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淮地区北有淮河、南有长江，起着补给粮食、兵源，屏蔽南方政权的作用，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据鲁峰的统计，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战争大约有200多次，而发生在此地的就占到了其中的四分之一[3]。尤其是六朝时期，南北政权对峙，在此进行了激烈的争夺。而南宋时，两淮的战略地位再次上升。反观北宋时代的两淮地区，长时间只是作为大后方粮食基地性质而存在。如“国初，江、淮、湖、浙上供军粮，岁无定数。景德中，发运使李溥奏立年额，诏岁以六百万斛为定，有灾即申乞减数，至今以为常。”[4]
因北宋时，淮南地区承担了重要的漕运任务，基本不需要进行军事基础设施的建设。不仅如此，北宋政府为了防止再现五代以来的地方割据局面，把此地大量的城墙拆除了。因而在两宋之际，淮南地区经常为金人的兵锋所突破。比起山河险固、重兵云集的荆襄、川陕来说，金人当然会首先选择这一地势较平坦、水路通畅、军备不完善的地区进兵，这几乎成为金兵进兵的定式，如金军建炎三年第三次南侵，兀术计划取道楚、亳二州渡淮，首先占领了寿春（今安徽寿县）[5]。后金海陵王南下，“孔彦舟画策先取两淮”[6]，如图3-3所示。这样的现实，就决定了两淮地区在南宋作为军事前线的意义。而考古的发现可以佐证两淮地区战事的频繁。从近年安徽境内滁州、嘉山、五河、太湖、合肥、定远等市县的几次出土的铁钱的埋藏方式看，除合肥市的一次是古河道出土外，其他几次都是人为的埋藏，而且其埋藏方式都极简单，可看出是为逃避战乱而仓促埋藏的[7]。
图3-3 金军在两淮地区进兵路线图
长江纵贯东西，支流众多，上通巴蜀、中经荆襄、东连吴越，上下游之间相互呼应，使中国的南北形成了一道天然的分界线。史载长江多次发挥着阻挡北方铁骑冲击的天堑作用，因此被称为有真正军事价值的天险。赤壁一战，三分天下。其后魏文帝曹丕南征孙吴，兵至广陵，面对长江，不得不感叹：“魏虽有武骑千群，无所用之，未可图也。”[8]苻坚以百万之师伐晋，“投鞭于江，足以断流”，但却败于谢氏八万精兵而后帝国土崩。南宋时金兀术十万大军被韩世忠七千水军堵在黄天荡差点全军覆没，见南人行船如驾马，最终只得放弃了统一的壮志。
由于物产丰富，淮东煮盐之利，可为军国所资；地理环境优越，“淮河阻其北，大江限其南”，且直接掩护南宋行在临安和江浙重要的经济区；加上淮民“天性健斗”，故两淮被宋人视作“天赐吾国以为大江之屏障”[9]。在宋代人看来，要保卫京师，就必须守住长江，而想守住长江，又必确保掌握两淮地区。如宋人王霆分别用藩篱、门户和堂奥来看待两淮、长江和江南三者的相互关系：“两淮藩篱也，大江门户也，三辅堂奥也。藩篱不固则门户且危，门户既危则堂奥岂能久安乎？”[10]李纲也说：“观沿江置制置使，而淮南未闻，大概可见，不知失淮南则江以南可保乎？”又叶梦得曾经在奏折中喊出：“自古保江必先固淮”的至理之言，所谓：“曹操不能越濡须，符坚不能出涡口，魏太武不能窥瓜步，周世宗不能有寿春，皆以我先得淮东也。今淮未有必固之理，而欲恃江以为重，何可为万全计？”[11]顾亭林也有与此类似的观点：“古之善守者，所凭在险，而必使力有余于险之外，守淮者不于淮，于徐泗；守江者不于江，于两淮。此则我之战守有余地，而国势可振。故阻两淮急。”[12]
无独有偶，近代军阀白崇禧也在抗日战争时提出守江必守淮的见解。事实上，这不是主观臆测，而是中国人从三国和东晋王朝开始总结的历史经验教训。是有其绝对的历史意义的。实际上，为保障江防，必建筑江北、江南两道防线。这就是当时宋人张守所说的双重防御问题。在这防御体系中，淮河防线实际上是在配合江防，或者也可以说淮河防线可视为江防北线的组成部分。如果不守淮，就只能放手让北方敌人到达长江北岸，让其有充足的时间来建立水军，学习江上作战的战术。这样，长江天险就不是南方所独享，而是南北共享长江了。
纵观南宋前后不同时代，君臣有此认识言论者多矣，比如赵范的观点：“有淮则有江……失淮则失江。”[13]胡寅：“自古未有欲守长江而不保淮甸者。淮甸者，国之唇，江南者，国之齿，唇亡齿寒，其理明甚。”[14]徐宗偃：“长江不足恃，江淮不可失。”[15]丘崈：“弃淮则与敌共长江之险矣，吾当与淮南共存亡。”[16]可见，守淮以保江，这是那个时代有战略眼光的人的共识。
不过，在长江、两淮的取舍之间，南宋并非一开始就确定了保淮为先的战略思想。由于实力不够，南宋当权者最初只能选择用长江天险来屏障临时首都临安。南宋人对两淮长江的关系的战略抉择，大体上经历了守江弃淮、江淮并重和重淮弱江三个阶段[17]。宋高宗南渡初期，由于刚经历金兵的追袭和苗傅兵变，决意偏安江南，无意北向收复失地，守江弃淮是宋高宗被金人骑兵吓破胆后，急于南迁的防御抉择。这是消极防御战略的体现，也是基于实力不够的现实选择。当时宋高宗从瓜州逃到镇江，君臣商议的结果是暂驻镇江，让宰相朱胜非经略长江防线[18]。不久命吕颐浩为江淮两浙制置使，率王渊所部精兵二千屯镇江[19]。从所屯地点及其所节制的将领的防地看，都是在长江沿岸。可见，当时因兵力不足，只能弃淮守江。后建炎初张凌答宋高宗所问大计，其目标是要形成川陕、武昌、淮东三大战区，以坚固长江防线。以后宋高宗授张浚为川陕宣抚处置使，以川陕、京西、湖南、湖北为所部，便宜黜陟、于兵民财无所不总，有任免官员之。权看，宋高宗是赞许此提议的[20]。
然而建炎三年（1129），金军在攻采石受挫后，继续顺流而进，克真州，然后掉头从马家渡（今江苏南京西南）渡江，轻而易举突破长江，使得南宋朝廷逃亡海上的事实，令南宋上下不得不重新考虑江南防御的战略抉择。长江虽为天险，但并非不可逾越，并且江上多处渡口均位于两淮境内，“两淮之地，藩蔽江南”[21]。从淳熙六年（1179）时任淮南运判徐子寅的奏折中可以看到，淮东“真州沿江官私渡共二十九处”“扬州沿江官私渡共五十四处”“泰州沿江官私渡共五处”“通州沿江官私渡共六十四处”[22]。这里有如此众多的长江渡口，若放弃防守，相当于把过江的通道口向金兵敞开，等于是变相放弃长江防线。鉴于建炎三年的惨痛教训，“淮可保然后江可固”[23]等议论再度浮起。此外，如果要北伐中原，就必争淮河一带的要地。(www.xing528.com)
关于防淮与防江的优弊，可参考建炎三年（1129）张守的一份奏折。
臣准御史台承都省劄子：臣寮上言边事未宁，乞大询众庶备御之策，奉圣旨行在职事官具所见闻奏者。臣窃以金人自去冬以来破澶、濮、德、魏，侧闻游骑及于济、郓，未有退师之期。圣心焦劳，主忧臣辱，敢不自竭，图裨补于万分。臣观今日强弱之势，理难与之决一旦之胜负。虽已遣范琼、韩世忠会师东北，固已尽国之势力以事备御，不过如此矣。然谓二将之兵可恃以无恐，则非臣所敢闻也，是宜广询计策，以图万全。
臣窃谓今日莫先于远斥堠，使平安警急之报速闻于朝廷。昔三国时，烽火一夕行于万里，而前日北京失守，二十余日而后知之。臣谓更宜措置探报，使之速闻，然后在我之计，可得而用也。今日之计，有二而已：一曰防淮，二曰渡江。然二者固有利害，臣试为陛下陈之。
何谓防淮利害？使贼由常道而来，则可防者有三：自南京、宿州而来，则泗州为可防；自东平、青、沂入海州而来，则楚州为可防；自青、沂入淮、扬而来，则楚之淮阴为可防。三路皆须渡淮，则凡淮北舟船尽拘留淮南，我屯重兵，据地利临之，贼未必能遽渡，而维扬可以苟安，此防淮之利也。然而有三患焉。一则我师惰骄，勇于私斗而怯于公战久矣。万一贼骑抵淮，则望旌旗而变色，闻钲鼓而失声，其不溃散者几希，而胜败盖不论也，则今日之防淮，犹向日之防河矣，此一患也。二则淮北舟船不能尽收，斩木系筏亦或能渡，此二患也。三则贼或侦知有备，出吾不意，由间道而来，或以精锐先绝吾渡江之路，则坐受危困，此三患也。
何谓渡江利害？大约三倍于河而五倍于淮，金人之所不测，而劳师袭远，又非其利。我宿重兵于建业、镇江，亦据地利以临之，则贼未必能遽来，此渡江之利也。然亦有三患焉：一则銮舆南巡，去中原益远，而中原之民，易以动摇，此一患也；二则行在之兵多西人也，未必乐于南去，恐或肘腋生意外之事，此二患也；三则行在之兵不多，銮舆既动，则必宿兵于淮上，亦必宿兵于扬州，又必有扈跸而行者，兵分势弱，一有缓急，何以御敌？此三患也。惟其利害相形，故缙绅之伦遂不能决，若为保守中原之计而幸其不至，则防淮之策为得也。若为宗庙、社稷之计而出于万全，则渡江之策为得也。今权轻重之宜、缓急之势而不得已，则姑为南渡之计，庶乎其可也。然而所谓三患，不可不预为之谋，当权轻重缓急，别择重帅镇守维扬，则中原动摇未足忧也。先诏诸将以利害祸福强弱之说遍谕将士，使上下之情通，然后启行，则西兵不乐非所忧也。建业、镇江亦各择重帅，使当一面，则兵分势弱亦非所忧也。今渡江以图万全，非舍淮而不防也，特以淮不可恃而已。若止防淮而不为渡江之计，则不可，盖或淮不能遏，猝有三患，亦不免于避地，将见争舟竞渡而指可掬矣。又况千艘相街，出入两闸，度非数日不能尽。若加促迫，必使毕于朝夕之间，亦恐舟未脱而漕河涸矣，则所谓渡江，亦非仓猝所能办也[24]。
此奏折就防淮、防江做过详尽分析，其文颇有可观之处，从战略高度，周密地分析了防淮、防江的各自利弊得失。他认为，如果想北上为了收复中原，就必须守淮；若是只要偏安江南，那么防江也就够了。“今权轻重之宜，缓急之势，而不得已，则姑为南渡之计，庶乎其可也。”也就是说，暂时过江，防线南撤，这种做法比较现实，更为稳妥，差不多也是可以接受的选择。这与现代战略的观点是不谋而合的。守淮，可将战线向前推移到淮河北面，在金兵进兵的三条路线上设卡，可大大放大弹性防御的能量。但是守淮的实现也需要一些条件，如物资补给、人员都要到位。南宋军队方面也有军队腐败，战斗力软弱，进入战争状态慢等弱项。
那么南宋守江的优势又是什么呢？据张守估计，守长江的好处，比守黄河要大3倍，比守淮河更是大了5倍。因为长江远离北方游牧民族的根据地，等金人骑兵到达时，已是劳师袭远，而南宋可以利用有利地形，以逸待劳。当然，守江的不利之处是如果抛弃广大北方土地，让敌人践踏，会大失中原百姓的民心，且同时在淮河、扬州和长江等布兵，分兵必然导致力量削弱。他指出，江防与淮防的不同之处在于，淮河是南宋的边境线，宋军只能在淮河以南单面防守，而长江尽在宋境，所以就产生了江北、江南的双重防御问题。
张守的这些意见，在日后的宋金战争中基本都得到印证。绍兴末年，金海陵王完颜亮以淮西为突破，轻易地突破了两淮地区防线，大军直逼长江。“建炎中，虏人犯江西，自黄造木筏以济，盖自黄至光，其路坦夷，不可不过防。”[25]这使得南宋不得不重视和细化对两淮地区的防御建设。宋孝宗时，吏部郎官袁枢视察真、扬、庐州，他发现两淮地区的这四大军事战略要地，兵力却并不充裕[26]。宋孝宗锐意进取，在两淮地区大规模增修城池、整军备战，但是“淮上筑城太多，缓急何人可守”[27]，就是说，决策与执行之间，尚存在一定的脱节。
回溯六朝历史，六朝东部有黄河、淮河、长江三道天然的防线，而取何种防守策略，多取决于当时南北力量之消长。如吴、陈多守江，东晋至梁多守淮，刘裕则曾守河。这正如李焘所说：
吴之备魏，东晋之备五胡，宋、齐、梁之备元魏，陈之备高齐、周、隋，力不足者守江，进图中原者守淮，得中原而防北寇者守河。……吴有强敌，无上岸之情，陈之国势已弱，不能进取，故所守止于江；自晋迄梁，惟宋武帝守河，其余皆保淮为固，或守淮西，或守淮北，或守淮南[28]。
可见，取哪种策略应根据形势的发展来选择，不能机械。到南宋中后期，金、蒙古都一如既往地选择两淮地区作为窥视江南的突破口，南宋朝廷当然不遗余力地继续坚持对两淮地区的兵力、物力和关注度的投入。到了南宋后期，由于元改变了金人以两淮进兵的传统思路，重点进攻襄阳，而此时南宋朝廷还在迷信两淮防线的可靠，加上各防区的协调不足，最后元朝伯颜渡江进占临安的事实宣告了南宋防淮战略的失败。从最后时刻南宋在两淮地区的军事实力犹存，淮东李庭芝、淮西夏贵仍能继续一战来看，南宋反而是把防江丢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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