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金在淮水对峙时，南宋水军可谓一枝独秀，没有对手，此时还谈不上考虑水军的防守战略问题。当蒙古水军初成时，尚不能通过单独的水军打败经验老到的南宋水军。如1237年的黄州保卫战中，南宋的战舰挫败了蒙古军队企图用夺取的民船渡江的企图[72]。蒙古军队运用了“水陆协同、三面夹击”的方法，才成功突破了分布于淮河诸隘口的南宋水军防线，蒙古水军进入淮河。在宋理宗淳祐二年（1242）、淳祐四年（1244）、淳祐五年（1245）蒙古水军都曾渡淮而南进[73]。但此种战法在河道较窄的淮河北边的支流中，才能显示出河道两岸步、骑兵弩箭部队与水军联合作战的威力。如果河面过于宽阔，弩箭因射程有限，对敌方舟舰鞭长莫及时，此种战法就无大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在南宋后期，当蒙古水军已有能力与南宋水军在长江角逐的时候，他们仍然没有放弃原来的三面夹击战法，可见战无定法，适合就行。如1275年的丁家洲（安徽铜陵东北）之役，蒙古军以水陆三面夹击的战术，击溃宋宰相贾似道所率的战船五千余艘，十三四万人的大军，并掳获战舰二千五百艘[74]。
关于李曾伯为什么要改变战术，笔者考诸史料，估计与淳祐四年（1244）的寿春之战有关。1244年春，正当王安砍伐树木，在城周设置串楼、排杈木，筑城防守之时，蒙古军遣水军由颍河进行攻击，察罕率军围攻寿春。值得注意的是，蒙古军另一部与宋援军在涡河口遭遇时，他们用水陆协同、三面夹击的战法，用骑兵和弩炮配合船队击败了宋水军。最终吕文德的援军利用淮水水位上升的有利时机连败蒙古军，进至寿春附近，尔后又取夏贵计，夜袭蒙古军而成功地打通了补给线，使得守城军得援，士气大振。虽击退了蒙古军，然此战南宋也损失不小。因此，为了弥补战术的不足，从宋理宗淳祐五年（1245）秋季开始，两淮制置使李曾伯改变了南宋水军在两淮的布防策略，放弃淮河北诸隘的防守，改直接防御为弹性防御。具体方法就是在沿淮南岸各州择险要的地方，依城摆泊，让水船临流控扼，以虎视诸隘，并且根据河流的急缓、宽窄选择舟船，“自五河而上，舟用轻捷，招泗而下，则用巨艘”[75]。其关键在于控制淮河南岸的几个据点，并利用优势水军的机动能力来巡防江面。这样变直接与敌人对峙的方法为“临流控扼”的弹性防御，创造性地把陆上弹性防御的经验用于水军作战，使得蒙古军无法施展三面夹击战法，结果当然是经常战胜蒙古水军了。史载：“（宋理宗淳祐五年秋七月）吕文德言与元兵战于五河隘口，又战于濠州，大元兵还。”宋理宗淳祐六年（1246）“北兵围寿春城，州（疑为舟误）师至黄家穴，总管孙琦、吕文信、夏贵等战龙堽，有功”[76]。(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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