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体制对北宋军队战斗力的不利影响及原因

为什么宋代的军队没有战斗力？史书早有总结：“伏自北戎犯顺，累载于兹，其故何哉？盖中国失地利，分兵力，将从中御，士不用命也。”^[1]这精练地概括了战事失利的几大原因：失地利，分兵力，将从中御。但作者并没有看到更深的原因是消极的战略对体制与战斗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北宋为推行重内轻外的消极防守战略，前期实行将从中御，中后期以文治武。这会对军事体制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由于宋朝采用消极防守的军事战略，军队兵力分散而不会抓住战机，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对宋无所忌惮，宋朝经常受到侵略，于是战争频繁。但是统治者对武官不放心，不仅普遍让文官担任中央的枢密院长官，还要加强对前线指挥官的防范。为此，北宋前期主要实行了“将从中御”，由此又产出了宦官监军的问题；到北宋中后期出现了以文官甚至宦官统兵的体制，如经略使、都部署等指挥官一律用文人，即所谓“率臣主兵柄”^[2]。然而由于专制制度下皇权与前线统帅的矛盾，皇帝对前线文臣仍不放心，于是出现了二元军事决策与指挥体系——前线帅府与中央同时参与前线军事指挥。这种体制的变化，显然会对北宋的军队的战斗力产生很严重的不利影响，导致战事失利。关于这一点，本书将在第五章进一步展开论述。

结合唐末以来武将割据的惨痛教训和自身以政变而上台的经历，宋太祖及其谋臣清楚地意识到，武将的拥兵自重会威胁皇权，动摇政权；而武力干预政治的后果会导致社会动乱。这从宋太祖与赵普的对话可以得到印证。太祖问道：“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长久计，其道何如？”赵普答道：“此非他故，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3]为了改变武人干政的局面，推行“崇文抑武”，宋朝不但在军队系统重用文臣，而且强调以意识形态化的儒家政治思想、纲常伦理来控制社会，维护专制皇权，这正是时代发展下物极必反的逻辑结果。到宋真宗时期，“崇文抑武”方略已得到全面贯彻。从《宋史·宰辅年表》可知：北宋宰相共有71人，其中64人出身进士。其余非科举出身的7人中，仅有3人为开国功臣。而在所有的宰相中，竟无一人出身武臣^[4]。此外，“澶渊之盟”之后，文官逐渐在枢密院长官中占据主导地位，从宋仁宗朝后期开始武将几乎被枢密院清扫出门。两宋动荡之际，由于战事繁多，武将群体的地位有所提高。但在南北和谈后，南宋政权基本稳定之后，又坚持制武的传统，通过调整军队的驻地、分化军队等办法，甚至不惜杀害岳飞，实施第二次收兵权。南宋时长期由宰相兼任枢密使，全国统军体系依旧受到文官的控制。(www.xing528.com)

综观两宋，科举出身的文官成为了执政的主体。

正如前文所述，将从中御是指皇帝通过给阵图或诏书的办法限制前线指挥官作战的主观能动性，或派监军作为代理人临阵督战。这样的机制下，皇帝运筹于深宫之中，而致败于千里之外。而皇帝委派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军，使得宦官领军成为常态。《宋史》卷四百六十七《宦者二·李宪传》称：“王韶上书请复河湟，命宪往视师，与韶进收河州。”前文所说的元丰年间五路伐夏之役，就是因主帅王中正这宦官指挥的结果而失败。宦官之危害最明显的是北宋末年。宋徽宗即位不久，蔡京与徽宗心腹太监童贯相勾结，童贯收集江南书画、奇巧，然后由蔡京送给徽宗，由此蔡京升为宰执。蔡京为报答童贯，力主童贯以监军身份主持宋军开边青唐的战役，并破坏了宋初以来太监不得为节度使的祖制，让童贯任节度使。后来金军大举南下之际，由于童贯的怯战逃跑和梁方平等太监的瞎指挥，宋军黄河防线形同虚设，溃败千里^[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