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路荆襄被突破后的战区协同及防线建设成效

从地理形势看，川陕、荆襄和江淮三大防区之间的联系很紧密，南宋人多用“首”“脊”“尾”等词来比喻。如建炎三年（1129），汪若海曾上疏曰：“天下者，常山蛇势也，秦、蜀为首，东南为尾，中原为脊。”^[42]因此，在防御外来入侵时，只有三大防区之间联防，相互配合、牵制和分化入侵势力，方能给战争获胜以有力保障。如绍兴四年（1134），金、伪齐联军进犯两淮，妄图一举吞并两淮，以长江为界。就在金、伪齐攻下寿春，庐州告急的形势下，岳飞所部奉命北上救援，击败其西路军主力^[43]。此时，在东线的承州，宋方也取得了胜利，金、伪齐联军只得北撤。反之，如果宋方攻击的步调不一致，造成孤军深入，必败无疑。如“端平入洛”之役，宋廷原本计划以两淮为主力北伐，以荆襄、四川之兵为接应，但因京湖和四川都不肯出兵支援，致使淮西官军一万余人孤军深入，最终北伐失败^[44]。对于在荆襄战区与两淮战区之间建立联系，共享战略资源的难题，在建炎三年（1129），叶梦得提出了一个建立囊括京东、荆襄、两淮三处的大战区的理论设想——择险要城镇屯驻重兵，任命一名统帅，总体负责攻防，使得各地之间能相互救援，对金兵形成牵制之势。他说：

臣愿亟取淮南、京东、京西三路要害之郡，与敌相近者，一以前日三路极边之法治之。东则郓州、徐州、南京，西则颍州、寿州、和州，南则唐州、襄州、荆南，各随其远近，立为军数。或使之召募，或为之分隶，而命以大将，与其帅参治。中择近臣明敏宏毅忠信沈远者，一人为之总帅，以节制之小郡与偏裨，联于大郡。大郡与将，联于总帅。应州郡常事，一皆命之余官，守将专领军事，各条其所为者上之。朝廷为择其可者，颁于总帅，而授于所部。敌未至，则如何守；既至，则如何战。攻某州，则某州应援；入某地，则某州牵制。预定成算，日久按习，缓急有事，举而尽行，必使腹心可以相倚，臂指可以相及守者^[45]。

绍兴五年（1135）三月，资政殿大学士知福州张守上言：以神武中军护卫行在，其余军队分戍三路，一军驻于淮东，一军驻于淮西，一军驻于鄂岳或荆南，择其要害以处之，“使北至关辅，西抵川、陕，血脉相通，号令相闻，有唇齿辅车之势，则自江而南，可以奠枕而卧也。”^[46]

相较而言，张守的设计太笼统，叶梦得的设计很细，在如何配合行动上更有操作性。然这个设计太过庞大，在如此广阔的地域范围，能否及时调动兵力是很大的问题。然而此建议的积极意义在于突出了长江上游的荆襄对两淮的重要性，这是南宋朝廷长期无力改进的漏洞。实际上，一旦中路的荆襄被突破，三大防区就只能各自为战了。蒙古军队正是采取了先取中路荆襄地区的策略，攻破南宋的江淮防线的。

宋理宗曾专门下发了诏书要求三大战区协同作战：(www.xing528.com)

朕既命宰臣以督师，正藉诸间之叶济。所宜一乃心力，同应事机。四川急则荆阃援之，和、濡急则江阃援之，真、泰急则淮阃援之。务要脉络贯通，毋或秦越相视。共建殊绩，嗣有褒宠^[47]。

鉴于指挥不统一，战区配合难，在战事紧张时，宋廷有时干脆以一战区制置使同时兼任另一战区制置使，以实现多个战区之间军事指挥权的统一。如淳祐元年（1241），孟珙为京湖安抚制置大使兼夔路制置大使，置司峡州。六年（1246）九月，贾似道为京湖制置使，兼夔路策应使。

虽然当时三大战区的配合作战不易实现，但在防线体系建设上还是取得了一些成效，沿江制置使就是一个亮点。由于江防的任务相当繁重，宋廷为改进江防的防御结构，协调长江南北双重布防所带来的不便，同时统筹兼顾江、淮两线，设置了沿江制置使。从《马光祖传》对他曾任沿江制置使的记载看，当时他是在建康任职，兼沿江制置使^[48]。宁宗时，叶适为沿江制置使，节制江北诸州。在和州、滁州等地的战斗中，宋军给金人以重创，很好地实现了“以江北守江”的战略目标。沿江制置使的地位优于两淮制置使，这对大局是有利的，事实证明，沿江制置使的设立是南宋能同时在江淮两线作战，实现成功防守的一个重要举措，具有积极的战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