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所面临的历史任务，主流是要结束一百多年的割据动乱局面，“杯酒释兵权”之类的削藩、集权等内政建设不是主流。因此，整军备战、统一天下才是宋太祖在位期间的主题。宋太祖时代的战争，从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开始，一直进行到开宝九年（976）十月，历时十六年。在长期一统天下的战争中，宋太祖有用人不疑的魄力，能给将帅相机制敌的权力。同时，他非常重视边防建设，任命优秀将领如李汉超、郭进等为边防地方长官，允许他们便宜行事，甚至为了边防可以动用地方财政收入[7]。可见，此时为完成统一，以文制武并没有被严格执行，在太祖的积极防御（对辽）和进攻态势（对南方）下，宋军有相当强的战斗力。而到了宋太宗时，太祖提出的“崇文抑武、守内虚外”八字方略被严格执行。究其推行原因，前者是因其得位不正，对臣下的猜忌防范心理所致；后者则是随着两次北伐的失败，宋太宗彻底丧失了收复燕云的信心，由急于建功树威转为消极防御[8]。这种国家军事重点目标的转移，就直接导致了军队将领作用及地位的降低[9]。
对宋太祖、太宗的差别，宋人田锡一语中的：“我国家丕建洪图垂二十载，先朝（宋太祖）以神武之略荡定天下，吾皇（宋太宗）以圣文之德抚育中区。”[10]那么，我们应如何理解宋太祖、太宗两人在位期间在军事、政治上的反差呢？王曾瑜对此有精辟的分析论述：“消极防御大体只能追溯到宋太宗时。因为太祖亲自部署或指挥的重大战役，都是进攻战，而且除了亲征北汉失败以外，又都是成功的战役，当时并不存在消极防御的问题。”[11]自宋太宗亲征幽州、高粱河之战大败后，就有了怯辽心理。当然，太宗时虽开始惧辽，面对敌人骑兵时不敢主动出击，但仍采取了一些积极备边的措施，如“内出手诏谕边将曰：‘朕今立法令，缘边作方田，已颁条例，量地理之远近，列置塞栅’”[12]，企图用湖川河防，阻止骑兵。
然笔者认为，虽说这种消极的战略选择是在宋太宗后期显现的，但其萌芽甚至还可以追溯到宋太祖时期。宋太祖“先南后北”的统一战争战略，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北方强敌辽朝的变相示弱[13]。由当时张方平等人的言论，可知太祖不勤远略[14]，没有伐辽的雄心，复燕云只是口号而已。(www.xing528.com)
由于太宗即位不合“父死子继”的传统，遭到了充满儒学观念的大臣的责难：“远近腾口，咸以为非，至于二三大臣，皆旧德耆年，亦不能无异。”[15]再加上当时尚在的三个皇位的竞争者——太宗异母弟廷美及两个侄子德昭、德芳的威胁，太宗皇位并不稳定，太平兴国四年（979）甚至发生了众将欲拥立德昭为帝的事件[16]。迫于当时的形势，太宗觉得当务之急是稳定内部，保全皇位，而不是对外拓边。而其北伐的本意也是急于树立威信巩固皇权，并非要拓土。岂料事与愿违！两次北伐失败后，他的思想进一步趋向保守，一年之内两次向辽朝遣使议和[17]，同时他发表了那段著名的谈话：“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18]守内虚外政策由是初成。
宋太宗时国防战略的转变，直接影响了北宋前线的军事部署。史载，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在河朔一带，“朝廷不以城邑小大，咸浚陛筑垒，分师而守焉”[19]。同时，他还多次告诫边将：“自今沿边戍兵，无得辄恣侵掠，务令安静。”[20]伐辽失利后，接着宋夏长年对峙。对李继迁的战事失利后，使得他对建功立业心灰意冷了，产生了“厌兵”情绪。这时，他开始信黄老思想，多次引用老子的话：“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然后在四川又爆发了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农民起义。宋太宗对这些“内忧”“外患”作了权衡之后，他认为，外忧不过是边防问题；若为内患，有危及统治的危险，“诚可惧也”[21]。从此，北宋执行了一条“对外屈辱求和，对内残酷镇压”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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