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新法制要求得到绝对承认
不承认新的法制基础，将直接否定革命，直接危害新政权及其政治措施。而法律是一种政治措施，是一种政治。政治就是参与国家事务，给国家定方向，确定国家活动的形式、任务和内容。因此，必须要求新法制得到绝对承认。封建社会是这样、资本主义社会是这样，社会主义社会也是这样。
（1）法律是政权的一种政治措施
所有通过革命取得政权的政党或阶级，就其本性说，都要求由革命创造的新的法制基础得到绝对承认，并被奉为神圣的东西。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238页。
在阶级反对阶级的任何斗争中，斗争的直接目的是政治权力；统治阶级保卫自己的最高政治权力，也就是说保卫它在立法机关中的可靠的多数；被统治阶级首先争取一部分政治权力、然后争取全部政治权力，以便能按照他们自己的利益和需要去改变现行法律。
恩格斯：《工联》，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84页。
关于这一点居然还要费一番唇舌，这又一次证明了德国在政治上的落后。在世界其他国家，每个人都知道，目前整个政治情况正是革命的结果。法国、西班牙、瑞士、意大利——有多少国家，就有多少受命于革命的政府。在英国，甚至连辉格党人马考莱也承认，现代法制是建立在一次又一次的革命（revolutions heaped upon revolutions）的基础之上的。近百年来，美国每逢7月4日都纪念自己的革命。在这些国家里，大多数都存在着一些在现存法制不能加以约束时就不再受其约束的政党。但是，如果有人在像法国这样的国家里指责保皇党人或波拿巴派是革命者，那他准会受到嘲笑。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在科伦陪审法庭面前”一书序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37页。
莱茵普鲁士和卢森堡、莱茵黑森、普法尔茨共同有这样一个优越性：1795年以来，法国革命及其所取得的、在拿破仑时代又得以巩固下来的社会、行政和立法各方面的成果，给予了这些地区以直接的影响。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135页。
法律是一种政治措施，是一种政治。任何政治措施也不能禁止经济。不管波兰具有什么样的政治形式，不管它是沙皇俄国的一部分还是德国的一部分，不管它是自治区还是政治上独立的国家，这都不能禁止或消除波兰对帝国主义列强金融资本的依附和后者对波兰企业股票的收买。
挪威在1905年所“实现”的独立，仅仅是政治上的独立。它并不打算触及也不可能触及经济上的不独立。
《列宁全集》第28卷第140页。
（2）新政权利用政治斗争推行新法制
被压迫阶级反对统治阶级的斗争必然要变成政治的斗争，变成首先是反对这一阶级的政治统治的斗争；对这一政治斗争同它的经济基础的联系的认识，就日益模糊起来，并且会完全消失。即使在斗争参加者那里情况不完全是这样，但是在历史家那里差不多总是这样的。在关于罗马共和国内部斗争的古代史料中，只有阿庇安一人清楚明白地告诉我们，这一斗争归根到底是为什么进行的，即为土地所有权进行的。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47页。
将来当革命终于在普鲁士取得胜利的时候，它不需要像二月革命那样用特殊的法令来废除旧法官的终身制。它将在莱茵上诉法院、柏林高级法庭和勃罗姆堡、拉提博尔、闵斯德等地的地方法院的真实可靠的声明中发现这个等级放弃自己特权的举动。
马克思：《普鲁士反革命和普鲁士法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169页。
任何运动，只要工人阶级在其中作为一个阶级与统治阶级相对抗，而强迫颁布八小时工作日等等法律的运动则是政治运动。这样，到处都从工人的零散的经并试图从外部用压力对统治阶级实行强制，就都是政治运动。例如，在某个工厂中，甚至在某个行业中试图用罢工等等来迫使个别资本家限制工时，这是纯粹的经济运动；经济运动中产生出政治运动，即目的在于用一种普遍的形式，一种具有普遍的社会强制力量的形式来实现本阶级利益的阶级运动。如果说这种运动以某种预先的组织为前提，那末它们本身也同样是这种组织发展的手段。
马克思：《马克思致弗·波尔特》，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337页。
工人阶级的斗争是政治斗争，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工人阶级不争得对国家事务、国家管理、发布法令的影响，就不可能进行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俄国资本家早就懂得了这种影响的必要性，我们也已指出，俄国资本家是怎样不顾警察法的百般禁止而找到了千百种手段来影响国家政权的，这个政权又是怎样为资本家阶级的利益服务的。由此自然得出结论：工人阶级不争得对国家政权的影响，就不可能进行自己的斗争，甚至不可能争得自己处境的不断改善。
列宁：《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及其说明》，
《列宁全集》第2卷第89页。
但是如何理解政治呢？要是用旧观点来理解政治，就可能犯很大的严重的错误。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政治就是反对世界资产阶级而争取解放的无产阶级的关系。我们的斗争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要粉碎资产阶级制度遗留下来的东西，粉碎整个资产阶级一再想消灭苏维埃政权的尝试。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这个任务上，妨碍了我们转向另一方面的任务——建设任务。在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概念中，政治好像是脱离经济的。资产阶级说：农民们，你们想活下去，就要工作；工人们，你们想在市场上得到一切必需品，生活下去，就要工作，经济方面的政治有你们的主人管。其实不然，政治应该是人民的事，应该是无产阶级的事。
列宁：《在全俄省、县国民教育厅政治教育局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列宁全集》（第1版）第31卷第336～337页。
什么是“政治”？①无产阶级先锋队对它的群众。②无产阶级对农民。③无产阶级（和农民）对资产阶级。
列宁：《“论粮食税”一书纲要》，
《列宁全集》（第1版）第32卷第314页。
我在自己的发言里曾经重复说过，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因为我在以前就听到过这种对我“从政治上”看问题的非难，我在自己听到过这种非常荒谬的，完全不应当由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讲出来的话。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
列宁：《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
《列宁全集》（第1版）第32卷第71～72页。
维护和履行法律，是公民的法定义务。抗拒国家法律的实施，直接破坏依法对国家的管理，破坏社会的法制秩序。所谓抗拒法律的实施，包括不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或不实施法律规定应当作为的行为，或实施法律禁止、限制的行为。抗拒实施的法律可以是一部或几部，也可以是针对国家整个法律制度。如果抗拒法律实施采取煽动、暴力、威胁、恐吓等手段，则被追究刑事责任。这里把“实施法律禁止、限制的行为”，也包括在抗拒法律的实施之内，是从维护法律的尊严讲的。对于有些立法，立法者不能不制定，但无法或不想认真实施的，对追究抗拒责任取缓和的态度。如“笊篱法”“挂鸦法”。“笊篱法”是能捞起来的就捞，对于因笊篱眼儿大捞不起来的就算了的立法。“挂鸦法”是“挂起一只死乌鸦，吓跑其他乌鸦”的立法。
当然，对于资本主义法律，无产阶级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无产阶级革命将摧毁旧法制，创立新法制；对于社会主义新法制，任何个人和社会组织都要认真遵守，因为这是他们自己的法律。
2.执政党派的变动引起法律的某些变动
政党制度是西方国家一种通过议会选举，由几个资产阶级政党轮流执政或联合执政的统治制度。政党制度产生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最早产生于英国。这种政党制度要求每隔几年由胜选者出面组阁执政。执政的政党叫“执政党”，未参加政府的党称“反对党”或“在野党”。政党政治的实质，是通过议会和选举等资产阶级民主形式来控制国家政权。在西方国家，不论是内阁制还是总统制，政权都控制在执政党手中。政党的任务主要是，操纵选举、控制议会、掌握政权。
由于资产阶级内部存在不同的集团和派别，而它们又有各自的利益和要求，党派就是不同政治派别的代表者。无论是多党制，还是两党制，都是代表整个资产阶级意志和利益的。
英国是实行两党制的典型国家。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提到的托利党、辉格党，是1667年形成的两个政党。托利党，代表地主贵族利益，拥护君主特权；辉格党代表工商资产阶阶级和新兴贵族利益，主张提高议会权力，限制王权。1688年“光辉革命”后，两党并存、轮流执政逐步形成了宪法惯例。1832年，英国议会通过了《选举改革法》，扩大了新兴资产阶级在议会内的力量。这时在议会中，封建的托利党就演变为代表主张保护贸易，以地产为中心的地主贵族集团利益的“保守党”，辉格党演变为代表主张自由贸的新兴工业资本家集团利益的“自由党”。两党轮流执政。
1900年英国“工党”成立，于1922年大选后正式取代自由党在英国两党制的地位。工党原名劳工代表委员会，1906年改为现称。目前该党成员多为工会组织中的工人，也有部分知识分子、中小资本家。该党以费边社的理论为纲领，反对阶级斗争，鼓吹阶级合作，主张采取“社会民主”方式，实行逐步改革。
由于资产阶级党派之间在内政外交和各项方针政策上的某些差别，执政的党派必然对于法律的立改废做某些调整。因此，执政党派的变动将引起法律的某些变动。
通过上述得知，“执政党”和“在野党”是一对范畴，两者是对应的。就是说，没有“在野党”，就没有“执政党”，反之相反。一个时期以来，我国理论界和传媒，把中国共产党叫作“执政党”。这里的“执政党”有两个含义，一是从资产阶级政党的角度使用；二是从“革命党”的角度使用。第一个含义自然导出与“在野党”的轮流执政问题，从而出现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和让共产党“下台”的合理性问题；第二个含义自然导出共产党要“告别革命”，学习西方国家“执政文明”，要实行“宪政”。看来，任何术语的使用都不是随心所欲的，术语背后隐藏的东西需要研究清楚。譬如，“地主”这个术语。把地主说成“土地的主人”，“社会主义地主”是“社会主义的土地的主人”，便改变了“地主”术语的含义。地主是“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劳动，而靠剥削农民为生的人”。汉语词典上只有这一个解释。尽管语义学上的地主同学术范畴的地主不尽相同，但语义学没有把地主解释成土地的主人。在术语的运用上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是资产阶级政治家和理论家的惯用手法。
（1）党派立法是经过统治阶级同意的
为了避免一切误会和可能由此产生的异议，我还要指出，我是把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谈的，我谈个别人的行为，只是为了说明这个阶级的思想和行动的方式。因此，我也不准备分析资产阶级各个集团间和各个党派间的差别，因为这些集团和派别只具有历史上的和理论上的意义。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82页。
如果我们总的回顾一下1688年“光荣”革命以来的英国历史，那末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旨在反对人民群众的一切法律，从把议会的任期改为七年的法令起，到最近的习艺所法和最新的工厂法止，都出自辉格党人之手。但是辉格党人的反动政策总是经资产阶级同意后实施的。
马克思：《“晨邮报”反对普鲁士。——辉格党和托利党》，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第246页。
秩序党在自己的选举纲领中公开地宣布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即保全这阶级统治的生存条件：财产、家庭、宗教、秩序！当然它是把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以及这阶级统治的条件描绘为文明的统治，描绘为物质生产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周转关系的必要条件。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68页。
从1849年11月1日起开始了立宪共和国生命的第三期，这一时期是于1850年3月10日结束的。宪法机构间的那种受到基佐赞美的习见的玩意，即行政权力与立法权力间的争端已经开始了。但是并不止此。波拿巴反对那些联合起来的奥尔良党人和正统主义者的复辟欲而保卫着自己实际政权的法律基础——共和国；秩序党反对波拿巴的复辟欲而保卫着自己共同统治的法律基础——共和国；正统主义者反对奥尔良党人，奥尔良党人反对正统主义者而保卫着status quo〔现状〕——共和国。秩序党中所有这些集团各自in petto〔心里〕都有各自的国王，都有各自的复辟王朝，同时又都为反对自己敌方的篡夺欲和谋叛而坚持看资产阶级的共同统治，坚持着它们各自的要求借以互相抵消而又互相保留的统治形式——共和国。康德认为共和国作为唯一合理的国家形式，是实际理性的基准，是一种永远不能实现而又是我们应该永远力求和企图实现的基准，同样，君主国就是这些保皇党人的基准。
这样，立宪共和国从资产阶级共和党人手中产生出来时原是一个空洞的思想公式，而落到联合保皇党人手中时就成了一个充满内容的生动的国家形式了。当梯也尔说“我们保皇党人是立宪共和国的真正支柱”时，他甚至没有料想到他的话里竟包含有这么多的真理。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88～89页。
（2）党派之争的目的在于独占政权、独占立法权
在路易——菲力浦时代掌握统治权的不是法国资产阶级，而只是这个资产阶级中的一个集团：银行家、交易所大王和铁路大王、煤铁矿和森林的所有者以及与他们相勾结的那部分大土地所有者，即所谓金融贵族。他们盘踞王位，他们在议会中强订法律，他们分配各种俸禄优厚的官职，从内阁大臣起至官立烟草店止。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12页。
金融贵族颁布法律，指挥国家行政，支配全部有组织的社会势力，而且借助于自己的统治地位和报刊来操纵社会舆论。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15页。
秩序党是在六月事变后立即成立的，但是只有在12月10日以后，当它与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即与“国民报”派决裂的时候，它存在的秘密才暴露了：它是奥尔良党人与正统主义者所联合组成的一个党派。资产阶级分裂成为两大派，一是大地主，一是金融贵族和工业资产阶级，这两大派曾先后独占政权。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67页。
康普豪森内阁已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即中介和过渡的任务。它是踩在人民的肩上爬上去了的资产阶级和已经不再需要人民支持的资产阶级之间的中介人；它是貌似保卫人民反对王权的资产阶级和真正保卫王权反对人民的资产阶级之间的中介人；它是已脱离革命的资产阶级和已形成为反革命核心的资产阶级之间的中介人。
康普豪森内阁的辞职对于下流政客们来说是一个谜。继之而来的是行动内阁，即汉泽曼内阁，因为资产阶级打算从消极地把人民出卖给国王的时期，过渡到积极地使人民屈服于通过同国王协商而实现的资产阶级政权的时期。行动内阁是三月革命以后的第二届内阁。
马克思：《资产阶级和反革命》，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133页。
汉泽曼内阁把自己看作是六月革命的内阁。在普鲁士的每一个城市里，庸人们为了对抗“红色强盗”，都把自己装扮成“正直的共和党人”，——然而，他们仍然是真诚的保皇党人，并且没有注意到，他们的所谓“红色强盗”却带着黑白色的帽徽。汉泽曼在其6月26日的就职演说中，轻易地摆脱了康普豪森的那种神秘而模糊的“最广泛的民主基础上的君主制”。“在两院制基础上的君主立宪以及由两院和国王共同行使立法权”——他把自己的有鼓舞力的前辈的神秘莫测的口号变为这样一个冷酷的公式。
马克思：《资产阶级和反革命》，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135页。
“恢复被破坏了的信任”，在汉泽曼口中就意味着：镇压无产阶级中和一切社会阶层中的一切政治运动，因为这一阶级和这些阶层的利益并不是直接同自认为掌握国家政权的那个阶级的利益相一致的。因此，汉泽曼在主张“恢复被破坏了的信任”的同时，还提出要“加强国家权力”。不过他把这种“国家权力”的本质搞错了。他本来想要加强为信用服务即为资产阶级的信任服务的国家权力，而与阶级的利益相一致的。而实际上他只是加强了由于不享有任何信用因而要求信任，并且在特别困难的场合下诉诸霰弹的国家权力。他本来想要节省资产阶级权力的生产费用，结果反而使资产阶级为普鲁士封建权力的复辟付出了亿万的沉重代价。
马克思：《资产阶级和反革命》，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137页。
秩序党在其反对人民的斗争中不得不经常加强行政权的力量。行政权一加强，它的执有者波拿巴的地位也就加强了。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122页。
在资产阶级的政治舞台上，真正是“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各党派以国家权力为目标，相互争夺。山岳派和吉伦特派是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两个政治派别。山岳派是法国国民公会中的左翼民主主义集团，以其席位在会场的最高处而得名。该派主张铲除专制制度和封建主义，是当时的革命阶级——资产阶级的最坚决的代表。其领袖是马.罗伯斯比尔、让·保·马拉、若·雅·丹东、路·安·圣茹斯特等。吉伦特派代表共和派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和农业资产阶级，主要是外省资产阶级的利益，其领袖是雅·皮·布里索、皮·维·韦尼奥、罗兰夫妇、让·安·孔多塞等。吉伦特派动摇于革命和反革命之间，走同王党勾结的道路，最终变成了反革命力量。
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确实领导了革命运动，而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却不想通过革命而是想通过同王权达成和平协议的办法来取得政权。马克思指出，康普豪森和汉泽曼在革命中采取的立场不能用这些政治活动家的个人品质来释，而应该用他们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物质利益来解释。普鲁士的资产阶级由于害怕觉醒起来的无产阶级，不惜向旧社会势力作任何妥协。资产阶级无论如何要保存“法制基础”，因此拒绝向封建社会势力作坚决斗争，而把稍加改头换面的旧的地主官僚国家保存下来。由于害怕资产阶级所有制受到侵害，普鲁士资产阶级力求保存封建所有制，从而抛弃了它在同封建主义的斗争中必不可少的同盟者——农民。这样它便预决了自己的必然失败，而为反革命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恩格斯用很大篇幅分析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领袖们的作用，指出这些人，每当革命的紧要关头就表现出政治上的近视、怯懦和动摇，从而使革命遭到失败。恩格斯抨击小资产阶级领袖们的“议会迷”，抨击他们迷信议会制度万能，而不想越出宪法的范围，不敢依靠人民，不敢依靠武装群众的支持。恩格斯指出，工人阶级是革命的最彻底的真正的战斗力量，他们“是代表整个民族的真正的和被正确理解的利益的”。
马克思以第二共和国时期活跃于法国政治舞台上的资产阶级政党和小资产阶级政党的活动为例，指出应该把这些或那些政党的言论和幻想同他们真正的性质严格区别开来。同时，马克思预先警告说要反对这样一种庸俗的观念：好像一个阶级的思想家本人在实际中一定要按这个阶级固有的生活方式生活。所以，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无须一定是小店主。使他们成为小资产阶级的代表的是他们的同小资产阶级生活范围狭隘性相适应的理论见解，因此，他们在理论上的任务和决定，也就和小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在实际上促使小资产阶级去做的一样。“一般说来，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方面的代表人物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间的关系，都是这样。”
马克思在《“晨邮报”反对普鲁士。——辉格党和托利党》里，“把议会的任期改为七年的法令”，指1716年的议会法令（Septennial Act），这个法令从辉格党寡头政治的利益出发，把议会任期从3年增加到7年。
“最近的习艺所法”，是指《济贫法》。是1834年通过的法律，它只允许用一种方式来帮助贫民，就是将他们安置在习艺所中，习艺所的制度同从事苦役的牢狱中的制度不相上下，人民称之为“穷人的巴士底狱”。济贫法所追求的目的是强迫贫民同意在艰苦的劳动条件下到工厂里去做工，从而为工业资产阶级增加廉价劳动力的数量。
3.社会主义新政权和新法制
马克思在反对封建的等级代表制度的同时，也努力探索一种适应历史要求、代表人民利益的政治制度。在《莱茵报》编辑部为《评〈汉诺威自由主义反对派的失误〉》一文所加的按语中，针对汉诺威国王废除具有温和的自由主义性质的1833年宪法，使1819年宪法重新生效的事件，马克思指出：“汉诺威的真正的自由主义今后的任务，既不是维护1833年的国家基本法，也不是退回到1819年的法律。它应该争取实现一种同更深刻、更完善和更自由的人民意识相适应的崭新的国家形式。”后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大量著作，系统阐释了他们所创造的摧毁旧政权旧法制的原理。(www.xing528.com)
列宁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摧毁旧政权旧法制的原理，创造性地为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的建立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整个世界，列宁主义闪烁着不灭光辉。
毛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摧毁旧政权旧法制的原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行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实现了中国特点的、充分反映时代特征的、社会主义的国家和法的理论和实践创新。毛泽东思想成为世界革命人民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旗帜、号角和指路明灯。
（1）为争取社会主义政权和法制而斗争
1.全德国宣布为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共和国。
2.凡年满21岁的德国人，只要未受过刑事处分，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3.发给人民代表薪金，使德国工人也有可能出席德国人民的国会。
4.武装全体人民。今后，军队同时也应当是劳动大军，使部队不再象以前那样光是消费，并且还能生产，而所生产出来的东西要多于它的给养费用。此外，这也是组织劳动的一种方法。
5.诉讼免费。
6.无偿地废除一切至今还压在农民头上的封建义务，如徭役租、代役租和什一税等等。
7.各邦君主的领地和其他封建地产，一切矿山、矿井等等，全部归国家所有。在这些土地上用最新的科学方法大规模地经营农业，以利于全社会。
8.农民的抵押地宣布为国家所有。这些抵押地的利息由农民缴纳给国家。
9.在租佃制流行的地区，地租或租金作为赋税缴纳给国家。
实行第6、7、8、9各条中提出的这些措施，是为了减轻农民和小租佃者所担负的社会义务和其他义务，同时也不致减少抵偿国家开支所需的资金，而且不使生产本身遭受损失。至于既不是农民，又不是租佃者的土地所有者是不参加任何生产的。因此他们的消费纯粹是挥霍。
10.成立国家银行来代替所有的私人银行，国家银行发行的纸币具有法定的比价。实行这一措施就能按照全体人民的利益来调节信用事业，从而破坏大金融资本家的统治。实行这一措施就能逐渐以纸币代替黄金和白银，使资产阶级流通的必要工具，即一般的交换工具减价，因而就有可能把黄金和白银用到对外贸易上去。最后，为了把保守的资产者的利益和政府的存在联系起来，这个措施也是必要的。
11.国家掌握一切运输工具：铁路、运河、轮船、道路、邮局等等。它们全部归国家所有，并且无偿地由无产阶级支配。
12.所有官员的薪金没有任何差别，只有有家眷的官员，即需求较大的人的薪金可以比别人高一些。
13.彻底实行政教分离。各教派牧师的薪金一律由各个自愿组织起来的宗教团体支付。
14.限制继承权。
15.实行高额累进税，取消消费品税。
16.建立国家工厂。国家保证所有的工人都有生活资料，并且负责照管丧失劳动力的人。
17.实行普遍的免费的国民教育。
为了德国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的利益，必须尽力争取实现上述各项措施。因为只有实现了这些措施，一直受少数人剥削，并且今后还有可能受少数人压迫的德国千百万人民，才能争得自己的权利和作为一切财富的生产者所应有的政权。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3～4页。
我们已经一步一步地考察过，农民、小资产者、社会的一般中等阶层如何逐渐站到了无产阶级方面，如何逐渐跟正式共和国处于公开敌对地位，以及他们如何被这个共和国当作敌人来对待。愤恨资产阶级专政，要求改造社会，要把民主共和机构保存起来作为实现这种改造的工具，团结在作为决定性革命力量的无产阶级周围，——这就是所谓社会民主党即红色共和国党的一般特征。这个“无政府党”——如它的敌人所称呼的——正和秩序党一样，是各种不同利益的一种联合。从稍微改良旧社会紊乱状态到推翻旧社会秩序，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到革命恐怖主义——这就是构成“无政府党”起点和终点的两个极端间的距离。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102页。
虽然“无政府党”中各个主要构成部分所持的社会主义思想，各因一定阶级或阶级集团所处经济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一般革命要求不同而有所不同，但它在一点上是一致的：这就是它宣布自己是解放无产阶级的手段，并把这个解放标榜为自己的目的。在某些人说来，这是故意骗人的，而在另外一部分人说来则是一种自我欺骗，因为这些人以为按照他们的需要改造过来的世界对于一切人都是最好的世界，以为它能实现一切革命要求和消除一切革命冲突。
隐藏在“无政府党”的声调大致相同的一般社会主义词句下的，首先有“国民报”、“新闻报”和“世纪报”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较为一贯地力求推翻金融贵族统治而使工商业免除旧有的束缚。这是代表工商业、农业利益的社会主义，这种利益因为与那班参加秩序党的工商业、农业巨头的私人垄断利益不相符合而受到他们摒弃。这种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也和任何其他一种社会主义一样，自然也吸引了一部分工人和小资产者。跟这种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不同的是本来意义的社会主义，即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Parexcellnce〔地道〕的社会主义。资本剥削这个阶级时主要是以债权人姿态出现的，所以这个阶级要求设立信贷机关；资本是以竞争来扼杀它的，所以它要求设立由国家维持的组合；资本是以集中来战胜它的，所以它要求施行累进税、限制继承权并由国家出资进行巨大工程以及采取其他各种强力抑止资本增长的措施。既然它梦想和平实现自己的社会主义，——至多也只容许再来一次短促的二月革命，——所以它自然就把未来历史过程想象为正在或已经由社会理想家协力或单独设计的种种体系的实现。于是这些社会主义者就成为折衷主义者或信奉着现有社会主义体系，信奉着空论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是只有当无产阶级尚未成长到自己那个自由历史运动以前，才在理论上代表着无产阶级的。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103～104页。
宪章主义目前的脱离纯粹政治党派的倾向，必然会使它那些由其社会本质所决定的特征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宪章主义和社会主义接近是不可避免的。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24页。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还不得不仅仅争得这样一些法律设施：这些设施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自然的法的补充物，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存在了，并且是充分地和全面地开展雇佣劳动同资本的阶级斗争所必需的。
既然沙皇专制制度就其本性来说不能不是无产者的解放运动的最凶恶和最危险的敌人，那么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最近的政治任务就是推翻君主制，代之以建立在民主宪法基础上的共和国。
列宁：《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的文献》，
《列宁全集》第6卷第190～191页。
有名的历史学家帕维尔·维诺格拉多夫先生发表在有名的自由派机关报《俄罗斯新闻》（8月5日）上的《政治书信》，最能说明问题了。他害怕的是人民推翻反动政权。他仇视专制制度，一心希望它被推翻，但是他预料到使俄国招致灭亡的不是保存专制制度，不是人民机体由于没有死去的君主政权寄生虫慢慢腐烂而遭到的毒害，而是人民的完全胜利。……
这位“客观的”历史学家不认为革命是人民的完全合法的权利，而认为仅仅是纠正反动派极端行为的罪恶的和危险的手段。在他看来，完全胜利的革命是“无政府状态”，完全胜利的反动则不是无政府状态，而只不过是稍微夸大了国家的某些必要的职能。他只知道君主“政权”，不知道别的“政权”，只知道资产阶级的“秩序”和“社会组织”，不知道别的“秩序”和“社会组织”。
列宁：《我国自由派资产者希望的是什么，害怕的是什么？》
《列宁全集》第11卷第228～229页。
以马克思主义学说为基础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这个完全的统治，并不是一下子就巩固起来的，而只是在同各种落后的学说如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作了长期斗争以后，才巩固起来的。大约30年以前，马克思主义就是在德国也还没有取得统治地位，当时在德国占优势的，老实说，是介于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的、混合的、折中的见解。而在罗马语国家，如法国、西班牙、比利时，在先进工人中最流行的学说是蒲鲁东主义、布朗基主义、无政府主义，这些学说所反映的显然是小资产者的观点而不是无产者的观点。
列宁：《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
《列宁全集》第12卷第37页。
我们承认并且建议代表大会承认：
（1）自由主义君主派的右翼（十月十七日同盟、法制党、工商党119等等）是地主和大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明显的反革命阶级组织，但是还没有同专制官僚机构最后达成瓜分政权的协议。无产阶级政党一方面要利用它们之间的这一尚未结束的矛盾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同时应该同这些政党进行最无情的斗争；
（2）自由主义君主派的左翼（民主改革党、立宪民主党等）是一些态度暧昧、经常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大资产阶级反革命派之间摇摆不定的阶级组织，它们一方面想依靠人民，另一方面又害怕人民的革命的自主活动，因此他们所追求的只限于建立一个走上正轨的、并受到君主制和两院制保护而免遭无产阶级侵犯的资产阶级社会；社会民主党应该利用这些政党的活动对人民进行政治教育，拿它们的虚假的民主谎言同无产阶级的彻底的民主主义相比较，无情地揭穿它们所散布的立宪幻想；
（3）革命民主派的政党和组织（社会革命党、农民协会、一部分半工会和半政治性的协会等）比较最能反映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广大群众的利益和观点，坚决反对地主土地占有制和农奴制国家，力求彻底实行民主，使自己的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任务具有朦胧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外衣；社会民主党认为有可能而且有必要同这些政党达成战斗协议，同时坚定不移地揭穿它们的假社会主义的性质，同它们那种企图掩盖无产阶级和小业主之间的阶级对立的倾向作斗争。
列宁：《提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策略纲领》，
《列宁全集》第12卷第209页。
单纯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大多数还不解决也不可能解决任何问题，因为只有资产阶级或者无产阶级对他们的领导，才能使千百万分散的农村小业主的行动具有组织性，具有政治自觉性，具有取得胜利所必需的集中性。……
任何资本主义国家，包括俄国在内，基本上分为三种根本的主要的力量，即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大家都谈论第一种力量和第三种力量，都承认这两种力量，但是对第二种力量却不愿意从经济上、政治上和军事上去冷静地估计，而这种力量在人数上恰恰是占大多数！
列宁：《论立宪幻想》，
《列宁全集》第32卷第25页。
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或者是在一场流血的战争中消灭富人、阿夫克森齐耶夫分子、切尔诺夫分子、马斯洛夫分子等等。或者是他们同意：只要反对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和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这两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决定的人以农民的名义在立宪会议上出现，就要改选出席立宪会议的农民代表。农民同志们！是你们说话的时候了！是你们说出决定性意见的时候了！
列宁：《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告农民书草稿》，
《列宁全集》第33卷第156页。
（2）多数人对少数人统治的新政权新法制
这个力量依靠的是什么呢？依靠的是人民群众。这就是这个新政权同过去一切旧政权的旧机关的基本区别。后者是少数人压迫人民、压迫工农群众的政权机关。前者则是人民即工人和农民压迫少数人，压迫一小撮警察暴力者，压迫一小撮享有特权的贵族和官吏的政权机关。这就是压迫人民的专政同革命人民的专政的区别，布兰克先生和基泽韦捷尔先生，请好好记住这一点！旧政权是少数人的专政，它只有靠警察的手腕，只有靠排斥和排挤人民群众，不让他们参加政权，不让他们监督政权，才能维持下去。旧政权一贯不信任群众，害怕光明，靠欺骗来维持。新政权是大多数人的专政，它完全是靠广大群众的信任，完全是靠不加任何限制、最广泛、最有力地吸引全体群众参加政权来维持的。丝毫没有什么隐私和秘密，根本不拘什么条条和形式。
列宁：《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
《列宁全集》第12卷第287页。
推翻专制制度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要沙皇放弃无限权力，人民有权选举自己的代表来颁布法律，监督官吏的行为，监督国家资财的收支。这种由人民参与立法和管理的管理形式叫作立宪管理形式（宪法是人民代表参与立法和管理国家的法律）。总之，推翻专制制度就是用立宪管理形式来代替专制管理形式。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
《列宁全集》第4卷第220页。
临时政府（即不适当地被称为公社的临时政府）的目的被宣布为“专门”扩大起义和瓦解政府。“专门”这个字眼，按其本意说来，就是排除其他一切任务，是主张“只从下面”行动的荒谬理论的复活。这样排除其他任务，仍然是目光短浅和考虑欠周。“革命公社”，即革命政权，即使是在一个城市建立的，也不可避免地要执行（哪怕只是临时地、“局部地、暂时地”执行）一切国家事务；把脑袋藏在翅膀底下，闭眼不看这个问题，就是愚蠢到极点。
这个政权要用法律规定八小时工作制，建立工人监督工厂的制度，举办免费的普及教育，实行法官选举制，成立农民委员会，等等，——总而言之，它一定要实行许多改革。把这些改革归结为“促使起义扩大”这样一个概念，就是玩弄字眼，把需要完全弄清楚的问题故意弄得更不清楚。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列宁全集》第11卷第64页。
由自由民族组成的各种单独的联邦将会愈来愈紧密地聚集在革命的俄罗斯的周围。这种联邦既不靠欺骗又不靠武力，而将完全自愿地发展起来，因此它是不可摧毁的。这种联邦之所以不可摧毁，其最好的保证就是我们在这里创造的那些法律和国家制度。
列宁：《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文献》，
《列宁全集》第33卷第288页。
如果苏维埃取得政权，那就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国家了。这样的国家政权，而且是能长久维持的政权，在世界上还从来没有过，但世界整个工人运动已在向它接近。这正是巴黎公社类型的国家。这种政权就是专政，就是说，它不是依靠法律，不是依靠形式上的多数人的意志，而是直接依靠暴力。暴力是政权的工具。苏维埃究竟怎样运用这种政权呢？是否要回到依仗警察来进行管理的老路，是否要借助旧的政权机关来进行管理呢？在我看来，苏维埃是不能这样做的，无论如何苏维埃面临的直接任务是建立一个非资产阶级的国家。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文献》，
《列宁全集》第29卷第352页。
两个政权并存是怎么回事呢？就是除临时政府即资产阶级政府外，还形成了另一个尽管还很软弱、还处于萌芽状态、但毕竟确实存在而且在日益成长的政府，即工兵代表苏维埃。这另一个政府的阶级成分是什么呢？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穿了军装的农民）。这个政府的政治性质怎样呢？它是革命的专政，就是说，是这样的一个政权，它直接依靠用革命的方法夺取，依靠下面人民群众的直接的创举，而不依靠集中的国家政权颁布的法律。
这完全不是欧美先进国家中迄今最常见的那种一般类型的资产阶级议会制民主共和国政权。人们总是忘记这一点，不深入思考这一点，而这却是全部实质的所在。
列宁：《论两个政权》，
《列宁全集》第29卷第131页。
这个政权和1871年的巴黎公社是同一类型的政权，其基本标志是：①权力的来源不是议会预先讨论和通过的法律，而是来自下面地方上人民群众的直接的创举，用流行的话来说，就是直接的“夺取”；②用全民的直接武装代替脱离人民的、同人民对立的机构即警察和军队；在这种政权下，国家的秩序由武装的工农自己，即武装的人民自己来维持；③官吏，官僚，或者也由人民自己的直接政权取代，或者至少要接受特别的监督，变成不仅由人民选举产生、而且一经人民要求即可撤换的官吏，处于普通的受委托者的地位；他们从占有能领取资产阶级高薪的“肥缺”的特权阶层，变为特殊“兵种”的工人，其报酬不超过熟练工人的一般工资。
列宁：《论两个政权》，
《列宁全集》第29卷第131～132页。
群众性罢工和武装起义自然而然地把革命政权问题和专政问题提上了日程，因为采用这两种斗争方式必然导致（首先在地方范围内）驱逐旧政权、无产阶级和各革命阶级夺取政权、驱逐地主，有时还会夺取工厂，如此等等。这一时期的群众性革命斗争创造了世界历史上前所未见的组织——工人代表苏维埃，以及后来的士兵代表苏维埃、农民委员会等等。这一事实表明，现在全世界觉悟工人所注意的一些基本问题（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1905年末就已经在实践中提出来了。
列宁：《关于专政问题的历史》，
《列宁全集》第39卷第368～369页。
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是无产阶级在德国革命中的具体纲领。“要求”是从革命的基本历史任务出发的，因为德国人民以后的命运要取决于这些任务的解决。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看作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序幕，因此他们在“要求”中还拟定了一系列过渡措施。“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是把《共产党宣言》中的一般原理具体运用于一个国家的特殊情况，即运用于1848～1849年德国革命情况的第一个范例。
“要求”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3月21日至29日之间在巴黎写成的。这些要求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刚开始的德国革命中的政治纲领。“要求”是作为指示性的文件分发给回国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在革命的进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拥护者竭力在人民群众中宣传这个纲领性的文件。1848年9月10日以前，“要求”在科伦印成了传单并分发给莱茵省一些地方的科伦工人联合会的会员。1848年10月在柏林召开的第二届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上，科伦工人联合会的代表博伊斯特以社会问题处理委员会的名义，建议通过一个纲领，这个纲领中的措施几乎完全摘自“要求”。1848年11月和12月在科伦工人联合会的各次会议上，曾讨论过“要求”中的个别条文（特别是第1条和第4条）。1848年底或1849年初“要求”在莱比锡由魏勒印成小册子。
列宁在《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里，提到“蒲鲁东主义”和“布朗基主义”。
蒲鲁东主义是以法国无政府主义者皮.约.蒲鲁东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蒲鲁东主义从小资产阶级立场出发批判资本主义所有制，把小商品生产和交换理想化，幻想使小资产阶级私有制永世长存。它主张建立“人民银行”和“交换银行”，认为它们能帮助工人购置生产资料，使之成为手工业者，并能保证他们“公平地”销售自己的产品。蒲鲁东主义反对任何国家和政府，否定任何权威和法律，宣扬阶级调和，反对政治斗争和暴力革命。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这部著作中，对蒲鲁东主义作了彻底的批判。列宁称蒲鲁东主义为不能领会工人阶级观点的市侩和庸人的痴想。蒲鲁东主义被资产阶级的理论家们广泛地利用来鼓吹阶级调和。
布朗基主义是19世纪法国工人运动中的革命冒险主义的思潮，以路.奥.布朗基为代表。布朗基主义不了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忽视同群众的联系，而主张用密谋手段推翻资产阶级政府，建立革命政权，实行少数人的专政。列宁指出，布朗基主义者期待不通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通过少数知识分子的密谋使人类摆脱雇佣奴隶制。
列宁在《提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策略纲领》里提到一些党派，列宁认为，我们把社会民主党（2人）、立宪民主党（304人）、民主改革党（4人）、进步派（59人）、混合的自由派分子（17人）、犹太平等联盟143（3人）和波兰民族主义者144（7人）划为左派。把十月党人（124人）、工商党（51人）、立宪君主党（7人）、法制党（5人）、右派145（49人）和君主派146（54人）划为右派。
列宁的《论两个政权》，写于1917年4月9日。1917年4月4日即回到俄国的第二天，他先后在出席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的会议上和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代表的联席会议上宣读并逐条讲解他草拟的一个提纲，这就是著名的《四月提纲》。《四月提纲初稿》是1917年4月3日写的，列了7个方面的问题。《四月提纲》发表后遭到一切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的激烈反对。布尔什维克党党内也出现一些异议。加米涅夫发表《我们的分歧》等文来反对《四月提纲》，断言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没有完成，俄国还没有成熟到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程度。为了执行中央委员会关于公开讨论《四月提纲》的决定，列宁写了小册子《论策略书》，深刻地分析了两个政权并存的特殊政治局面，论证了如何结束这种局面的策略原则，批驳了加米涅夫的错误观点。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要求对每个历史关头的阶级对比关系和具体特点作出经得起客观检验的最确切的分析，而不是死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按照旧的方式，先是资产阶级的统治，然后才可能有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但是，实际生活中，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同时出现的工兵代表苏维埃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这正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的现实生活中的确切事实。
列宁在《论两个政权》里提到的“苏维埃政权”的情况是，“俄国当前形势的特点是从革命的第一阶段向革命的第二阶段过渡，第一阶段由于无产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程度不够，政权落到资产阶级手中，第二阶段则应当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列宁指出：苏维埃是俄国革命中产生的新的最好的国家形式，无产阶级不要议会制共和国，而要从下到上遍及全国的工农代表苏维埃的共和国；只要布尔什维党还处于少数地位，就应当揭露临时政府的谎言，不给临时政府任何支持，应当耐心地向群众宣传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必要性。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在苏维埃中争取多数，这就是列宁后来所说的革命和平发展时期的策略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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