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战略是最高层次的战略。它协调了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诸方面，规范了国家最基本和整体的努力方向。”[58]由于北宋中期以来，内有王小波、李顺起事，外有辽、夏的威胁，兵革不断，社会矛盾日趋尖锐，改革时弊成为北宋朝野共识。宋神宗与王安石君臣契合，共谋富国强兵之法；种谔、王韶等有识之士也风云际会，积极推动这一战略转变过程。
如果说宋仁宗统治时期北宋的大战略仍在沿袭着前朝“巩固内政，繁荣经济文化”的老路，那么在宋神宗即位后，北宋的大战略即发生了180度的逆转，即从文治到“调一天下，兼制夷狄”的武治。这一转变，既体现了宋神宗本人非凡的政治理想，又是受当时的客观现实的影响。可以说，对西北地区的经略，是神宗朝富国强兵的国家大战略的具体实践，以进取横山和开拓熙河为主要内容，其直接目的在于制服西夏，然后在削弱辽的基础上，重整汉唐雄风。而这大战略的前奏就是种谔收复绥州一事。
治平四年（1067）正月，宋神宗上台。是年十月癸酉，“知青涧城种谔复绥州”[59]。关于此事始末，在《绥州城录》、《种太尉传》[60]及《宋史》卷三百三十五《种谔传》中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当时的边帅府中陆介夫大概是习惯了消极防守的国策，当种谔向帅府要钱粮时，他向朝廷上奏“种谔擅自取绥州”，但是朝廷的意见是要支持种谔，大出陆介夫、薛向的意料之外。此事正如赵禼说：“有密诏下鄜延，令招诱横山之民……非种谔擅兴也。”[61]
绥州位于横山下，无定河谷，地理位置险要。收复此要地后，此后筑绥德城，北宋沿无定河谷北出可至米脂、银州、夏州等地。“西方用兵，盖自此始矣。”[62]由此拉开了北宋熙丰时期以武力争夺横山、经略西北的大幕。(www.xing528.com)
当然，大战略的出台和转变过程是曲折的，绝不是一场胜仗激励的结果。最初治平二年（1065），韩琦、欧阳修等人向英宗提出取横山的建议，但英宗因病无心顾及。第二年，薛向再提此议，并上御边五利，其内容是：
一曰任将帅以制其冲，二曰亟攻伐以罢其敌，三曰省戍兵以实其力，四曰绝利源以敝其国，五曰惜经费以固其本……[63]
此议被当时为侍疾的皇子赵顼奇之，可惜宋仁宗上台后没有采用，直到宋神宗时才被重视。后来恰逢种谔上奏，说横山首领嵬名山反感凉祚累年用兵的政策，率绥州、银州数万民众思归宋朝[64]。于是神宗召陕西转运司薛向入对，面授机宜，并要他保密，“勿语两府”。为了及早推行取绥州的行动，故意绕开两府，大概是因为两府的官僚习惯了消极防守的战略，要说服他们难度大，费时长，让他们参与的话容易导致谋划的失败。然其后，陆洗与薛向等前线指挥层商讨的结果是执行防守的方针，合议后不同意接纳鬼名山所部归款，但朝廷的态度却出乎其预料，指示安抚司委种谔招纳。可见，神宗的激进让当时的广大官僚看不懂，只有种谔等少数主战的将领能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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