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学者对某问题的否定观点

从国外对短期自由刑问题争论的历史来看，最早对短期自由刑存在的合理性提出质疑的是刑事人类学派的鼻祖、意大利著名刑法学家龙勃罗梭（C.Lombroso），他认为，监狱改造罪犯几乎始终是一例外，尤其是短期自由刑，“罪犯聚于一处，互为习恶，徒增犯罪之事”。由于狱中愈益严重的交叉感染，监狱教育只能生产出更多的累犯和惯犯。其指出，国家把犯罪人关起来，服满刑后又把他放出去，将使社会的危险增加，因为犯罪人已经准备了更充分的条件来反对社会，他们所获得的监狱经验和训练使之得以继续其惯行。[1]

德国刑法学家李斯特（F.v.Liszt）认为：“短期自由刑既无改善，亦无威吓之效果，只有打击犯罪经历之人的自尊心而已。”[2]

意大利学者雷·佛里斯塔（A de Foresta）指出，短期自由刑的时间，对改善犯罪人虽然过短，但很不幸，使其败坏则足足有余。[3]

依据刑法学者奎塞尔（Quensel）的研究，短期自由刑将附带产生三种危险：对于社会背景脆弱的罪犯，执行短期自由刑是件危险的事情；增加复归职业及社会生活的困难；对精神上未成熟者或异常者执行短期自由刑，只有增加其问题的发生。[4]

前苏联学者别良耶夫也对短期自由刑提出过批评，他认为，短期剥夺自由由于刑期较短，其教育改造功能难以发挥，在只有隔离或剥夺自由起主要作用的情况下，指望实现改造、再教育被判刑人的目的是不现实的。[5]

1872年在伦敦召开的第1 届国际刑法与监狱会议也对短期自由刑的弊端予以重视，会议指出：[6]短期自由刑时间过短无法据以教育和改善受刑人，反易使受刑人感染监狱恶习，且受刑人数目之多，只会增加国家财政支出；又因受刑人身陷于囹圄而失学失业，不但家属生活受其影响，其本人也对监狱失去恐惧感，日后出狱，在社会生存竞争上，又因前科的身份处于不利的境地，易使其陷于贫困状态而趋于再犯之途。

1946年国际刑法及监狱会议对短期自由刑归纳了五点弊害：[7]短期自由刑不具有教育作用；行刑设施经常不够水准，且欠缺合格职员；因受刑人大多为初犯，经一次监禁将失去对监狱的恐惧感并降低其自尊心；受刑人的家属无论在物质上或精神上均蒙受严重的打击；受刑人在刑满之后，体会复归社会的困难，而趋于再犯。

1950年在荷兰海牙召开的第12届国际刑法及监狱会议确认短期自由刑将附带产生各种重大的弊害，并对短期自由刑在各国往往被滥用的事实表示遗憾。各国代表的报告一致认为短期自由刑有害，其所举理由主要有：[8]无施教之机会；对防止犯罪无力；受刑者大多为初犯，使其丧失对拘禁的恐惧，减弱其自尊心；轻微犯罪者的家属在物质及精神上均受重大损失；犯罪者被释放时，社会复归遇到多种困难，致使其成为累犯；执行此刑种的机构，往往设施不良，缺乏有训练的职员，因此极易受恶习感染而成为再犯的原因。(www.xing528.com)

可见，国外刑法学界所指出的短期自由刑之弊端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短期自由刑由于时间太短，所以一方面惩罚功能太弱，不具有刑罚的威慑力，一般预防效果差；另一方面，行刑机关没有足够的时间来了解各个罪犯的特点，制订个别处遇方案，并依此有针对性地对其进行矫正和教育，因而教育改善功能差。

第二，被适用短期自由刑的人，大多为初犯或轻微犯罪，这些人尚有一定的羞耻心，容易改过自新。然而一旦关押，就同其他罪犯一样被贴上犯罪分子的标签，损害了其自尊心，这会导致其产生自暴自弃的心理，有可能走上再犯道路。

第三，入狱必然丢失工作，这会给罪犯未来的生活带来后顾之忧，也会给罪犯的家庭生活带来重大的不利影响。物质上的贫困使受刑者释放后很难重返社会，从而更容易走上再犯道路。

第四，执行短期自由刑的场所大多设施不善，房舍不足，往往将受行人聚集在一起，而且管理工作人员往往也不称职，难以履行矫正职责，这极易使罪犯间发生交叉感染，相互交流犯罪经验和技术，强化犯罪意识，从而增大罪犯的人身危险性，制造出更加危险的累犯。

第五，短期自由刑的受刑者大多属于下层阶级的人，上层阶级的犯罪人往往只被处以罚金，这恐怕加深了受刑者的不公正感。

第六，短期自由刑的受刑者过多地占用了监狱设施，给行刑实务造成过大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