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策略的综合优化方法

由于长期实行“守内虚外”的治策，缺乏开拓的眼光，两宋在处理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上，有不少失误。下面试以北宋在西北的民族政策和南宋对大理的政策来说明之。

灵州失守前后，北宋西北边防局势日渐吃紧，迫使北宋开始重视与西北少数民族的关系，推行联蕃制夏，以夷制夷的策略。咸平四年（1001），北宋朝廷采纳张齐贤、吴淑等人的建议，制定了“以蛮夷攻蛮夷”的方针。其主要办法就是通过对西北吐蕃、回鹘首领政治上授官、经济上援助来争取他们亲宋，同时挑拨其与李迁继的矛盾^[75]。咸平二年（999），北宋授凉州六谷部首领潘罗支为盐州防御使兼灵州西面都巡检使；六年，又授潘罗支为朔方军节度使，赐以盔甲器币，同时被封的吐蕃首领还有多人，通过不断的政治册封和经济厚赐，北宋联蕃制夏政策初见成效。是年十一月，继迁进攻西凉府，潘罗支诈降随即反击，使继迁“中流矢遁死”^[76]。然而，由于宋朝廷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思维，不重视和信任他们，不愿意与他们开展相互配合的军事行动。此外，从“蕃户不得与汉人通婚”^[77]的歧视规定，也可看出北宋的民族政策是狭隘的。

咸平四年（1001）十月，北宋朝廷给潘罗支封授官爵时，宋廷大臣说：“招讨使号不可假于外夷。”咸平六年（1003）二月，潘罗支“已集骑兵六万，乞会王师收复灵州”，“愿改一官，又量给衣甲”，宋廷只以“潘罗支为朔方节度使、灵州四（西）面都巡校使，仍遣使赍国信及铠甲赐之”，以笼络应付，却并未采取有力的行动，来配合潘罗支共同击夏，“时议以西凉去渭州限河路远，不可预约师期”^[78]。咸平六年（1003），李继迁率军进攻西凉府，潘罗支用诈降计智胜李继迁，继迁中箭，身受重伤，后于景德元年（1004）不治身亡。在此良机下，潘罗支遣其兄入宋上奏，愿意“与王师会灵州”，然宋以路远，只愿意至天都山策应。不久，李德明重整旗鼓，与六谷族中部的者龙部联合，除掉了潘罗支。这样，西凉吐蕃受到了重创，而宋则损失了重要的外援。可见，在这种保守防御国策下，北宋白白浪费了战机。

宋朝在处理与大理国的关系方面，贯彻了“守内虚外”的治策。然北宋统治者错误总结了唐朝灭亡的教训，提出“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79]，即认为唐朝灭亡的直接原因虽是黄巢大起义，但导火索却是为弹压南诏而驻扎桂林的戍兵发生的兵变。由于有此猜忌，宋太祖挥玉斧划大渡河为界，使大理国“欲寇不能、欲臣不得”，对西南不勤远略。综观两宋史，宋太祖对大理国的这一既定之策，可说是影响深远。宋廷南渡后，南宋君臣对大理国的戒心有增无减。在南宋统治者看来，大理国与交趾等邻国一样已经不属于中华。(www.xing528.com)

虽然不想与大理交往，但由于北方沦陷后，战马的来源逐渐断绝，在大理国屡请入贡互市的情况下，南宋被迫同意在广西地区设置提举司进行马匹贸易。但是，由于猜忌和轻视，在与大理国的交往中，宋朝君臣不守信用的事时有发生。据杨佐《云南买马记》记载，熙宁七年（1074），因西北诸族认为汉人狡诈，相约不与宋朝贸易，“番马绝迹而不来”，宋廷委成都路的负责人至大理国“招诱”买马。峨眉进士杨佐等至大理国“前通国信，即谕市马之实”，大理国王“喜形于色”。第二年，大理国马队至峨眉县（今四川峨眉山市）铜山寨，对宋朝的人说是“杨佐奉帅府的命令动用国信引导他们来的”。当时与西北各族已经恢复贸易，南宋已经不缺少马匹了，宋朝官府竟言“本路未尝有杨佐也”，终拒马不留。大理国人只好怨恨而回^[80]。

由于对西南的轻视，致使后来蒙古乘虚而入，于1252年占领大理，对宋完成了战略包围。不久，南宋也灭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