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高宗及其党羽因害怕金人骑兵，放弃中原偏安东南，建立起新政权，史称南宋。高宗在被动挨打、仓皇逃亡的过程中，组织起川陕、荆襄、江淮三大战区，此时因战事频繁，不得不启用武将，并形成了岳飞、张俊等五大边防军事集团。不过他的思路仍然是贯彻内向的祖宗家法，仿效澶渊之盟的样板，正像宋高宗亲口说的：“御敌者，莫如自治。”[38]因此，他对李纲等抗战将领并不放心；偏安不久，随着与金和议初成，就有绍兴十一年（1141）的第二次夺兵权事件，韩世忠、张俊、岳飞三大将被解除了兵柄。宋高宗的战略构想，无非是通过达成南北议和化解军事对峙之势，从而得以偏安南方。当然，从绍兴和议的结果看，宋高宗是完成了自己的战略目标，宋金的边界被锁定在淮河一线。
宋孝宗时代曾试图做出改变，但由于南宋的防守意识已深入人心，且军事指挥架构是以防御为主要任务的，不利于攻战，孝宗无法突破这一运作结构框架，北伐自然是徒劳无功。当时北伐中原的构想是：虞允文在西边从四川出师，宋孝宗从东边用兵，最终在洛阳汇合，“期以某日会河南”[39]。可惜虞允文年高，事未成而逝。值得注意的是，虞允文对当时军政形势的判断是，“使蜀一岁，无进兵期，上赐密诏趣之，允文言军需未备”[40]，这代表了当时南宋高层的观点——宋弱金强。这时期战争的结果是形成了隆兴和议。
至于宋宁宗时期，面对权臣韩侂胃的开禧北伐失利，宋宁宗下了一个“不量力”[41]的评语，言下之意，仍然是重复了南北对峙中宋弱金强的观点。对此，金人王维翰的评论是：“宋主怠于政事，南兵佻弱，两淮兵后千里萧条。”[42]基于这个认识，金朝看不起南宋，把战略重点放在了北方蒙古的身上。(www.xing528.com)
在这以后，宋理宗时代谨慎地对金作战，包括宋蒙联兵灭金、收复襄樊等战役，其主要的意义不在恢复故土，而是为了构建一个完善的防御体系。因为占据一定的缓冲地带和战争空间是实施弹性防御的前提。宋理宗以后，政治不见起色，腐败滋生，制度弊端更加暴露，南宋面对蒙古铁骑的侵扰和进攻，只好全面取守势，基本看不见出境作战的战例了。如贾似道就是和谈派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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