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监所检察厅公布了今年3月20日启动开展的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专项检查活动成果。截至5月底，全国检察机关已发现违法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案件线索188件，已建议将暂予监外执行条件消失的247名罪犯收监执行，其中副厅级以上职务犯罪罪犯18人。同时，立案查处涉及违法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职务犯罪案件30件40人。
纵观世界各国刑罚执行的发展历程，虽然出现了更加强调人性化、更加注重罪犯改造和再社会化等趋势，但设置封闭的专门监管场所仍然是刑罚执行的主要方式。一些国家出于人道主义考虑，或者为了照顾特殊情况，甚至为了鼓励罪犯更好地改造，设置了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等刑罚执行变更制度。但是毫无疑问，上述制度的适用都必须满足明确的法定条件、经由严格的司法审查，并且只能是刑罚执行的例外而非常态。
长期以来，我国刑罚执行领域乱象频频、腐败丛生饱受社会各界的诟病。相关部门滥用权力、伪造材料，违法进行减刑、假释或者暂予监外执行的案例不时发生。甚至曾经有官员因职务犯罪被判刑后，竟然长达数年都未交付执行，仍然在监狱外正常生活。这样使不符合条件的罪犯脱离专门监管，直接威胁甚至动摇着整个国家的刑事法律基础，严重冲击着司法的公正和权威。从刑事法律体系来看，定罪只是对当事人行为的一种否定性法律评价，目的是对罪犯科处刑罚、给予惩戒，恢复受损的社会正义，隔离或者屏蔽罪犯的人身危险和社会危害。定了罪，却让罪犯免受相应的刑事处罚，直接背离刑法存在的逻辑。更重要的是刑罚执行腐败对司法公正的冲击。一方面，犯罪分子的罪行严重侵害了被害人乃至整个国家的法益。刑罚的轻重往往与罪犯对法益的侵害程度相关。违法违规的刑罚执行变更打破了这种平衡，对法益受侵害的一方显然是不公平的。另一方面，同样犯了罪，有的人必须在监狱服刑，而有的人却可以在监狱之外正常生活。部分罪犯享受着法外特权，法律几乎沦为儿戏，尊严荡然无存。
我国现行刑罚执行体制上的弊病是显而易见的。这主要体现在重视定罪量刑程序，轻视甚至忽略刑罚执行变更的程序构造。刑罚执行变更还保留有浓厚的审批意味和行政化色彩，封闭不透明并且缺乏相关当事方的有效参与。比如，罪犯在交付执行后，由监狱或者看守所提出书面意见，报省级以上监狱管理机关或者设区的市一级以上公安机关批准，即可暂予监外执行。减刑、假释只需执行机关提出建议书，报请人民法院审核裁定即可。法律法规的陈旧、粗疏进一步加剧了相关部门裁定或决定刑罚执行变更的任意性。比如1990年出台的《罪犯保外就医执行办法》，至今仍在实施。该《办法》中诸如“其他需要保外就医的疾病”之类的兜底条款，甚至成为“操作”保外就医的“保护伞”。加之，刑罚执行长期游离在公众关注的视野之外，缺乏必要的社会监督，使得各种违法违规行为更是有恃无恐。(www.xing528.com)
最高人民检察院针对上述现象，继开展专项检察活动之后，日前还印发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对职务犯罪罪犯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案件实行备案审查的规定》，对相关部门形成了一定的震慑，释放了解决问题的积极信号。可以想见，今后这个特殊群体如被减刑、假释或者暂予监外执行将会获得更多的关注，会经历更为严格的审查、监督。但我们也应看到，这些都只是治标之举，还未触及最深层的体制顽疾。比如如何限制自由裁量权，确保刑罚执行变更的透明、公正？检察监督与司法裁定、刑罚执行机关决定的权力边界在哪里？检察机关建议收监的意见是否具有刚性约束力？如何有效吸纳被害人的意见？如何发挥医生等专业人士的作用？等等。对于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立法进行解答。从长远看，改革完善刑事诉讼法关于刑罚执行的相关规定，构造完整、透明、诉讼化的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程序，最大限度地堵塞体制上的漏洞，才是治本之策。
［原载于《民主与法制时报》2014年7月3日“评论”版］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