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兵力不足和战时各路分兵、策应不够的现实，吕祉、李纲曾设计，在两淮挑选重点地点布防，在长江沿线屯集重兵，这样既保证两淮要害地点的安全，又能节省出机动兵力，随时支援险地。可以说，这是一种比较理想主义的两淮地区军事防御体系安排。然而随着绍兴和议的签订，此建议也就被南宋政府束之高阁了。绍兴十一年宋金绍兴和议的结果，虽在一定程度上迟缓了金军的南下，然而对南宋国防来说产生了很消极的影响，此时两淮军事防御体系建设还无从谈起。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海陵王完颜亮侵宋打乱了南宋的布防，使得南宋开始重视此地的防务。
金海陵王亲率东路军主力从淮西南下，妄图百日内灭南宋[105]。其妹夫在淮阴（今江苏）清河口虚张声势，吸引了宋两淮军主力。主持防务的刘锜中了其声东击西之计，重兵驻守楚州，西面的防备空虚，十月海陵王顺利地从正阳关（今安徽正阳关南）渡淮河，占领寿春（今安徽寿县）。而此时西面的王权胆小怯战，放弃庐州南逃，把淮西拱手让给金人。因此，宋御敌于两淮的战略迅速破产[106]。
虽然海陵王因东京政变和水军败于采石而最终攻宋失败，但南宋两淮地区的防御被金兵迅速突破的事实给南宋当头棒喝，宋廷再也不敢轻视该地区的防备建设了，这客观上推动了两淮防线体系的形成。此时，因南方人民抗金热情高涨，宋高宗也被迫传位于宋孝宗。因此，金兵北撤后，南宋开始重新筹划在两淮地区的防务。
绍兴三十二年（1162），杨存中、李显忠等主张依据地形加强淮南州县的军事防御力度，顺应南宋军民大兴山水寨拒敌的形势，将“光州、濠州、安丰军今欲移并，附山为险。濠州入横涧山，安丰军入暗涧，光州欲改为光山县，移入太苏山，隶安丰军”[107]。同时，为改善各渡口地势低平，无险可守的弱点，他们还主张在淮南各渡口设堡驻守。此外，他们还建议淮南各地发展农业生产，并招募弓箭手等屯田兵，这种兵农合一的土兵，可补充正规军防守力量的不足。这些建议充分借鉴了北宋时拒夏的经验，既是针对金朝南下的军事威胁而作的被动防御，也响应了宋孝宗积极北伐的主动进攻战略。
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五月，南宋正式北伐，对金开战，史称“隆兴北伐”。但是不久，南宋军队就因为指挥失误等原因而溃败于符离。此时的前敌统帅张浚原想继承高宗时代的求和路线，但因遭到了宋孝宗的驳斥而只得重新组织两淮防线。他任命魏胜守海州、陈敏守泗州、戚方守濠州、郭振守六合，“治高邮、巢县两城为大势，修滁州关山以扼敌冲，聚水军淮阴、马军寿春，大饬两淮守备”[108]。这样自西而东，南宋终于组织起了一条真正意义上的沿淮军事防线。(www.xing528.com)
宋孝宗隆兴二年，金世宗大定四年（1164），金朝在促和无果的情况下，再次南下攻宋，以迫使宋廷就范。这次战役的焦点仍然在淮东要地楚州。是役，金将徒单克宁率领六千水陆军马，与宋将魏胜对峙于楚州十八里口。由于南宋方对楚州防御体系的认识不清，魏胜“专一措置清河口”[109]，想通过在江中布下巨木和沉船的办法拦阻金军。然不久后，金军挑选水性好的士兵潜水，把大绳系到巨木上，再由岸上数百人拉拽，去掉了南宋布下的巨木和沉船，很快攻破了防线。在援兵不至的不利局面下，魏胜坚守战死。金军遂得以取下楚州及淮阴县。随后，“徒单克宁取盱眙、濠、庐、和、滁等州”[110]，威胁扬州，全面取得战场优势。最终迫使南宋接受了议和，是为“隆兴和议”。
宋、金这一次小规模的楚州渡口攻防战，暴露了宋军防守方面的问题。单纯在渡口设防的防线，很容易被突破。因为清河口地形无险可恃，不具有高山、纵深等自然地理优势。而金军等敌方进攻部队一旦登陆成功，宋军很难在滩头组织起有效反击。所以，宋军对楚州以及清河口等处的防御，必须建立在以楚州为核心的综合体系之下，应牢牢控制住关键地点，否则渡口失守，楚州也将难以确保。且该区域各统兵将领各自为战，不能配合，无法及时把握战机。这些不足在日后的宋金楚州交锋中，宋军都有改进，楚州的防御工事体系最终发挥出了效力。
一般来说，宋孝宗时期，统治层力图为北宋神宗雪耻，开始北伐，此时淮河防线的战略地位开始凸显。因为此地是战守皆宜的。在隆兴北伐失利后，宋廷才主动进行两淮地区的军事防御体系建设，以防御工事体系建设的大规模展开为标志，南宋两淮地区的军事防御初具体系，但是成效甚微。所以，淮东重镇楚州等地的防御力量仍然不够坚实，面对金军的进攻依旧无力防御，这与南宋中后期的情况形成比较明显的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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