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为消除唐末藩镇割据的军事因素，对禁军加以改革，即便如此，从当时太祖反复打胜仗的事实来看，禁军的战斗力很强。但同样是这支军队，在统一中原后同辽、西夏的战斗中却连连败北，显得没有战斗力。禁军战斗力变化的原因何在呢？多数人认为这是太祖制定的一系列对军队的防范措施限制了军队的战斗力。
诚然，太祖的防范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禁军的手脚，但制度总是由人来执行的。事实上，太祖在第一次亲征北汉时，宋军多次击退了前来支援北汉的辽军。还有，太祖麾下的各边将也有较强的战斗力，如“（建隆元年）契丹侵棣州，刺史河南何继筠追破其从于固安，获马四百匹。”[6]这不仅使北宋初的钱若水思慕不已，“若将来安边之术，请以近事言之，太祖朝制置最得其宜。止以郭进在邢州、李汉超在关南……王彦升在原州……率皆十余年不易其任”[7]，而且也让北宋中期的文人很怀念，如范仲淹、王安石、苏辙、李焘等都说宋太祖派郭进等十四个将领驻守边境，“百战百胜”，“故终太祖世无西北之忧”[8]。可见，禁军的战斗力由强变弱的原因不完全是制度对其的防范。
实际上，军队的战斗力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影响战斗力的因素也很多，在这些因素中，除了各种制度外，国防战略方针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而制度本身，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体现了统治者对治国方略（包括国防战略）的选择。为了说明宋军战斗力的由强变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国防战略的变化，下面我们不妨将宋太祖及宋太宗的国防战略对军队的影响作一下比较。
（一）对军队将领的影响
宋太祖的战略意图志在统一，在平江南时有“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9]的豪言壮语。为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太祖推行了一些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并制定了防范武将的制度，但实际上，在战事繁多的情况下，这些制度并没有真正实施，因在统一的国防战略下，太祖不可能轻武。相反，太祖善于用将，且用人不疑。由开宝七年（974），曹彬率10万大军伐南唐，太祖在队伍将行开拔之际，下达的一篇敕令可见，太祖对将领的专任不疑，与宋代后继统治者对将领的防范形成了明显的反差。其敕令如下：
江南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务广威信，使自归顺，不须急击也。……朕今匣剑授卿，副将而下，不用命者斩之[10]。
所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在封建时代，将领是军队的核心。太祖戎马一生，自然深知良将的重要。而要将领为其出力，就必须对其加以厚遇和重用。与刘邦等人对功臣的猜忌、防范不同，宋太祖没有滥杀功臣，这点为人称道。如对石守信等平定李筠、李重进叛乱有大功[11]的大臣，在释兵权时赏赐大量田宅。为巩固边防，他对边将有特殊的恩惠。太祖实行外松内紧的政策，加强集权的措施只针对内地的将领，消除其作乱的因素，而对边将则实行委任。如让河北边将慕容延钊和韩令坤“各以便宜从事，两人皆听命，便加延钊以殿前都检点、昭化节度使、同中书门下二品，令坤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天平节度使、同平章事”[12]。在平定荆南时，辰州徭人秦再雄“武健而有奇略……帝召至汴……擢为刺史”[13]。对于降将，太祖尚能如此，对于禁军的宿将，就更不用说了。如郭进驻守西山二十年，“凡军中事悉听便宜处置”[14]，可以灵活机动地运用军政资源来处理边事。由于边将熟悉边事，有调用人力、物力的权力，而没有体制的约束，他们能自由地发挥才华，适时调整攻守的策略。因此，当太祖用兵南方时，北方无事。
在“守内虚外”的指导下，太宗较太祖更惧怕将领的反叛，为巩固自己的地位，太宗一继位就将太祖时的武将多数加以替换。同时，不断派人刺探边将的动静[15]。太平兴国二年（977）五月将安远节度使向拱、横海节度使张美、武胜节度使张永德、镇宁节度使刘廷让解职[16]。这些人被解职后，太宗另派自己的亲信和文人统领军队。据孟庆鑫的统计，宋太宗时期有25人担任禁军将领，其中10人出身于宋太宗的潜邸亲随，只有4人为宋太祖时期就任职的禁军将领[17]。为了选才，他大兴科举，仅太平兴国二年（977）一年就录109人，最多时一年竟录353人[18]。大批文臣参与统兵，加之太宗用授阵图、派监军等手段钳制将领，限制了将领的手脚，影响了禁军的战斗力。雍熙北征时，由曹彬率领的宋军主力在耶律休哥面前显得不堪一击。宋军退至岐沟，辽兵追杀，“南师大败”，退至沙河，“为辽师冲击死者数万人，沙河为之不流，弃戈甲若丘陵”[19]。
在“重文抑武”的国策以及消极防御战略的指导下，北宋军事集团很难吸引到优秀的人才。实际上，宋代将星寥落的主因，是不合理的用人制度及统治层的猜忌造成的。所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就算有才也难以施展和成名，成名了也要小心处世，否则会死得很难看。如北宋初年老于边事的杨业，因为他是北汉的降将，宋统治者不信任他，最终被逼死于疆场；曹彬虽被誉为宋初名将第一，其成名于太祖时平定江南，到了太宗朝，由于机械地执行太宗的意图而导致雍熙北伐失败；良将马知节担任枢密院副职时，完全受到枢密使、文官王钦若和陈尧叟的压制。“一日，上前因事相忿。上召公（宰相王旦），至则见冀公（即王钦若）喧哗不已，马则涕泣。”[20]皇帝看到马知节竟被王钦若欺压到“涕泣”一幕，说明武臣的地位之卑微。
由于对武将的不信任，在金人骑兵大举南下，国家危在旦夕之际，北宋政府只得倚重宦官。先后用童贯和梁方平为前敌统帅，结果导致黄河防线一触即溃。就在最后的东京保卫战中，宋钦宗赵恒仍然守着制衡的家法，让李纲与种师道互相制约，各领一半兵马，使得指挥不统一[21]，同时由于主和派对主战派的干扰，最终导致国破家亡。最后徽宗、钦宗二帝只能“北行见杏花”。
（二）对士兵的影响(www.xing528.com)
如果说“守内虚外”战略对于禁军将领具有直接的不良影响，那么，这一战略对于士兵的不良影响则是间接的。因将帅无战斗热情，且加上“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体制，士兵的战斗力必然下降。此外，由于国家承平日久，军队的训练不足，加上士兵的挑选标准降低，军队的战斗力严重下降。
由于“虚外”政策的影响，太宗三次北伐失败，此后不再敢轻易用兵，转而消极防御。在军事上消极防御的同时，太宗及其以后的统治者在政治上也变得苟且求安，主张“清静致治”“修得以怀远”[22]。与辽澶渊之盟后，北宋四十几年无有边事，武备废弛。同时，因以内制外原则，大批禁军驻扎在京城，缺乏实战操练，战斗力日益下降。此外，禁军之制也日趋腐化。在士兵的挑选上，太祖时禁军士兵的绝大部分来源于地方厢军和各国降军，饥民不是很多。且太祖选兵的标准极严。乾德三年（965），太祖令各州长史选骁勇兵卒送入都城，身材必须为“琵琶腿”（大腿粗壮），“车轴身”（肩宽腰细），高度适中，体力强健[23]。当时合诸国所降兵力不下百万，太祖收十九万多，可见严格。太宗以后，在“守内虚外”政策下，征饥民入伍开始大规模实施。以北宋真宗朝为例，咸平三年（1000）潭州饥，官府强征饥民入伍，竟得万人[24]。大量的饥民入伍，挑选标准必不能很高，加之吏治腐败，官吏在招兵时往往作弊。“多得怯懦不及等之人”“或以老小为丁壮，或以病患为强健”[25]。可见，禁军数量虽多，质量却急剧下降。以上种种情形的结果是产生了大批的惰卒，严重影响了禁军的战斗力。到仁宗时，禁军已是“军额高者无如龙卫，闻其间有不能被甲上马者”[26]。总之，“守内需外”国策制定后，太宗及其后的宋朝统治者对外妥协，对内严防，造成禁军将领因循，士兵骄惰，与敌兵交战屡屡败北是必然的。由于禁军的战斗力衰竭，编制也走向瓦解，到南宋时，屯驻大军正式取代禁军成为主力军，而禁军却沦为和厢军差不多的役兵。[27]
（三）分兵及其后果
太祖时用人不疑，对外作战的指挥是统一的。如灭南汉，由潘美任贺州道行营都部署[28]；平南唐，由曹彬任升州西南面行营马步军战擢都部署[29]。而太宗以来的两宋统治者为防范内部兵变，推行“守内虚外”的消极防御策略，使军队分区驻守，互相制约，这对其对外战争造成了很不利的影响。
北宋朝廷规定诸路将官各领一营。这种分兵把守，平分兵力的防御办法，违背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的战争原则，各部队只能死守阵地，不能在运动中打击敌人，更不可能有战略反攻。如当年韩琦和范仲淹对宋夏战事的体会：“陕西四路之兵几三十万。……然各分守城寨，故每岁战兵大率不过二万余人……坐食刍（chú，草料）粮，不敢举动……不知贼人之谋，果犯何路。[30]”这种分兵，导致了北宋在宋夏战争初年至中期的反复失败。后来由于改进了战法，加强策应，统一指挥，哲宗和徽宗时军队素质并无变化，却能对夏常胜[31]。
偏安东南的南宋小朝廷比北宋更加保守，为防范武将，继续实行分兵原则。南宋建炎初，在撤销御营司的同时设置了镇抚使。此时南宋的军队除了有枢密院直接统领的神武军、神武副军外，还有具备某种独立性质的二三十支镇抚使司军[32]。设立的原因是当时正值战乱，到处是散兵游勇，有兵匪，也有农民起义军和抗金的义军[33]。设立的着眼点是为了防御，当然也不排除对各军的防范。但是因各军力量太分散，从单纯防御来看，也发挥不了多大作用。因此，后来各镇抚使军或兵败降于金，或在战争中牺牲，或因火并被杀。可见，镇抚使军的策划是一大败笔。
绍兴五年（1135），南宋军队形成了刘光世、韩世忠、张俊、岳飞和吴玠统领五支大军的局面。史载：“刘光世军或在镇江、池州、太平，韩世忠军或屯江州、江阴，岳飞一军或屯宜兴、蒋山，王彦八字军，随张浚入蜀，吴玠兵多屯凤州、大散关、和尚原。”[34]这五支大军各军驻扎地趋于稳定，各有自己负责的防区。但由于分区而守的消极战略，各军不能协调行动，对战局造成了不利的影响。绍兴六年（1136）春季韩世忠攻淮阳军，秋季岳飞突击伊洛，都是孤军独进，而吴玠、张俊、刘光世等军却按兵不动。宋孝宗即位之初，集结大军北伐，却分命李显忠和邵宏渊两将指挥。结果在两将不和、战事不利的情势下，“大军十三万，一夕奔溃”[35]，使南宋丧失了继续与金军周旋的能力。这同样也是指挥不统一的恶果。
后由于刘光世畏敌怯战，于绍兴七年（1137）被解除兵权[36]后，只剩下四支屯驻大军。同年，南宋政权对四支屯驻大军进行了整顿和改组，到绍兴十一年收诸大将兵权，改为御前军[37]。到开禧三年（1207），最终形成十支屯驻大军的格局[38]。如包括三衙在内，则共有十三支屯驻大兵。可见，南宋屯驻大军的形成、分化过程，正体现了南宋统治者“守内虚外”的国防思想。而分兵的结果，是处处被动挨打，这也是自宋太宗以来“兵威不振”的重要原因[39]。
综上，为完成统一，宋太祖时“以文制武，守内虚外”并没有被严格执行，而军队的内部建设搞得有声有色，宋军有相当强的战斗力。而到了宋太宗时，太祖提出的崇文抑武、守内虚外八字方略被严格执行。究其推行原因，前者是得位不正，对臣下的猜忌防范心理所致；后者则是随着两次北伐燕云的失败，宋太宗彻底丧失了对辽作战的信心，由急于建功树威转为消极防御[40]。这种消极的防御策略和对武将的过分防范，使得行军时不能统一指挥，武将也不能捕捉进攻的战机，临机制敌，对外战争失败当然是不可避免的了。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