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说真实的生活远比小说更为精彩，但生活现实却往往在各种幕障的遮蔽、分布之下显得支离破碎、波澜不惊。也因此，人们仍然热衷于小说故事情节中的跌宕起伏、百转千回和爱恨情仇。最近，《财新周刊》一组关于地产商人“赵衙内”赵晋的报道，在某种程度上就如同小说一样荒诞、离奇。然而，这绝不是一出仅仅供人玩赏的娱乐大片，它实际发生并演绎于当下的土地。这幕大剧所揭示的政商勾连、房产暴利、市场丛林、司法乱象等内幕，构成了当下中国改革发展转型亟待解决的沉重命题。
赵晋的身份在《财新周刊》近年来的一系列主人公中并不是最显赫的，甚至聚敛的财富也不是最多的。但赵晋的故事很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淋漓尽致地再现了一些地方政商关系的扭曲程度。概括起来，赵晋的财富传奇主要得益于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赵晋有着非同一般的出身。1973年7月，赵晋出生在南京军区部队大院，其祖父是老资格的开国军人，其父赵少麟彼时虽然只是军工企业南京大桥机器厂的一名技术员，但已经为日后的仕途腾达做好了准备。1982年8月，赵少麟出任共青团南京市委书记，三年后便升任南京市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此后赵少麟一路高升，直至官拜江苏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的要职。梳理赵晋的发迹史，可以发现他的家庭背景发挥了不可或缺的关键作用。1994年，共青团中央为发展第三产业，经江苏省建委批准，投资1000万元成立了南京世昌房地产开发公司。当时只有21岁、没有共青团背景和房地产开发经验的赵晋却被任命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和总经理。两年后公司改制为民营企业，赵晋顺理成章地成为这家公司的主人。赵晋的房产大船由此正式启航，日后不管是在拿地方面，还是在强力压制消费者维权方面，都时常有他父荫的影子。
第二，赵晋长袖善舞，编织了庞大复杂的政商关系网。在赵晋眼里，权力是利润的最大保证。为了笼络权贵，赵晋在京城设立私人会所，吃喝玩乐“一条龙”服务到底，糜烂奢华程度比起赖昌星当年的“红楼”有过之而无不及。不少高官的亲属子女在赵晋的地产公司“吃空饷”，领取高额的薪酬却根本不用上班，甚至有人直接持有不菲的干股。赵晋所结交的权贵名单中，武长顺、王敏等人都是副省级高官。这个级别的官员在整个干部体系中虽然称不上是金字塔的塔尖，但也位居权力结构的顶层，属于在某一个地方或者某一个领域当仁不让的实权派人物，拥有一言九鼎的影响力。因此，赵晋一旦与这样的官员结成紧密的政商综合体，那么便可以在一个地方兴风作浪、为所欲为。短短二十年间，赵晋空手套白狼，先后创办了六十余家地产公司，构筑了一个庞大的“房产帝国”。然而，这与其说是商业模式的成功，还不如说是畸形政商关系的悲剧。因为这样一个亦官亦商、佛挡杀佛、碾压一切、无往不胜的“怪兽”虽然给赵晋和他所结交的官员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巨额利润，但却对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正常的政治生态环境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毒害，也给各地数以千计的普通百姓留下了长久的居住难题。
第三，赵晋选择了房地产这一爆发性增长的行业。有人形容，房地产业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也成为平民谋生的悲凉地，开发商登顶富豪榜的加冕场，以及政府官员腐败落马的烂泥潭。赵晋拿地时既狠又准，为争夺黄金地块不惜豪掷重金，屡屡成为一个城市的“地王”；而到建房之时，则视法规如无物，肆意修改容积率，违规设计挑高和夹心户型，瞒天过海骗取政府部门验收；开盘营销时，极尽虚假宣传之能事，运用眼花缭乱的让利模式引人缴纳定金，签订合同时用极其苛刻的补充条款架空政府公布的格式条款，让消费者一步步沦为待宰的羔羊。面对维权业主，赵晋除了动用黑道流氓势力进行跟踪、威胁、骚扰和殴打外，还能随意动用公安的力量来侦查他们的“不法行为”。涉及赵晋的房产维权诉讼，往往很难在法院立案，获得一纸胜诉判决更是难如登天。个别坚持原则的律师在赵晋黑白两道的软硬兼施下，备受打压、难以为继。(www.xing528.com)
权力具有趋向任性、抗拒约束的本能。在这个追求经济增长的创富时代，如果权力能够主宰资源配置、通过权钱交易直接兑换财富，那么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市场法则必然会被垄断操纵、恃强凌弱、暴力压制的丛林法则所取代。对于赵晋这样尝到过权力任性滋味的人，是很难让他相信规则、道德会起作用的。他们的人生信条就是更大的权力和更多的财富。我们国家的物质财富毫无疑问在急剧增长，但如果裹挟其间的是这种毫无底线的强盗逻辑，那么社会进步的内核恐会被“赵衙内”们蚕食、掏空殆尽，如同无人入住的钢筋森林，繁华只是徒具其表。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这个广泛流传的江湖段子能成为真实的江湖规则吗？即便如此，一混一还之间，整个社会为之付出的代价已经无法计算。二十年攻城略地，二十年风流富贵，而今大厦既倾，不知赵晋是否仍然执迷于他既有的政治哲学？人们期待看到赵晋眼神中泛出的悔悟，更期待看到滋生赵晋们的政商土壤能够被干净铲除。作为第一步，那些沦为赵晋橡皮图章和公开打手的职能部门甚至司法机关需要得到彻底的清理整顿，受害业主的遗留问题需要得到及时妥当的解决。然后，也是最重要的，必须从顶层设计上汲取赵晋案的惨痛教训。如果我们的体制机制还是无法筑牢人性和贪欲的防火墙，那么割除赵晋这颗“毒瘤”，并不能提升整个权力肌体的免疫能力，整个社会被赵晋们骑劫绑架的悲剧也不会终结。
［原载于最高检《方圆》杂志2015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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