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宗、真宗朝与李继迁交战的战略转变

（一）宋太宗早年的激进冒险政策

宋太宗即位后，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实行了很多不同于宋太祖的政策。其边防策略改变了太祖专任边将、结信酋豪的政策。其出发点不是本着加强国防，而是为了在消除可能的反抗的同时树立自己的威望，以实现集权统治^[37]。为此，他对边将不再专任，派内臣当监军，以掣肘边将。同时，由于对边防形势的认识不清，太宗对少数民族的政策过于激进，除了对丰州王承美、府州折御卿等少数能听命于自己的酋豪保留世袭的权力，对其他的一律用“留京师”之类压制手段。当夏州李氏因继承问题出现内部矛盾时，太宗大喜，以为削藩的机会来了，急忙派遣文武官员接管其所领四州八县，同时诏绥州刺史李克宪、银州刺史李克文等入京。公元982年，李继捧也被迫入宋，准备交出夏、绥、银、宥、静五州地。正当宋太宗自我陶醉之时，继捧的族弟李继迁对这种类似扣押人质的手段很反感，他带领党项族各部叛宋自立。

对李继迁的反宋行动，宋朝君臣最初认为不是什么大事。他们小看了李继迁的智谋，也过于乐观地估计了西北的形势。继迁有智谋，是用诡称其额乳母死，出葬郊外，藏兵甲于棺中的办法，躲过宋朝官吏的检查，与其党羽到达地斤泽的。而此时知州尹宪、巡检使曹光实不知安抚，而迷信武力，夜袭地斤泽，“斩首五百级，烧四百余帐，获继迁母、妻及羊、马、器械万计”^[38]这种烧杀抢劫政策，只会激发矛盾，把各少数民族推向李继迁一方。

尹宪、曹光实重创李继迁后，宋太宗以为高枕无忧了，认为西北已经安宁。然李继迁不是等闲之辈，他一方面通过重币、联姻等手段，取得了辽的支持。同时，争取各族酋豪的支持。“继迁复连娶豪族，转迁无常，渐以强大，以西人以李氏世著恩德，往往多归之。”^[39]又与李继捧（赐名保忠）暗相勾结^[40]。通过这些努力，李继迁很快占据绥、银二州。

李继迁以诈降之策，诱杀曹光实于蔑芦川，袭据银州后，并没有急于称王，而是先设官授职，确定尊卑等级，开始了封建统治；并且预先将一些还被宋朝占领的州郡的官职分封给各位酋长，使他们对抗宋朝。这样，宋朝在各地疲于防御，而李继迁就能集中力量攻击银、夏、绥、宥等州。尔后，为适应斗争发展的需要，他重新建立了本民族的政权，使它成为一个联合诸部、“号令番众”、指挥战斗的政治军事中心。一方面遵用“汉法”，仿唐、宋官制建立官位；另一方面吸收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如张浦、李仁谦等加入其统治集团。这一改革促进了党项诸部的封建化，大大加强了李继迁的实力并确立了李继迁在政治军事上的领袖地位。

（二）以夷制夷政策的破产

雍熙二年（985）二月，李继迁以诈降之策，诱杀曹光实。宋太宗大怒，派田仁朗、王洗、李继隆发兵剿杀李继迁，于浊轮川大败李继迁。由于实力不足，李继迁于雍熙三年（986）向契丹请降，被契丹封为夏国王^[41]，在契丹军队的护送下又回到夏州。

图2-2　李继迁攻宋图

来源：台湾三军大学《中国历代战争史》第11册。

见剿、抚都不奏效，为快速平息叛乱，端拱元年（988）五月，北宋宰相赵普向宋太宗建“以夷制夷”之策，得到采纳，于是宋太宗赐李继捧国姓，改名赵保忠，并授夏州刺史，充定难节度使。派兵护送其返回夏州镇守。由于李继捧的上书，李继迁也被任命为银州刺史。然李继迁并无归顺之意，很快反叛。公元991年，李继迁在与李继捧的战斗中失利，又害怕翟守素将兵来讨，故再次请求降附北宋，宋太宗授给他银州观察使的官职，并赐姓名为赵保吉^[42]。然李继迁的归降是不得已的，宋军主力一走，他必然反叛；而宋朝因补给不便，不能一举消灭李继迁，只得用招抚为主的策略。这样李继迁忽降忽叛的历史闹剧便反复上演。

图2-3　宋太宗时期五路攻夏图

来源：台湾三军大学《中国历代战争史》第11册。

由于李继迁不守信义，反复骚乱和攻击补给线，至道二年（996）九月，宋太宗忍无可忍了，为彻底消灭李继迁的势力，命五路大军西讨。五路大军分别从麟州、夏州、延州、庆州、环州进发，目的地为盐州乌、白池^[43]。其路线见图2-4。根据《武经总要》前集的记载^[44]，五路军之行军道路分别为：张守恩发自麟州，行窟野河路，南行至银州后复西向盐州；王超发自夏州，行无定河上游，西南经肴州再西向达盐州；范廷召发自延州，北经塞门、芦子关、乌延口，入盐夏路，“凡二十日，至乌白池会师”；丁罕发自庆州，行车厢峡路，至盐州；李继隆发自环州，取归德川路，“日行数十里，凡十日到盐州”。由于路较险狭、泥泞难行、补给不力等原因，五路大军有四路到达盐州及乌白池地区，一路中途退出作战；而到达盐州的四路军，仅范廷召、王超两军遇敌且有斩获。五路出师，最终的战果皆延、夏两路行营所贡献：“两路合势破贼于乌、白池，斩首五千级，生擒二千余人，获其酋未慕军主、吃哕指挥使等二十七人，马二千匹，兵器铠甲万数。”^[45]不但让李继迁遁逃了，且这样大的行动却不到万人的斩俘数量（也许还是老弱病残），战果并不可观。

宋军五路出界讨伐李继迁，却无功而还，虽有一些如路远补给不方便的客观因素，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宋太宗的军事决策失误造成的。他拒绝了灵夏铃辖卢斌坚守灵州，适时阻截的合理建议，而将五路出师的作战目标设定在合攻李继迁于乌白池，破坏其巢穴，而忽略了解救灵州、经营旱海路物资补给线这一当务之急。各路主帅大都谨奉宋太宗的方略与阵图，认真贯彻了他的错误战略。加上五路分兵，力量分散，道路险远，天气炎热导致士卒困乏。这些就决定了作战的最终效果不理想。虽然此后短期内李继迁稍有收敛，灵州亦一度解围，在次年三月，延州路都部署傅潜言“护送二十五州军刍粟已入灵州。”^[46]但是，李继迁对灵州等地的威胁却仍然存在，因供馈灵州与出界作战所带来的社会负担与矛盾也愈加凸显出来。

相较宋廷在民族政策和战争规划的失措，李继迁则老练得多。他首先有恢复基业和夺取河西的大志，在具体办法上是采用两面手法对付宋朝。因他洞察了宋补给不方便的缺陷和宋统治层的软弱，当其力量不足或战场失利时就伪示恭顺，当有机可乘时就突然攻击，通过游击战术不断发展壮大。同时，还找来辽国作外援，为其和战添加砝码；又招宋朝的失意文人为幕府划策。

（三）反战论与姑务羁縻政策的形成(www.xing528.com)

太宗后期及真宗朝，面对西夏咄咄逼人的进攻，文人主政的宋廷中却弥漫着厌战情绪，高唱“以德怀远”“息兵安民”的论调，终致采取了“姑务羁縻，以缓战争”的对夏政策。这种“和”策带来了两方面的结果：一方面，“和”的政策带来了宋夏沿边较为稳定的和平环境；另一方面，由于太宗、真宗为首的统治层胸无方略，在和战上举棋不定，让对方牵着鼻子走，导致西北局势不断恶化。

由于重内轻外的国策，加上对辽、夏战事不利，太宗晚年日益保守。这也影响到了他对李继迁的政策。在实行以夷制夷政策的同时，他在军事上有意将边备向内地退缩。下面试举两例证之。一、淳化五年（994），宋太宗以夏州故城“深在沙漠，本奸雄窃据之地”为由，诏毁弃之，迁其民于绥、银等州^[47]。二、同年十一月，翰林学士钱若水撰赐赵保忠诏书中有四句：“不斩继迁，存狡兔之三穴；潜疑光嗣，持首鼠之两端。”宋太宗大喜，对钱若水说：“此四句正道我意。”

至道三年（997）宋真宗上台后，不顾众人反对，采纳张齐贤“灵武孤城，必难固守”^[48]之说，行主动放弃之策，李继迁又被任为定难军节度使，管辖夏、银、绥、宥、静五州^[49]。这个决定使归属宋朝版图已达十五年以上的夏、银、绥、宥等州领土，落到了夏州李氏的手里。此时，夏已占有横山北麓的广大地区^[50]。李继迁深切了解到宋朝统治者的软弱无能，已经不肯满足于“故土”的恢复之后，他把进攻的矛头对准了灵州。

宋真宗咸平初年，李继迁表面上与宋廷“和平”，背地里却侵边不已。此时他的战略目标主要转变为控制环灵间旱海路，打击北宋对灵州后勤补给线，以图围困并夺取灵州。他的目标是如何实现的，难道此时中原无人吗？

咸平二年（999），北宋秘书丞何亮上《安边书》于宋真宗，阐述了灵州是北宋西北边防安全的关键。其文如下：

臣窃料今之议边事者，不出三途：以灵武居绝塞之外，宜废之以休中国飞挽之费，一也；轻议兴师，深入穷追，二也；厚之以恩，守之以信，姑息而羁縻之，三也。而臣以为灵武入绝塞，有飞挽之劳，无毛发之利，然地方千里，表里山河，水深土厚，草木茂盛，真牧放耕战之地，一旦舍之以资戎狄，则戎狄之地广且饶矣。以贪狼之心，据广饶之地，以梗中国，此戎狄之患，未可量者一也。自环庆至灵武仅千里，西域、北庭剖分为二，故其地隘，其势弱，而不能为中国之大患。如舍灵武，则西域、北庭合而为一，此戎狄之患未可量者二也。冀之北土，马之所生，自匈奴猖狂之后，无匹马南来，备征带甲之骑，取足于西域。西狄既剖分为二，其右乃西戎之东偏，为夏贼之境，其左乃西戎之西偏，秦、泾、仪、渭之西北诸戎是也。夏贼之众，未尝以匹马货易于边郡，是则中国备征带甲之骑，独取于西戎之西偏，如舍灵武，复使西戎合而为一，夏贼桀黠，服纵诸戎，俾秦、泾、仪、渭之西，戎人复不得货马于边郡，则未知中马国战从何而来？此舍灵武而戎狄之患未可量者三也。

若夫深入穷追，则夏贼度势不能抵，必奔遁绝漠，王师食尽不能久留，师退而贼复扰边，所谓有大费而无成功，深寇绚而速边患，此轻议兴师之不利者一也。师进则无功，师退则寇至，寇至而不战，则边郡被其害，寇至而战，则边郡之兵不足以当戎狄之众，此轻议兴师之不利者二也。清远西北曰旱海，盖灵武要害之路，而白、马二将奔败之地也。如王师薄伐，无功而还，则夏贼必据要害之路，以阻绝河西粮道，此轻议兴师之不利者三也。自国家有事于西戎已来，关右之民，疲极困苦，未能息肩，而一旦薄伐无功，河西路阻贼，必干运飞挽，大兴征讨以通粮道，疲民重困，盗贼多有，此轻议兴师之不利者四也。

若示恩信，姑息而羁縻之，则又戎狄之性贪惏无厌，虽存臣事之名，终多反覆之志。或当道牧放，以阻吾军民，或征虏族帐，以益其部落。如国家止以恩信羁縻之，必将服从诸戎，然后为中国大患，此不可一也。自白、马二将奔败之后，夏贼得志，择灵武山川之险而分据之，侵河外膏腴之地而辟之，逼近城池，意在吞噬，譬犹伏虎，见便则动。如国家止以恩信羁縻之，则一朝之患，卒然而作，此不可二也。

夫以三患、四不利、二不可为防边画，既未见其可，则在臣愚虑，不出二策。自清远至灵武，有溥乐，有耀德，盖水草之地，为河西之粮道，而悉有古城之迹存焉。夏寇西掠诸戎，则此其要害之路也，故每扬言曰：“朝廷如修溥乐城，我必力争。”其言不恭之甚，其实惧朝廷之城溥乐以通粮道而扼其往还要害之路也。如朝廷以修护清远为名，而时纳修城创宇之具，延、环、清远多积军储，且以数岁渐计之，使民无所伤而贼不能知。一旦兴师数万以城溥乐，朝发清远，日未中至焉。其师也，战士三居其一，以备寇也；役卒三居其二，以荷器具而赍军储也。凡战士万人，使役卒万人赍粮六斗而行，凡战马千匹，使役卒七千五百人自赍粮三斗，马粟一斗，草一束。士马皆有半月之食备，计城之功不过十日，而使战士自赍三十日粮，则城毕功而食有余矣。自清远输粟亦如之。贼知修城而敢悉众来寇，是谓中吾上策者也。何则？夏贼为梗有年，国家未能翦灭者，非兵力不足而然，诚以深入穷追，则贼奔绝漠，师久则民不堪役，师退则贼复扰，频征讨则关右耗竭故也。如使贼来犯边，而敢与王师拒战，则其殄灭也久矣。

且国家之城溥乐也，必潜师于延、环、清远以观贼之变，宜分环州、清远为二道，一道傍山而北，军于贼之后，一道过长岭直趋溥乐，军于贼之前，而使城溥乐之兵军其中。贼以溥乐孤军，故悉众来寇，而卒然三军鼎峙，则其心骇矣。又令延州之师入其境，驱其畜产，俘其老弱，而害其巢穴；灵武之众收河外之地，复贺兰之境，杜三山之口，以断其奔路。则其众虽坚铁石之心，必起携贰之志，其将虽有孙、吴之术，必无制胜之方。而独使保吉桀黠，志在决战，能无败乎？破而擒之，此万世之功也。

国家之城溥乐也，必使一介使于夏，谕以明诏曰：“溥乐、耀德悉有古城之基，盖灵武往还之路也，今城堞关坏，而输粟之际，暴露在野，军民愁苦，朕甚不忍。今少发士卒，修其郛郭。诸山取材，虑蕃部不察事宜，互相惊扰。汝显荷国恩，克绍祖烈，茅土节钺，尽萃汝躬，宜以朕此意安抚之。”诚知动无所利，仰怖天威，恭而听命，则中吾下策者也。

虽存灵武，而使阻隔旱海，居绝塞之外，不城溥乐、耀德为之唇齿，则戎狄之患，亦未可量，与舍灵武无异。而加之有连年供给之厚费，无防边尺寸之微功，但兀然孤城，以困极关右者也。今特城二城，而贼不敢动，则可建溥乐为军，耀德为寨，严其刁斗，坚其守备，募天都之贫民，营田于塞下以益军储，然后谨择将帅，谨守边防，而以恩信抚临之，则数十世之利也。议者必曰：“国家赡灵武犹曰困匮，而更供给二城，其费益大。”此不练事之深也。夫有清远而无二城，则灵武无援，一日西北服从，合而为一，有不测之患焉。当是之时，国家虽累千百二城之费，遽能剖而分之以弱其势，使贼敛迹夏境而不为边患乎？其灵武至清远不满三百里，而谷价绝殊于清远者，以度越旱海，无舍宿之地，有贼寇之忧故也。如建此二城，则军兵之趋灵武也，有舍宿之地，少贼寇之忧，输籴日益，谷能无贱乎？以减谷之价，供二城之费，足矣，又何疑焉。

二策之外，复有一说。乌、白盐池，夏贼洎诸戎视之犹司命也。如夏贼来寇溥乐，而令延、环之师入其境，先据乌、白之地，而号令诸戎曰：“有得夏贼首者，分封某地，而以乌、白与之。”则诸戎愿擒保吉者众矣。至于前徒倒戈，亦未可量，为王师之助，不亦多乎？但不知国家所命上将军者，果何如人尔^[51]。

何亮在分析了攻守的利弊后，他指出灵州的军事战略地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地方千里，物产丰饶，是一个牧放耕战的要地。其二，是形胜之地，边防要地。自环庆至灵武作为一个战略突出部，将西北诸羌族蕃部剖分为二，使各自地隘而势弱，不能为中国大患。其三，灵武之属宋之地，不仅可以遏制夏人西进兼并诸蕃部，且是北宋保有战马这一重要军用物资的来源渠道。相较宋统治层中多数人的无知和对李继迁的轻视，何亮认为李继迁的存在已经严重威胁到北宋西北地区以灵州为核心的战略安全体系。故何亮进而提出，确保灵州安全的关键在于控制环灵间旱海路这一补给线，而控制旱海路的关键又在于在清远军与灵州间修筑溥乐、耀德两城^[52]。

然何亮的呼吁并未获得北宋最高决策层的采纳，环灵间旱海路物资补给线的安全也并未得到加强。咸平三年（1000）九月，知灵州、陇州刺史李守恩，陕西转运使、度支郎中陈纬，部刍粟过瀚海，为李继迁所邀，李守恩、陈纬皆战没^[53]。咸平四年（1001），李继迁不断抢劫边防物资，宋真宗大怒，八月任命兵部尚书张齐贤为泾、原、仪、渭、分巧、宁、环、庆、廓、延、保安、镇戎、清远等州军安抚经略使，以经制陕西^[54]。然于事无补了，也就在这月，李继迁攻陷清远军。此时，旱海路完全被李继迁所控制，灵州城危在旦夕。

正当宋方还在苦于“备战与弃地”的争论时，咸平五年（1002）三月，李继迁攻陷灵州（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南），改称西平府。灵州（今宁夏灵武）位于黄河上游、河套以西，这里土地肥沃，地饶五谷，水草肥美，农牧两宜，有“塞外江南”之誉。灵州又位于夏州的西侧，倚重贺兰山，带引黄河，地位冲要，西接河西走廊，是唐、宋时代西北边疆的著名重镇。这样李继迁为后来西夏的建国奠定了基础，而北宋则失去了横山天险，战略形势不得不内向。同时，西夏的强盛使得北宋的对外交通发生了重大改观。唐代丝绸之路东段的北道完全阻塞后，以南道为基础的青唐道（青海道）因避开了河西走廊而繁盛起来。北宋通西域的交通全由此道承担，其他道路都变成西北内部交往的通道，丧失了对外交流的功能^[55]。

纵观宋朝在李继迁时期的应对，我们发现，宋朝犯了几个致命的战略性错误：一、宋太宗为了树立威望，不切实际地削藩，激反了李继迁；二、隳毁夏州城，显示了朝廷并无经营西北，开疆拓土的雄心，给李继迁壮大提供了战略活动空间；三、宋朝廷一直对李继迁反叛认识不清，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寄希望于招抚，因此和战不定，在战略上被动挨打；四、对灵州这样的战略要地不够重视，在弃守的选择面前举棋不定，浪费了很多良机；五、军事指挥失误，屡屡分兵冒进，令人惊诧。而这些战略错误背后的根源就在于——宋朝自宋太宗北伐失败以来，就失去了经营边疆的兴趣，取消极防守的策略。除此之外，我们必须注意辽朝此时对李继迁的支持。辽朝出于牵制宋朝的目的，大力支持李继迁，这是李继迁能以弱对抗宋朝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