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节主要就宋代兵力的分布变化来看待其战略的失误。
众所周知，北宋前期的军队部署实行内外相制原则——京师及附近兵力和其他地方兵力相等，以互相牵制。后来太宗北伐燕云失利，由于消极防守和不信任边将，只得在边境广屯重兵，就已破坏了太祖留一半军队在京的布局。真宗初年，钱若水说：“今之所患，患在重兵居外，轻兵居内。”[49]可见，从军队人数对比看，重内的布局已开始有动摇的迹象。北宋对自西夏用兵后，边防军力进一步增强。据王曾瑜先生的研究，此时北方的军队分布为：驻开封府界的禁军有684名指挥；而驻京东、京西、河北、河东和陕西五路的禁军共有1048名指挥。作为主力的龙卫、神卫等特种部队只驻扎在开封及附近地区[50]。可见，开封的军队比任何一路的都要强，且更精，仍足以实行“内外相制”。到北宋中期仁宗时，庆历年间扩军后的具体总数是：“庆历之籍总一百二十五万九千，而禁军马步八十二万六千，视前所募兵浸多。自是稍加裁制，以为定额。”[51]可见，此时总兵力1259000人，其中禁军826000人，厢军433000人。至数年后皇祐之初，总兵力高达141万[52]，为宋代之冠。此时禁军的数量也应有一定的增多，按当时宋庠的说法，开封地区的驻军有40万人[53]。而此时作为边防重点的河北，据张方平在庆历四年所说，“河朔之兵，不啻三十万”[54]。他的说法与同时主持北方边防的富弼相同[55]。而此时陕西的兵力，程民生考证的结果，是20万—30万[56]。可见，此时，河北、陕西两路边防军力之和已经超过了开封。当然，此时军队数量虽多，战斗力却很弱。除了为消除农民反抗而招了大量不合格的兵员外，主要是为解决严重的编制不满员问题。“额存而兵阙，马一营或止数十骑，兵一营或不满一二百。”[57]拿现在的话说，就是在编不在岗的人多，大量军费落入了某些将校的腰包，这必然会削弱军队的战斗力。在应对编制空虚状况方面，南宋时也无良策，此种因编制不满员现象带来的财政压力，成为高宗在绍兴十一年收兵权的原因之一[58]。
自王安石变法后，为破除北宋中期的冗兵，宋神宗实行精兵原则，减少了军队数量，整编了军队番号。宋神宗熙宁年间禁军有568688人，元丰年间禁军有612242人[59]。此时，京师及开封府驻军（即中央近卫军和地方驻军）总共94400人[60]。下面看此时陕西的兵力数。
熙宁七年宋神宗实行将兵法，当年九月诏：(www.xing528.com)
河东、秦凤、永兴等路都总管司见管军马别降指挥团并外，其开封府界、河北、京东西路置三十七将副，选尝经战阵大使臣专掌训练。河北四路为第一至十七，府界为第十八至二十四，京东为第二十五至三十三，京西为第三十四至三十七[61]。
可见，率先实行将兵法的北方地区不包括河东、陕西，这些地区共有37位将领。同年宋神宗的另一道批示“近差定河北诸将，命下之后，将佐、兵马之数，人人悉知。至于检中上书，草泽亦能道三十七将、二十万兵”[62]。显示，37位将领共统兵20万人，平均每将统兵5400余人。而《文献通考》记载，陕西鄜延、泾原、环庆、秦凤、熙河五路有42位将领[63]。按原来的平均数计算，陕西有军队约226800人，大大超过了开封。
由上可知，由于国防战略由消极防守走向开拓进取，兵力分布的内外相制原则在宋神宗时被颠覆。由神宗开始，大部兵力分布在西北地区，而京师地区兵力不断减少。且由于开封禁军缺乏战事的磨炼，到北宋后期“独西军可战”[64]。后陕西军主力在太原之战中消耗，北宋的灭亡就不远了。宋哲宗时，有人指出，“今军卫多西戍，山东城郭一空，卒有盗贼乘间而作”[65]，后果不堪设想。这种局面到北宋末就变得更为突出，随着军备和军训的松弛，开封“以兵为险”的防卫体系已经瓦解。“自元丰而后，民兵日盛，募兵日衰，且募兵阙额，则收其廪给，以为民兵教阅之费。元祐以降，民兵亦衰……蔡京用事，兵弊日滋，至于受逃亡，收配隶，犹恐不足。”[66]靖康元年闰十一月，“京师之兵不满十万……以勤王不至，令挑战以示敢敌。然可用者独有卫士三万尔”[67]。可见正规军原只有3万人，临时招募的市井之徒和行乞之人，全无斗志，北宋的灭亡在所难免了。南宋前期，恢复实行了内外相制的兵力部署原则，临安地区驻兵最强，后期再次颠倒，重兵多在边防。这是对“守内虚外”原则的矫枉过正。两宋后期成“守外虚内”，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两宋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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