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两汉至唐代，封建王朝大多定都于关中之长安、关东之洛阳两地。二者之中，又以长安为首，因凭山河形势之险固，“自汉至唐，常为王者奥区”[5]。《资治通鉴》曾记高祖用张良言定都关中：“洛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关中左殽（又作“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娄敬说是也。”[6]
由此足见关中的战略地位比洛阳好，因其地理险要，同时因其农业开发较早且深，能为建都提供厚实的物质保障与经济基础。不过由于历史的局限，上述引文的见解还有说得不透的地方。实际上，就地缘政治形势而言，唐代以前中原王朝所受之外来威胁主要来自西北地区游牧民族，为应对边防压力、巩固边境安全，国都选址亦需趋近西北，因此关中长安无疑成为首选。然而，长安也不是完美的。因古代王朝国都无疑是一个强大的内耗实体，仅凭关中平原有限的农业生产远远难以满足京城皇室、百官、驻军、外国商贾使节、众多市民等大量非农业生产人口的物质消耗。粮食等物资须由全国各地经黄河、渭河漕运供应，后勤补给线的长短与损耗高低成为制约国都繁荣的因素；同时，由于过度的经济开发和战乱，对关中自然环境与农业生产力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也令长安逐渐丧失原有的优势地位。在中国历史上，周、汉、唐三代皆是先定都于关中而后徙都至洛阳（唐代以洛阳为东都，地位与西京长安相当）。对于关中是否适合为都，顾祖禹有精辟的见解：
汉都长安，则置朔方（今灵武）之郡，列障戍于河南（今河套鄂尔多斯一带）。又开河西五郡（武威、张掖、酒泉、敦煌、金城），以绝羌与匈奴相通之路。唐人筑三受降城，则守在河北（黄河以北）。又置安西、北庭都护，则西域尽为臣属，故关中可以无患。及至德以后，河陇之地，尽没于吐蕃，而泾阳、渭北，戎马且充斥焉。然则朔方不守，河西不固，关中亦未可都也[7]。
可见，国都应随着军政、经济的变化而推移。随着历史的车轮推移至宋代，因战乱和王朝的经济重心逐步南移等原因，长安已丧失了原有的定都优势。北宋建国，定都开封，坐拥黄河、汴河、淮河以至江南潜运河网之利，居一国之中，便于辐控南北。然而开封仅北临黄河，此外别无他险可恃，乃一四战之地。为弥补这一劣势，宋初统治者不但采取“以兵为险”的京师防御策略，同时还将河北路、河东路及陕西路（即大致今河北、山西、陕西三省）作为御边前线，实行纵深防御，以拱卫京师。(www.xing528.com)
图2-1 北宋、辽、西夏三足鼎立图
来源：互联网图集。
面对当时北宋、辽、西夏三足鼎立的形势（图2-1），北宋政权奉行和辽抗夏的外交战略，尽力使辽国中立，全力应对西夏，力图制服西夏以求得和平。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北宋时期的陕西路，虽然不再是王朝的政治中心区，但却因其特殊的军事战略价值，成为充当对夏防御纵深、屏蔽王畿侧翼安全的战略要地。故《武经总要》中概述陕西路“西接羌戎，东界潼陕，南连巴汉，北际朔方，自安定、北地、上郡皆逼近戎狄，历代未尝去战备，武都之地则氐羌杂处，武威以西皆匈奴接境，故防秋乘塞，严兵置戎，并列雄镇，以讲武经为中朝之西屏。”[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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