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夏战争中战略地位转化及基础条件分析

关于宋代边防战略的研究可分为总体战略和个人战略思想两部分。此外，边防战略的调整，会对军事制度产生一定的影响；而军事体制的变化，又会对边防战略的实施有巨大的反作用。

对总体战略的研究：

史念海的《河山集》主要对宋夏双方在陕北地区的争夺做了讨论，论述了地理形势与战略战术应用的关系。王天顺的《试论宋、夏战争中双方战略地位的转化》（《宁夏社会科学》，1994.3）分析了宋夏战争中双方战略地位的转化过程及宋夏战略地位发生转化的基础条件。曾瑞龙的《北宋及拜占庭帝国的弹性防御初探——兼论宋夏洪德城战役（1092）》指出：宋辽、宋夏边界的地理形势使宋军不容易建立巩固的前沿战线而采用弹性防御策略。然在无险可守的地方，弹性防御的实施需要较强的野战军的配合。为此，宋军在前沿列置堡寨，作为体现主权、维持治安的机制，同时也是为小部队提供补给的基地。然由于这些堡寨在抵御辽夏大部队的入侵上效果并不好，故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宋辽战争全面爆发后，宋军在满城等战役中采取了“会兵设伏夹击”^[9]的弹性防御方针。而在宋夏战场，在失去横山天险后，宋不能建立稳定的防线，而初期因没有强大的野战军等原因也不能组织有效的弹性防御。后来由于战法的演进和野战部队的成长，北宋的弹性防御到了11世纪末才完全成熟^[10]。西北大学沈琛琤的论文《北宋神宗朝对西北的经略——以战略决策与信息传递为中心》，在研究西北边防的同时，重点研究了战略决定和信息传送。西北大学周燕来的博士论文《南宋两淮地区军事防御体系研究——以宋金和战时期为中心》概述了宋朝的国防思想和南宋两淮防御策略。宫珊珊的《近20年北宋西北边疆军事经略研究综述》（《丝绸之路》，2010），对西北边疆的研究做了详细概述。程龙所著的《北宋西北战区粮食补给地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围绕西北战区粮食补给问题，论述了西北堡寨、兵力部署、屯田、粮食运输等相关内容，使以往战争历史研究多专注于战役本身而对战争后勤补给关注不足的研究状况得到了一些改变。李华瑞的《论北宋与河湟吐蕃的关系》（《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2）一文认为，宋神宗时开拓熙河，实质上是巩国并继续了北宋与唃厮啰政权的联盟，宋开熙河既剪除瞎毡、木征与西夏的联系，又在客观上巩固了董毡的地位。宋神宗、王安石君臣所支持的平戎建策，对吐蕃是兼抚并用，攻心为上的。刘建丽的《北宋御边政策的调整》（《甘肃社会科学》，2000.3）一文考察了北宋的御边政策，历经了由北宋初期重北边轻西鄙，到中期防御重心从北边移至西北，再到熙宁变法后以攻为守兼制西夏的过程。汪天顺的《北宋对西北民族政策的转变及其指导下的西北边疆经营述评》（《贵州民族研究》，2008.3）一文认为，宋神宗时期，北宋以王安石变法为契机的西北边疆经营，扭转了北宋在西北边防上的被动局面，到宋哲宗绍圣开边时，北宋对夏完全处在了主动地位。任树民的《北宋西北国防城寨的建筑规模及其战略地位》（《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5.4）一文中将堡寨的战略、战术作用归纳为：实行堡垒合围推进战术，节次开拓边疆；充当坚壁清野战术的基本保障；作为编制番兵的基本组织单位。

对个人战略思想的研究：

其中对王安石的军事战略思想研究成为热点，如漆侠先生著的《王安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陈守忠的《王安石变法与熙河之役》（《西北师范大学学报》，1980.3）一文认为，宋神宗熙宁年间的熙河之役不是偶发的边境事件，而是与宋神宗对契丹、西夏的总战略决策密切相关的。又邓广铭先生的《王安石对北宋兵制的改革措施及其设想》（《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及其著《北宋改革家王安石》（人民出版社，1997）一书，皆展现了王安石志在富国强兵、灭夏吞辽统一中国的战略设想。此外，还包括对范仲淹、富弼、韩琦等人的研究。(www.xing528.com)

李丛昕在《范仲淹在宋夏战争中的战略思想及治军用人方略》（《固原师专学报》，2000）一文中指出，范仲淹居安思危的备边之道、怀来柔远的战略思想、以仁为本的治军用人方略，为我们今天如何正确处理民族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周莲弟的《富弼与北宋的御夏政策》（《宁夏社会科学》，1999）指出，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元老的富弼十分关注西夏对宋朝的威胁，更认识到西夏对宋辽关系的发展有重大影响，因此宋廷须谨慎处理宋夏关系，及早为御夏做好准备。在御夏策略上，他认为宋要一方面维持通好的外交方针，另一方面要壮大军事实力，随时抵御夏辽二敌的侵略。郭琳的《浅述韩琦的对夏策略》（《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99）一文指出，韩琦根据宋夏形势的变化，先后提出对夏的攻、守、和三策。韩琦无论是主和，还是主守、主攻，都是为了保境安民，以实力维护北宋的尊严和宋夏之间的持久和平。史美珩的《南宋史家三相的国家战略思想》（《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7），全面公正地评述了南宋史家三相（史浩、史弥远、史嵩之）的国家战略思想，认为南宋史家三相都是现实主义者，是“自治为先，伺机恢复”国家战略的坚持者。

就宋代中央军事决策机构及决策机制的相关研究，台湾学者梁天锡先生所著《宋枢密院制度》（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1）全面探讨了宋代的枢密院与枢密院制度。王曾瑜先生的《宋朝兵制初探》（中华书局，1983）第一章《枢密院——三衙统兵体制》总结宋太祖进行一系列政治和军事制度改革，其精神是实行地方分权、中央集权；臣僚分权、皇帝集权。北宋巧妙地使枢密院和三衙长官分权牵制。自北宋，枢密院制度大体沿袭不废。但到了南宋初，因军情紧急，往往由宰相兼任御营都督或枢密院长官，御营使和都督实际上都侵夺了枢密院长官的职权。自宋宁宗开禧年间始，由宰相兼任枢密使，“遂为永制”，在事实上废除了由宰相和枢密使、知枢密院事分掌文武二柄的旧制。陈峰先生的《北宋武将群体与相关问题研究》（中华书局，2004）第三章《北宋武将在枢密院地位的变迁》通过对北宋枢密院长文武出身的情况进行统计，反映出在北宋的167年间，枢密院内文臣、武官之间的比重和地位经历了显著的变化。具体表现为：“武将不仅有人数逐渐下降的趋势，而且武职出身者实际地位、作为和影响也在明显下滑。”

以上研究对本书的写作颇有启发，但还有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第一，两宋边防战略对军事体制演进及军队战斗力的影响如何，战略与体制之间有何关系。第二，实施战略的原则、具体方法，有何经验教训，战略与国运间的关系等宏观问题，总结得还不够。第三，战略实施及演进的历史轨迹还不够明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