈话，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与市场的关系以及深化改革开放等问题进行了深入阐释，进一步地解放了思想，推动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顺利前进。尽管国际局势复杂，但是国家要发展，不开放是不行的，并且要扩大开放，要在开放中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这一阶段的对外传播，中国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国际舆论局势，面临着诸多的外宣挑战，做好对外宣传工作，要加强世界对中国以及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了解，要有效地开展舆论斗争，塑造中国良好的国际形象。

第一，宣传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心。面对国际社会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唱衰，中国对外宣传的一个核心问题即“就是苏联垮了，东欧是早垮了，中国会不会垮？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不是也要失败？这是许多人都在观察的问题”^[3]。要回答这样尖锐的问题，中国自己要有坚定社会主义事业成功的信心，要用发展的具体事实来解答这个问题，说明中国不仅不会垮，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不仅不会失败，而且在不断地前进，不断地取得成功，欣欣向荣。邓小平同志说：“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变不了的。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谁也压不垮我们。”^[4]并且提出了回应对策，就是“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5]只有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得有前景，处于观望中的国家才能放心大胆地与中国发展关系，加强国家间的交流合作。同时，也能使对中国抱有觊觎之心的敌对势力收敛一下他们企图颠覆演变中国的野心和妄想。

第二，对人权问题的回应。人权问题是20世纪90年代国际关系领域南北对抗的重大问题之一，自冷战结束以后，西方国家将其视为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对抗社会主义的胜利，并从自认为具有制度优越性的上帝视角来审视其他国家的人权发展，对中国发起了强烈的人权攻势，进行各方面的施压和围堵，不断掀起反华浪潮。例如，从1990年至2000年，除了在1991年和1998年，美国每年均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提交关于中国人权问题的反华提案，没有交提案的两年，一年是因为海湾战争的爆发需要争取中国在联合国的合作，一年是因为克林顿总统将要访华而营造良好气氛的需要。总的来说，整个20世纪90年代，美国对中国的人权问题简直就是紧盯不放、无中生有、刻意抹黑。美国在它每年发布的《国别人权报告》中总是用“恶化”“明显恶化”“违反国际公认的人权标准”等词句对中国的人权状况进行无端指责。同时，还利用人权外衣的幌子来干涉中国内政，反华势力沆瀣勾结达赖集团来干涉中国西藏问题。美国借人权幌子对中国进行攻击，其险恶用心不过是“西化”“分化”中国，破坏中国稳定，颠覆中国政权，是其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一种手段。然而这一问题给中国带来不可小觑的影响，如何做好中国关于人权问题的国际回应，将人权问题的解释权紧握在自己手里，成为当时中国面对的主要挑战之一。(www.xing528.com)

第三，对“中国威胁论”的反击。苏联解体以后，中国成为了体量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从假想敌预设的角度，中国也势必会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威胁。加之，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所谓的“中国威胁”将不可避免地应运而生。日本防卫大学副教授村井友秀于1990年8月在《诸君》月刊上发表题为“论中国这个潜在的威胁”的文章，该文章认为中国是一个具有巨大潜力的大国，并推断中国是一个将“取代苏联的潜在威胁”。中国学界基本一致将这一文章视为“中国威胁论”兴起的标志之一。^[6]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的“泡沫经济”崩溃，经济开始陷入低迷，直到90年代中后期，依然没有走出困境，陷入了二战以后最为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与之相反，中国在深入推进改革开放，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与日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和反差。于是，“中国威胁论”便“横空出世”。在美国，“中国威胁论”也是一浪高过一浪，1992年，时任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亚洲项目主任的罗斯·芒罗（Ross Munro）发表《正在觉醒的巨龙：亚洲真正的威胁来自中国》一文，论述了中国在完成经济发展以后，必定会沿着“经济强大—政治崛起—军事扩张”的发展逻辑对美国形成挑战。^[7]1996年，亨廷顿在其著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将“中国威胁论”的观点延伸至了文化思想领域。1997年2月，《华盛顿邮报》刊登了1996年总统大选中所谓中国卷入了对民主党“政治献金”的文章，同年，出版的《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被视为“中国威胁论”的集大成之作。^[8]“中国威胁论”的出现，其本质不过是为了遏制中国的发展，它不仅影响了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外交政策，同时也影响了国外公众对中国形象的正确认知，因此如何反击关于中国威胁的国际舆论，成为了彼时中国外宣战略中的重点和难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