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与前代的比较
北宋之兵学研究虽然也取得了一些成就，然北宋之兵学研究与前朝不同——北宋兵学发展水平并不能如实反映社会主流军事思想特色。原因如下：
首先，是基于帝王集权和国家战略的变化。
历观汉唐时期，出于对外战事制胜的目标，皇帝对军事指挥者的专业权威和作用还是高度尊重的，他们能对将帅放心授权。如刘邦一见韩信设坛拜为上将，解衣衣之，一见黥布，而以为淮南王，供具饮食如王者；一见彭越，而以为相国[64]。又如周亚夫屯军细柳营对皇帝只揖不拜。汉唐统治集团大都崇尚孙膑“必攻不守”的思想，认识到进攻是最好的防御，在国防战略中积极、主动，全力避免自身陷于被动防御的境地。如秦朝之修长城与移民实边；两汉之远征匈奴，断其右臂，经营西域；隋唐之积极进讨突厥等，这些举措无不体现了高明的国防战略。而运用大规模骑兵远程奔袭迂回包抄主动进攻决战塞外的战法，也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的辉煌。
但这一切在宋朝都被改变。为了消除晚唐五代长期藩镇割据的因素，宋朝开国便采取了一系列的收兵权举措，以图长治久安。但矫枉过正，又出现新的文武失衡。特别是失幽燕地利和北伐失利后，君主眼光内向，“崇文抑武”“守内虚外”。然后上行下效，主流的军事理论走向保守。与此同时，其国防战略与兵学也随之而改变。
其次，北宋之前，各代兵学家，多为直接参与战争指挥、具有丰富的实战经验的军事统帅或谋士。因他们的自身素质全面，故能写出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军事理论著作；同时因其地位和号召力可使之上升成为整个社会的主流军事思想。而宋代以文治武，文武分途，理论不能与实践结合；由一些怯战、对外软弱的文官主持军政，对朝野的风气和思想都会产生很消极的影响。如韩琦、富弼等人就是典型。熙宁八年（1075）3月，契丹为坚持重划地界之议，派使臣来北宋交涉，宋神宗决定征询“元老重臣”的意见。而长年镇守西北，且颇有治绩的韩琦的回答使王安石很失望，也有助于我们今人了解当时社会的保守。
……望陛下将契丹所疑之事，如将官之类，因而罢去，以释虏疑，万一听服，则可迁延岁月。……如其不服，决欲背约，……虏人果来入寇，所在之兵可以伺便驱逐，大帅持重，以取全胜。自此彼来我往，一胜一负，兵家之常，不可前料，即未知何时复遂休息也[65]。
根据韩琦的观点，契丹的挑衅，都是因为北宋的防御所致。韩琦几乎是站在契丹的立场上，似乎是代表契丹指责北宋政府不该向河湟地区进军，不该从事战备，而且要求北宋政府自动撤除边境上的防守，废止内地州郡的练兵，以此来讨好契丹，求得和平。“一胜一负，兵家之常，不可前料，即未知何时复遂休息”之语更是明目张胆地散布失败主义。(www.xing528.com)
在此影响下，一方面，两宋兵学发展取得了部分成就，具体表现在设立武学和著述兵书上；另一方面，宋朝主流军事思想与以往相比，保守的重内轻外意识取代了进取、开拓的精神，因此就不难理解宋代的对外战略及外交关系中为何会如此消极、被动和保守了。
（二）内向、保守策略的消极影响
这种源于政治上专制集权需要的保守军事理论的确立，便不能不对其国防战略与兵学思想产生极大的消极影响。
第一，在宋代主流军事思想中，强调军队以维护王朝内部专制统治为首要任务，衡量和升迁将领的标准，主要是能听话，要求其安分守己。如宋太宗衡量武臣的主要标准便是“先取其循谨能御下者，武勇次之”。在此风气下，宋代不可能产生有勇有谋的将星群体。宋朝廷注重的不是制服敌国，而是防止武将群体专权。宋真宗认为：“武臣无事之际，喜谈策略，及其赴敌，罕能成功。好勇无谋，盖其常耳[66]。”士大夫中，如苏轼对武将有偏见，他认为：“夫天下之患，不在于寇贼，亦不在于敌国，患在于将帅之不力，而以寇贼敌国之势内邀其君。是故将帅多，而敌国愈强，兵加而寇贼愈坚。”[67]如此，当政者对将领严厉束缚，甚至不惜重用庸将，排斥良将。北宋名将狄青饱受打击，南宋高宗惨杀岳飞，实与此虑有关。这便严重降低军队战斗力，削弱国防。
第二，在宋代主流军事思想的指导下，宋代确立了被动消极防御战略，放弃了以往历代攻防结合的原则。虽然其后有少数如神宗者试图雪耻，然多数君臣仍然抱残守缺，不思悔改，“澶渊之盟”作为重内轻外的结果，反过来又强化了这一消极防御战略。此后，议和手段又被统治者长期视为医治边患的良药，甚至多次出现乘胜求和的状况。
第三，因以文制武，举国上下怀疑、歧视武力因素。在新儒学被宋代统治者高度推崇的同时，兵学却无甚长进。朝廷基于“防内”的需要，长期禁止民间流传兵书[68]，这不利于军事理论和国防知识的普及，也不利于军事人才的成长。而主政的文人士大夫集团或对国防事务无兴趣，或流于空谈，缺乏见解。如当时官方刊刻的注解前人兵书的《武经七书》，袭前人旧说，少有实质上的创新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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