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治国设想：调一天下，兼制夷狄

北宋熙宁时期，国家大战略的转变，可以说是在宋神宗与王安石两人的共同主导之下完成的。王安石早在宋仁宗执政后期（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任三司度支判官时，就有感于外敌反复侵扰，导致财政紧张的时局，曾上万言《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表达自己对国家现实处境的忧虑，同时提出转变国家大战略的设想。这篇切中时弊的《言事书》在当时虽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但却并未得到宋仁宗及宰辅大臣的认同和重视。直到宋神宗上台，王安石才有机会向其陈言，在有名的《上神宗论本朝百年无事》中，王安石肯定了宋太祖的治国方式，而深刻批评了自宋太宗以来本朝所沿袭的累世积弊。君臣相见恨晚，于是实行变法力强之举，史称“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在变法的同时，提出了“调一天下，兼制夷狄”的国家大战略。这是一种先内后外的设想，“调一天下”作为国内治理环节，是“兼制夷狄”的前提。只有“调一天下”，才能实现富国强兵、充实国力。他主张重点抓住理财与用人两方面。理财则国用充实，得人则治道通达。要实现兼制夷狄的战略，实施由守到攻、由和到战的转变。首先，要使得统治集团在心理上不惧夏，至少要让宋神宗相信，北宋是有实力战胜西夏，甚至辽国的。为消除厌战、反战、惧战情结和军事上的怯懦自卑心理，王安石在执政之后，从外交战略的分析出发，逐步引导统治集团树立积极的战争观，恢复军事自信心。在熙宁五年（1072），面对可能来自西蕃首领木征的军事威胁时，王安石认为：“若果合兴兵，亦有所不得已。”宋神宗随即表示赞同：“有天下国家，即用兵亦其常事，但久不用兵，故闻用兵即怪骇。”^[65]有次宋神宗认为河北兵无用，王安石提出：“忘战必危，好战必亡。”^[66]他认为只要时常备战，鼓舞士气，以宋之人力物力，不必害怕夷狄。

其次，必须对兼制夷狄的对象（西夏、辽）有差别地对待；经略次第只能由易到难逐个击破，故选择西夏作为首要的军事打击对象。因为西夏国力较弱，且叛涣无常，尤其在宋仁宗朝，曾数次重创宋军，虽为小国，对北宋却保有相当的军事自信心。在长年的宋夏战争中，北宋损失很大，北宋朝野对西夏既畏惧，又时常涌动出雪耻复仇的冲动。打击西夏，最容易激发军队士气和重新树立民族自尊、自信。当然，西夏控制了西方的商路，在外贸中赚取了大量的钱财，也是宋方要打击的重要原因。

欲压制西夏，北宋在外交上全力安抚辽国务使其保持中立；进攻策略则采用东取横山、西拓熙河的规划，其中又以后者为重。开拓熙河的战略意义在于开辟新战场，借此区之物力与人力，既不劳民费财，又能充实军力，“以夷狄攻夷狄，断西夏右臂”。(www.xing528.com)

第三，在具体操作层面，应先易后难。先开边河湟，招抚诸蕃，再进取西夏。对熙河言，也是先收服弱小的木征，再对付较强的董毡。这样做风险小，易于成功。可使已克之敌为我所用；又有助于声威，令士气饱满战无所惧。王安石曾规划：

凡经略边夷，当从事于易。木征最为易者，或不能决胜，即士气沮坏，敌情轻我，难复言经略矣^[67]。

可以说，王安石此谋，是对历史和现实准确把握的基础上做出了较精准的定位。事实上，利用西南各吐蕃对付西夏确是绝佳的选择。因1035年，李元昊就曾在攻击凉州唃厮罗政权时遭到大败。后来，熙河路的成功开拓也证实了这一策略的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