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防御方式改进与拓边策略的优化

三川口、好水川等役败于元昊后，宋方震动，对西夏的态度由原来的轻视到重视。在反思战争失利的原因时，欧阳修、王尧臣等人指出，宋的战线过长，分兵把守，不能集中优势兵力，以至被西夏的骑兵各个击破，但自实施各路牵制策应之法后，其防御局面大有改观。而绍圣以后，北宋实施的浅攻进筑蚕食西夏的进攻政策，正是在仁宗时牵制防守之法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80]。从当时环庆路经略使章楶的上奏可知其办法：

为今之计，宜敕戒诸路休养民兵，修严警备，事事整办，毋妄作轻举。蕃寇小入，使城砦及诸将各据地分，驱逐剪除之，出疆而后已。举国入寇，则坚壁清野，勿当其锋，俟其引退，审察前军已远，遣将据要害便利之处，分头讨击之，或剪其尾.或邀其归路。一路被寇，诸路皆出兵策应牵制，彼岂能枝梧哉？此备御之策，末足以深害之也。

夫夷狄无城郭之固，无营卫之兵，啸聚则为用，既散则难集，虽沿边有上番守御之人，每处众不满百。谓宜乘间捣虚，扰耕践稼，勿限其常为浅攻之计，皆付之逐路帅臣审度而为之……诸路之师更出迭入，虏亦不能知其时^[81]。

可见，章楶的备边策略已一改过去分兵驻守，被动挨打的消极防守，其防御办法中已有克劳塞维茨所说的“等待和行动”这两个性质不同的阶段^[82]：固守城堡，坚壁清野，这是等待；当西夏军队攻其一路，用各路配置的策应兵夹击，此系等待中的行动，俟其引退，又“分头讨击之，或剪其尾，或邀其归路”，则是防御中的反攻手段。所以，从战略防御的角度来看，这是具有积极防御的性质。(www.xing528.com)

章楶认为，单纯的被动防御不能抑制西夏军队，宋军应该利用熟悉地理的优势，事先在“要害便利之处”设伏，当西夏前军退却时，“邀其归路”，这很合现代游击战的兵法。同时他看到了西夏军“无营卫、城郭”的特点，提出了“扰耕践稼”，“为浅攻之计”。在他看来，边将应当有“审度而为之”的权力，以便于捕捉战机。同时，应强化协同作战。可见，通过这种积极防御策略，加强了各战区间的联防，克服了宋夏对峙初期，那种各自为阵，分兵把守，易被各个击破的弱点；提高了宋军作战的机动能力，使宋军有了集中兵力打击入侵者的能力；充分利用西夏军队给养不足，不能打持久战的弱点，通过坚壁清野来消耗夏军；使浅攻扰耕成为可能。由牵制策应之法转为浅攻扰耕，实际上，只是将防御之战的等待和进攻的秩序颠倒，即把战区由本土转向西夏一方，变被动等待为积极等待，蚕食一地，进筑一地，稳打稳扎，守中有攻，诸路同进，西夏首尾难顾，这正是绍圣以后西夏难以应付并节节败退的原因所在。

由上文可知，自熙丰时期的国家大战略实施后，北宋在宋夏关系中开始占据主动地位。表现为：一是开边熙河，取兰州要地；二是元丰伐夏后，逐渐占据了横山地区之半，使得“陷没百年”的银、夏、宥诸州重新入版图。而自1096年章惇为相，劝宋哲宗对夏实行强硬政策。第二年，章楶开始在葫芦河川建平夏城（即石门城，今固原北三营附近），开始了进攻的谋划。此地北对兴、灵，西趋天都，宜于农牧，地位灵夏道要冲。早在元丰年间伐夏后，鉴于种谔曾攻下银、夏、宥诸州不能守，沈括就建议筑古乌延城（平夏城）^[83]。修筑时，就有夏兵来袭，被宋军击退。为避免新筑城池孤立无援和更有力地控扼西夏南下入侵的道路，自第二年六月至元符元年（1098）六月，泾原路在又相继修筑了镇羌、九羊、通峡、荡羌四寨，与此同时“环庆、郝延、河东、熙河皆相继筑城，共达五十多所城砦，对西夏步步进逼（《宋史·章楶传》），诸路共同进驻天都，占据膏腴之地，大大削弱了西夏实力。

元符元年（1098）十月，梁太后主政的西夏政权为了扭转不利战局，同时也是为了转移国内政治斗争的视线，梁太后与乾顺亲率大军30万，围攻平夏、灵平、镇羌、九羊、通峡、荡羌六寨，再次为章楶的积极防御策略所击退。不久，章楶转守为攻。十一月壬辰，章楶乘敌不备之机，派折可适、郭成、李忠杰以轻骑出荡羌，“六道分进”夜袭西夏军事重地——天都山，一战而成，不仅俘获甚多，并生擒西夏名将嵬名阿埋、妹勒都逋，使得西夏人心震动，普遍对战事前景悲观失望^[84]。此后，宋军进驻天都地区，修建西安州、天都寨、临羌三寨，掌控了横山和天都山之形胜，并大致实现了王安石变法以来欲雪耻于夏的梦想。其后，宋徽宗时期童贯任陕西经略使，尽收横山失地，也是沿着这一路线前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