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对北方政权的军事防御部署,正如前文所说,以战区制置使为中心。在建炎年间由江淮、荆襄、川陕三大战区依势演化成三大区域防御地带,后来又加上海防,共四个防御地带。在江淮地带的布防策略,被学者称为“两线数点”。两线:两个横向防御体系,第一道防线是淮东、淮西和京湖制置使主持的,第二道防线则是由沿江和沿海制置使主持的[49]。而在这些线上,又分布着多个屯驻着南宋大量军队的重点城镇,是为“点”。所以说,南宋针对北方政权的军事防线是以点为基石的。鉴于北宋全面防御,处处分兵,造成战斗不利的窘境的教训,南宋变全面防御为重点防御。同时,由于南宋国力已不如北宋,没有那么多的兵员、物资来进行全面防御,其防线只可能有选择地重点防守。将重兵集中于几个重要城镇之中,以此为中心构建防区,这是南宋两淮防御的基本策略。南宋初年,淮西以寿春、庐州、黄州为据点;淮东以楚、扬为重镇[50]。然扬州已为金人所焚毁,战略价值不高了。下面就以淮西的寿春和淮东的楚州为例来说明这些点的重要性。
(一)寿春(安丰军)
寿春,即今天的寿县,古称寿阳、寿州。寿春位于安徽省中部淮南市西侧,淮河中游的南岸为原寿州淮南部分,“外有江湖之阻,有陂泽之饶,为要害之地”[51]。北面有下蔡旧城,即1141年,金兀术陷寿春而渡淮所走的位于淮河北岸的下蔡旧城[52]。寿春位于大别山北,北邻淮河。县北境为低山丘陵,有霍山、八公山、大别山、狭石山、紫金山、青岗等山,均沿淮河列布,形成一道北边“长城”。西北为淮河,东南有淝水流经安丰、寿春注入淮河。由于寿春基本上位于南北对峙的中轴线和江淮水系的要冲,战略价值不言而喻,自古就是南北对峙的必争之所。
彼寿阳者,南引荆汝之利,东连三吴之富;北接梁宋,平途不过七百;西援陈许,水陆不出千里;外有江湖之阻,内保淮淝之固。龙泉之陂,良畴万顷,舒六之贡,利尽蛮越[53]。
在宋代以前,有东晋、前秦的淝水之战,为一守方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宋室南迁之后,与金朝以淮河为界,安丰军的战略地位更加重要。此地防御的面积较大,不仅有淮河南岸的防守任务,同时还要兼顾对淮河支流通往南部的水道的控制。对于立国东南的南宋来说,防守好寿春就可以“守江以为家户,备淮以为藩篱”,吕祉也说:“淮西建康之屏蔽,寿春又淮西之本源也。寿春失,则出合肥扰历阳,建康不得安枕矣。”[54]其防守的几个要点有:一是寿春城北的硖石山,为淮河两岸相对而立的山峰,北在寿州境内,南属寿春,淮河从中穿过,山上还筑有城池,为防津之用,自古都为戍守要地。“太清二年,侯景为东魏慕容绍宗所败,自涡阳走硖石,济淮袭寿春据之。陈大建五年,吴明彻等伐齐军至硖口,克其北岸城,南岸守者弃城走,淮北诸城皆来降,硖口即硖石口也……《通释》:硖石以淮水中流分界,在西岸者为西硖石,属下蔡,在东岸者则属寿春。杜佑曰:硖石东北,即下蔡城。是也。”[55]二是淮河的天然之险。三是城北淮河南岸的花靥渡口。四是安丰军西部的芍陂北岸、淠水东侧的安丰县城。其与淠水西侧的霍邱县一起构成了对颍口的防御体系。从颍水渡淮是金人在淮西选择的主要进攻路线,绍兴三十一年(1161),完颜亮南侵时,宋军淮西主力守寿春西北的颍口。
(二)楚州(淮安军)
楚州又称山阳郡,辖山阳、盐城、淮阴三县,治所在山阳,所以南宋时经常用“山阳”代指楚州[56]。“淮安城即山阳旧城也。……宋末,始改山阳曰淮安。”[57]其地在今江苏省淮安市,位于淮河与大运河的交汇处。楚州北临淮河,紧靠山东,东濒黄海,西接招信军,南连高邮军。大运河在南宋境内最北端即为楚州,同时楚州又是淮河向南通往长江的唯一出口。楚州境内水系众多,在唐代就是漕运枢纽[58]。
从地形上分析,楚州“东有盐城,南有宝应,西有淮阴,北有涟水”。西连洪泽湖,北控清河口,把黄河、淮河、长江等等水系连接起来。淮阴北面对着泗水(又名清水)入淮的河口,是古代沟通中原与山东、江淮平原的河道。而楚州距淮河南岸仅五里,战国时就有沟通长江与淮河的邗沟,是控扼淮南之要地。南宋自楚州北上可取山东,进而夺取中原。但若楚州失守,则淮东及江南失去外围屏蔽,扬州及瓜洲岌岌可危。南宋将领陈敏曾说:“长淮二千余里,河道通北方者凡五,曰颍、曰蔡、曰涡、曰汴、曰泗;而通南方以入江者,唯楚州运河一处。”[59]这一句话充分表明了楚州的军事价值,故有“楚州为南北襟喉,彼此必争之地”[60]的共识。此外,从地理位置来看,楚州又与广陵和盱眙呈唇齿相依的态势。金兵为了防止腹背受敌,不敢绕开楚州直接进攻扬州。陈亮分析守淮的关键,正在于兹:“韩世忠顿兵八万于山阳,如老熊之当道,而淮东得以安寝,此守淮之要法也。”[61]因此,楚州每次都是南宋与金战争的焦点。如图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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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金第二次攻南宋图
清河口、涡口都是渡淮的重要地点。涡口古已有城,唐时于涡口对岸筑两城,刺史常带两城使。宋绍兴初,伪齐刘猊自涡口侵定远。“嘉定十二年(1219),金人分道寇淮南,知楚州贾涉使李全邀其归路,全进至涡口,败金人于化湖陂,又追败之于曹家庄而还。”[62]“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完颜亮南侵,诏刘锜等备清河、颍河、涡河口。”[63]十月十七日,“京畿淮北京东路河北东路招讨使刘锜奏报,统制官王刚等十月十三日于清河口与金贼鏖战,杀死不计其数目。又亲率军马于当日在淮阴县十八里河口,遣统制官乐超等驾船过淮,用克敌弓等射杀金贼不计数目”[64]。
再从历次金军进兵路线分析,金兵自清河口渡淮的难度不大,而金兵渡淮后,下一步的进攻路线不外乎攻占楚州城,沿运河南下取扬州、瓜洲渡口,而后渡江。这样一来,南宋方面的防线重点应该集中于对金兵渡淮后军事行动的遏制。因此,以山阳城为首的楚州防御工事体系才是战争胜败的关键。宋高宗曾有言:“山阳要地,屏蔽淮东,无山阳则通、泰不能固,贼来径趋苏、常,岂不摇动?”[65]南宋初,金军围楚州甚急,宣抚使杜充命赵立前往救援,他历经七次转战后到达楚州,负责起楚州防卫。由于楚州地扼冲要,截断了金军北归的退路,遭到金军兀术部的围攻。金人使用了残酷的火攻计,赵立却经常主动出击,“立奋身突围,持梃左右大呼,金人落马者不知数”。由于义军之间的矛盾,楚州粮道被切断。赵立派人向朝廷告急,虽有签书枢密院事赵鼎认识到:“江东新造,全藉两淮,失楚则大事去矣。”但是南宋将领多不从命,救援行动无法实施。金军得知楚州外援断绝,猛烈发炮,赵立被炮石击中而亡。宋高宗对赵立坚守楚州给予高度评价:“立坚守孤城,虽古名将无以逾之。”[66]开禧二年(1206)冬,金人以骑步数万、战船五百余艘渡淮,泊于楚州城和淮阴之间,其中“金兵七万在楚州城下”,但南宋大将毕再遇认为“楚城坚兵多”[67],因此没什么可怕的,要担心的是淮西战场。之后的战争进程果然应验了毕再遇的判断,金兵在楚州没有讨到任何便宜,不得不撤围北退。
因南宋官军重点防守少量城池,那么两淮地区余下的大量空白地带,就要依靠民间武装驻防,正如华岳所指出的:“不知淮自桐柏以东为里一千六百,沙浅之地凡一百一十有一,而海峤皆通津焉。沿淮屯守之师,自喻口至浮光不过一十余所,中间利害去处,十阙八九。”[68]国家的军队只重点设防,通过战略纵深和迂回来消耗敌人是弹性防御的特点,其缺陷是将前线的广大人民和资源暴露给敌人。因此,组建民间武装起初是人民的自发行为,后来为顺应南宋人民为求自保的趋势,政府也有意引导广大军民,利用有利地形,在易守难攻的地方自发组成山水寨,作为对重点防守策略的补充。建炎三年(1129)十月宋廷下诏:“许州县居民自为保守。”[69]淮东多水,故多建水寨;淮西多山,故多建山寨。山水寨实际上是定点战术在民间的表现,政府正规军与山水寨民兵的配合,逐渐使金兵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如1129年金军进迫扬州之役,张荣在龟潭湖建立水寨,封锁了金军南下的通道。后来他又在缩头湖建立根据地,以少胜多,使得挞懒统率的金军狼狈北撒到淮河以北。
张荣在通州,以地势不利,率舟船入缩头湖,作水寨以守。挞懒在泰州,谋再渡江,欲先破荣水寨,尽载兵于舟,直犯水寨。时荣亦出数十舟载兵,与金人船相遇。金人有战舰在前,不可近,荣遑遽,欲退不可,荣望金人舟,徐顾其众曰:“无虑也,金人只有战舰数只在前,余皆小舟,方水退,隔泥淖,不能触岸。我舍舟而陆,杀棺材中人耳。”遂皆弃舟登岸,大呼而杀之。金人不人骋,舟中自乱,溺水而死或陷于泥淖者不可计。挞懒收余众约二千,奔还楚州[70]。
宋孝宗隆兴二年(1164),刘宝上奏:
遣发山水寨统制郭升部押忠义并民兵共千余人,乘驾舟船三百余只,于闰十一月初三日夜过淮,深入贼境,直入涟水军城,与金贼坐甲人兵血战,杀死贼军三百余人,残贼遁走。获到女真知县、巡检、知海州万户男和尚郎君并撒八郎君、蕃军二名、签军三名,并夺到金贼装载军器粮纲舟船五十余只……大获胜捷[71]。
淮西地区,在桐柏山和大别山脉之间,有很多宽阔的山谷,这些山谷成为军队行进的重要通道。南宋军队为了阻止蒙古军队的东进,在这些谷口地区设置了很多的关塞,比较重要的有所谓的“义阳三关”和虎头关等关塞。而淮东地区多水而水浅,地势平坦无险,不利于防守,因此城池修造以及相应的防御战术就十分重要。南宋军队的守城战术是依托于城池而进行的。简单来说,旧式城池防御的重点是城门。守城军队主要是依靠瓮城的敌楼进行防守。由于炮石威力增大,南宋军队增加了城门护墙等工事,改造容易受敌攻击的四角城墙,或包砖或回缩。其他措施比如把原来单薄的城楼、羊马墙等筑高、加厚、设炮,增加壕沟的数目、深度、宽度等,此外,南宋新开发了诸如鹊台、串楼等防御建筑工事,形成了立体、纵深的城池防御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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