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摧毁旧政权与法制

1.革命发生的动因

任何革命都是阶级革命，否则，谈不上革命。阶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行动。封建阶级推翻奴隶主阶级、资产阶级推翻封建阶级是这样，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也是这样。随着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矛盾的尖锐化，为了保护一种所有制以反对另一种所有制，才有可能通过革命推动社会进步和历史前进。

革命不能预先随心所欲地制造，革命在任何地方都是完全不以个别政党和整个阶级的意志和领导为转移的各种情况的必然结果。

列宁说明：革命理论是不能臆造出来的，它是从世界各国的革命经验和革命思想的总和中生长出来的；这种理论在19世纪后半期形成，它叫作马克思主义；谁如果不同歪曲这种理论的行为进行无情的斗争，谁就不能做一个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考茨基的所谓“超帝国主义”，指各国的帝国主义的国际联合。考茨基认为这种联合似乎能够消除战争、政治动荡等等。他得出这样的结论：资本巨头在全世界联合成一个统一的世界托拉斯，用实行国际联合的金融资本代替各个国家的彼此分离的金融资本之间的竞争和斗争，这样的日子已经不很远了。列宁认为宣扬“超帝国主义论”不过是企图回避欧洲已经到来的帝国主义时代、缓和帝国主义的矛盾。列宁指出：毫无疑问，当时正朝着一个包罗一切企业和一切国家的、唯一的世界托拉斯的方向发展；但这种发展是在经济的以及政治、民族等等的矛盾、冲突和动荡之下进行的，在还没有出现一个统一的世界托拉斯即各个不同国家的金融资本实行的“超帝国主义的”世界联合时，帝国主义就必然会崩溃。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多次批判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暴力革命是大陆各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唯一可能的手段，但是在当时条件下，他们认为英国是例外。他们估计到当时英国的一些特点，例如英国同法国和大陆上的其他国家相反，没有发达的军事官僚的国家机关，并且还有这样一种情况，就是英国居民的大部分是无产阶级。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英国工人阶级有可能通过和平的道路取得政权，其办法就是实行普选权，采取激进的措施来改造议会制度和使英国整个政治制度完全民主化。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这个前景出发而对宪章派的普选权口号作了评价，但是他们认为英国无产阶级还有通过非和平的道路来夺取政权的另外一种可能性。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英国无产阶级取得胜利的主要条件是它的政治觉悟和组织性的提高以及一个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斗争采取和平方式还是暴力方式不决定于阶级的愿望，而决定于客观的历史条件。只有在统治阶级不使用暴力阻碍历史发展的情况下，和平方式才是可能的。“但是‘和平的’运动一遇到同旧秩序利害相关的人的反抗，仍然会变成‘暴力的’。”当时的俾斯麦政府正是“企图以暴力镇压它所不喜欢的、而从法律观点是无懈可击的发展。这就必然要产生暴力革命”。另一方面，马克思在揭露俾斯麦政府利用谋刺皇帝事件诬陷德国社会民主党时，强调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同无政府主义分子毫无共同之点，并对无政府主义进行了有力的批判。

经典作家的话也是说给今天的。任何统治阶级都是武装到牙齿的，总是把暴力提到日程。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只是反对金融资本的巧取豪夺，限于法律规定的公民民主范围，谈不上什么革命。然而，却遭到统治当局的残酷镇压。从世界范围说，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不经过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能的。

（1）革命以社会要求为背景

欧洲各国现有的政治制度，都是革命的产物。法制基础、历史性的法、法制到处被千百次地破坏着或者是整个被抛弃。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238页。

把革命的发生归咎于少数煽动者的恶意的那种迷信时代，是早已过去了。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任何地方发生革命震动，总是有一种社会要求为其背景，而腐朽的制度阻碍这种要求得到满足。要求也许还未被人强烈地普遍地感觉到，因此还不能立即得到胜利；但是，如果企图用暴力来压制这种要求，那只能使它愈来愈强烈，直到最后把它的枷锁打碎。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5～6页。

被压迫阶级的存在就是每一个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社会的必要条件。因此，被压迫阶级的解放必然意味着新社会的建立。要使被压迫阶级能够解放自己，就必须使既得的生产力和现存的社会关系不再继续并存。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革命因素之组成为阶级，是以旧社会的怀抱中所能产生的全部生产力的存在为前提的。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97页。

英国的宪章主义者将第一个奋起，因为正是在英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最为激烈。为什么这个斗争最为激烈呢？因为由于现代工业，由于运用机器，英国一切被压迫阶级已经汇合成为一个具有共同利益的庞大阶级，即无产阶级；因为对方阵营里的一切压迫阶级也由此联结成为一个阶级，即资产阶级。这样，斗争便简单化了，因此只要一次强有力的打击就能解决这次斗争。难道不是这样吗？贵族在英国已不再拥有任何权力，独揽大权的是资产阶级，贵族还是受资产阶级庇护的。跟资产阶级对抗的是众志成城的广大人民群众，他们战胜统治者资本家的时刻已日益临近了。消灭过去分隔工人各个阶层的那种利益分歧，使所有工人的生活水平趋于均衡，这一切你们均应归功于机器生产；没有机器生产就不会有宪章运动，即使机器生产使你们的现状恶化，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的胜利才有可能。

马克思恩格斯：《论波兰》，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11页。

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一般可能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还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发生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大陆的秩序党各派的代表目前所进行的无休止的争吵是彼此为了使对方丢丑，而决不能导致新的革命；相反的，这种争吵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目前社会关系的基础十分巩固——这一点反动派并不清楚——，十分资产阶级化。一切想阻止资本主义发展的反动企图都会好像民主主义者们的一切道义上的愤懑和热情的宣言一样，必然会被这个基础碰得粉碎。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但是新的革命的来临像新的危机的来临一样是不可避免的。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114页。

迄今所发生的一切革命，都是为了保护一种所有制以反对另一种所有制的革命。它们如果不侵犯另一种所有制，便不能保护这一种所有制。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是牺牲封建的所有制以拯救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在梭伦所进行的革命中，应当是损害债权人的财产以保护债务人的财产。债务简单地被宣布无效了。详情我们虽然不太清楚，但是梭伦在他的诗中自夸说，他清除了负债土地上的抵押柱，使那些因债务而被出卖和逃亡到海外的人都重返家园。这只有通过公开侵犯财产所有权才能做到。的确，一切所谓政治革命，从头一个起到末一个止，都是为了保护一种财产而实行的，都是通过没收（或者也叫做盗窃）另一种财产而进行的。所以毫无疑问，二千五百年来私有制之所以能保存下来，只是由于侵犯了财产所有权的缘故。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31页。

（2）发生革命的根本原因

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对现存社会制度的不合理和不公平、对“理性化为无稽，幸福变成苦痛”的日益清醒的认识，只是一种征象，表示在生产方法和交换形式中已经静悄悄地发生了变化，适合于早先的经济条件的社会制度已经不再和这些变化相适应了。同时这还说明，用来消除已经发现的弊病的手段，也必然以多少发展了的形式存在于已经发生变化的生产关系本身中。这些手段不应当从头脑中发明出来，而应当通过头脑从生产的现成物质事实中发现出来。

恩格斯：《反杜林论》，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92页。

力学的定律告诉我们：作用和反作用相等。在历史上，革命的破坏力量如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是以自由趋向所受到的压迫如何厉害和如何长久为转移，以古老的“上层建筑”和现代的新生力量的矛盾如何深刻为转移。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列宁全集》（第1版）第9卷第42页。

尔·姆·没有指出现代社会主义提出的实现社会主义的方法即由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而只是说把生产转归他们（工人）进行社会管理或由民主化的社会政权管理，而社会政权民主化的“方法是让他们〈工人〉积极参与工厂的一切事务会议，参加仲裁法庭，参加一切制定有关工人的法律的各种会议和委员会，参加社会自治机关，以及参加国家的总的代表机关”。由此可见，《工人思想报》的编辑们只是把用和平的方法能够得到的算作工人社会主义，而排除了革命的方法。这种缩小社会主义和把它变成庸俗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做法，又是背弃俄国全体社会民主党人和绝大多数欧洲社会民主党人的观点而倒退了一大步。当然，工人阶级但愿和平地取得政权（我们早就说过，只有受过阶级斗争锻炼的有组织的工人阶级才能这样取得政权），但是无论从理论上或从政治实践的观点来看，无产阶级放弃用革命的方法夺取政权，就是轻率的行为，就是对资产阶级和一切有产阶级的可耻让步。资产阶级不会对无产阶级实行和平的让步，一到紧要关头，他们就会用暴力保卫自己的特权，这是很可能的，甚至是极其可能的。那时，工人阶级要实现自己的目的，除了革命就别无出路。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

《列宁全集》第4卷第230页。

改良就是在保持统治阶级统治的条件下从统治阶级那里取得让步。革命就是推翻统治阶级。因此，改良主义的纲领通常是罗列许多条。我们的革命的纲领其实只有一条，就是推推翻地主资本家的压迫，推翻他们的政权，使劳动群众得到解放。

列宁：《答美国记者问》，

《列宁全集》（第1版）第29卷第471页。

（3）只有暴力革命才能推翻旧政权旧法制

在杜林先生看来，暴力是绝对的坏事，按他的意见，第一次的暴力行动就是原罪，他的全部叙述只是哀诉这一暴力行为怎样作为原罪玷污了到现在为止的全部历史，一切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怎样被这种恶魔力量即暴力可耻地歪曲了。暴力在历史中还起着另一种作用，革命的作用；暴力，用马克思的话说，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它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

恩格斯：《反杜林论》，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00页。

三月革命只是改组了政治上层，而没有触动它的全部基础：旧官僚制度、旧军队、旧检察机关和那些从生到死终身为专制制度服务的旧法官。目前报刊的首要任务就是破坏现存政治制度的一切基础。

马克思：《“新莱茵报”审判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278页。

六月和十月的日子以后的无结果的屠杀，二月和三月以后的无止境的残害，——仅仅这种反革命的残酷野蛮行为就足以使人民相信，只有一个方法可以缩短、减少和限制旧社会的凶猛的垂死挣扎和新社会诞生的流血痛苦，这个方法就是实行革命的恐怖。

马克思：《反革命在维也纳的胜利》，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543页。

凡是反革命当局用暴力手段阻挠这些安全委员会成立和活动的地方，都应当用一切暴力手段来还击暴力。消极反抗应当以积极反抗为后盾。否则这种反抗就像被屠夫拉去屠宰的牛犊的反抗一样。

马克思：《艾希曼的命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38页。

没有暴力，没有坚定不移的无情手段，历史上任何事情都是不会成功的。如果亚历山大、凯撒和拿破仑也是一些像泛斯拉夫主义者现在为了维护其衰弱不堪的被保护人而要求的那种软心肠人，那历史会是什么样子呢！而波斯人、赛尔特人和日耳曼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的居民在哪方面不如捷克人、奥古林人和奥地利边防军马队呢？

恩格斯：《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333页。

我现在正好在读汉斯.弥勒的那篇东西，但还没有读完。他竟断言，暴力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革命的，从来都不是反动的；这头蠢驴不懂得，如果没有必须加以反对的反动的暴力，也就谈不上什么革命的暴力；要知道，对那些根本无须推翻的是不能进行革命的。

恩格斯：《致奥·倍倍尔》，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489～490页。

无产阶级不通过暴力革命就不可能夺取自己的政治统治，即通往新社会的唯一大门，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要使无产阶级在决定关头强大到足以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必须（马克思和我从1847年以来就坚持这种立场）组成一个不同于其他所有政党并与它们对立的特殊政党，一个自觉的阶级政党。

恩格斯：《致格·特利尔》，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321页。

在历史上，没有一个阶级斗争的问题，不是用暴力来解决的。如果暴力是劳动群众和被剥削群众用来反对剥削者的暴力，那末我们是拥护种暴力的！（掌声如雷）有些人有意无意地站在资产阶级方面，或者被资产阶级吓得非常惊慌，被资产阶级的统治压迫得非常厉害，以致于他们现在一看见这种空前尖锐的阶级斗争，就张皇失措，痛哭流涕，忘记了自己的一切前提，向我们提出了不可接受的要求，要求我们社会主义者不同剥削者进行斗争，不镇压剥削者的反抗而去取得完全胜利。这些人的哀号，丝毫不会使我们感到不安。

列宁：《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

《列宁全集》（第1版）第26卷第430页。

社会主义反对对民族使用暴力。这是无可争辩的。而且社会主义还一般地反对对人使用暴力。但是，除了信基督教的无政府主义者和托尔斯泰主义者以外，谁也没有由此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反对革命暴力。可见谈一般“暴力”，而不分析区别反动暴力和革命暴力的条件，那就成了背弃革命的市侩，或者简直是用诡辩来自欺欺人。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

《列宁全集》第35卷第287页。

马克思在《“新莱茵报”审判案》里提到“三月革命”。马克思总结了半途而废的三月革命，证明坚持“法制基础”和臭名昭彰的“协商论”的必然结果，一定是尖锐的政治冲突。这个冲突果然于1848年11月在普鲁士爆发，而以12月5日的政变告终。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用革命方法统一德国的主要内部障碍是霍亨索伦王朝的反动普鲁士君主制度，这是旧的、封建社会腐朽力量的堡垒。“霍亨索伦王朝的丰功伟绩”“普鲁士新宪法”“新的军法宪章”“告我的人民”及其他文章，鲜明地描述了执政的普鲁士王朝靠掠夺、欺诈、暴力起家的历史，指出了它在窒息人民解放运动中所起的卑鄙作用。

在普鲁士反革命政变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更加坚信自己的看法：欧洲革命的命运不决定于经济落后的德国，只能决定于当时欧洲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法国和英国。马克思在总结欧洲革命时得出结论说：“1848年革命运动的主要成果不是人民赢得了东西，而是他们失去了东西——他们丢掉了幻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普鲁士反革命政变之后所写的全部文章，都对胜利的法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临近充满了希望，因为这次革命会推动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各国革命高潮的出现。这个新的高潮，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期待的那样，应当导致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完成和向无产阶级革命的转变。

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中国革命的胜利，都是通过暴力革命取得的。列宁在《在各省肃反委员会第四次代表会议上的讲话》里明确指出：我们在十月革命以前和以后都坚持这样的观点：没有革命的暴力，新制度就不可能产生。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问题》里明确指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还指出：帝国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只有用枪杆子的力量才能战胜武装的资产阶级和地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可能改造。我们是战争消灭论者，我们是不要战争的；但是只能经过战争去消灭战争，不要枪杆子必须拿起枪杆子。

毛泽东特别强调帝国主义时代用战争去消灭战争的问题。我们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这是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走向胜利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帝国主义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各国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是不可避免的。在所谓“和平发展的新时代”，世界没有一天安宁的日子，帝国主义没有一天停止过发动战争，就是明证。

当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正在从低潮走出。“21世纪社会主义”，是企图使工人阶级通过选举取得政权，以实现社会主义的一种理论设计。实践证明，取得政权后，不是采取剥夺资产阶级生产资料的办法，而是对私有制和旧社会制度修修补补的办法，对贫苦大众施舍和小恩小惠的办法，根本不能动摇资本主义的根基，而且，必然出现失败下台的后果。“21世纪社会主义”，只能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或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当然，这种社会主义，或许能够满足和稀释小资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的愤懑情怀。

2.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

政权是革命的根本问题，也是国家存在和发展的根本问题；政权在哪个阶级手里，这一点决定一切；有政权就有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这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基本观点。

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在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斗争中利用资产阶级的国家组织，在无产阶级革命的过程中摧毁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无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并利用它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

资产阶级回避谈论政权，不是因为政权问题不重要，而是利用避谈的办法进行欺骗，把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引向歧途。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所提出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同资产阶级国家的关系的原理，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政治意义。在这里，马克思根据革命的经验和教训得出了重要的结论，丰富了关于国家，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马克思以法国历史为例揭示了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特征和各种不同的形式，并且得出结论说：一切资产阶级革命都没有动摇还在君主专制时期就已形成的集中的军事官僚国家机器，而是使它更适合于镇压被剥削阶级，“一切变革都是使这个机器更加完备，而不是把它毁坏”。无产阶级革命所需要的是完全不同类型的政权和国家，决不能原封不动地保留这种寄生性和剥削性的镇压群众的工具。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在对付旧的国家机器方面的任务，就是要“集中自己的全部破坏力量”来对付旧的国家机器并加以摧毁。

（1）阶级革命的目的在于夺取阶级统治

无论从革命这一概念的严格科学意义来讲，或是从实际政治意义来讲，国家政权从一个阶级手里转到另一个阶级手里，都是革命首要的基本的标志。

列宁：《论策略书》，

《列宁全集》（第1版）第24卷第24页。

普鲁士的三月革命既不应该和1648年的英国革命混为一谈，也不应该和1789年的法国革命混为一谈。

在1648年，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结成了同盟反对君主制度，反对封建贵族和反对占统治的教会。(www.xing528.com)

在1789年，资产阶级和人民结成了同盟反对君主制度、贵族和占统治地位的教会。

1789年的革命只有1648年的革命来做它的原型（至少就欧洲来说），而1648年的革命则只有尼德兰人反对西班牙的起义来做它的原型。这两次革命中的每一次革命都比自己的原型前进了一个世纪；不仅在时间上是如此，而且在内容上也是如此。

在这两次革命中，资产阶级都是实际上领导运动的阶级。无产阶级和那些不属于资产阶级的城市居民阶层，不是还没有与资产阶级不同的任何单独的利益，就是还没有组成为一些独立发展的阶级或一个阶级的几个部分。因此，在它们起来反对资产阶级的地方，例如1793年和1794年在法国，它们只不过是为实现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斗争，虽然它们采用的是非资产阶级的方式。全部法兰西的恐怖主义，无非是用末消灭资产阶级的敌人，即消灭专制制度、封建制度以及市侩主义的一种平民方式而已。

1648年的革命和1789年的革命，并不是英国的革命和法国的革命；这是欧洲范围的革命。它们不是社会中某一阶级对旧政治制度的胜利；它们宣告了欧洲新社会的政治制度。资产阶级在这两次革命中获得了胜利；然而，当时资产阶级的胜利意味着新社会制度的胜利，资产阶级所有制对封建所有制的胜利，民族对地方主义的胜利，竞争对行会制度的胜利，财产分配制对长子继承制的胜利，土地所有者支配土地制对土地所有者隶属于土地制的胜利，教育对迷信的胜利，家庭对宗族的胜利，进取精神对游侠怠惰风气的胜利，资产阶级法权对中世纪特权的胜利。1648年的革命是十七世纪对十六世纪的革命，1789年的革命是十八世纪对十七世纪的胜利。这两次革命不仅反映了它们本身发生的地区即英法两国的要求，而且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整个世界的要求。

普鲁士的三月革命却完全不是这样。

二月革命在事实上消灭了君主立宪政体，在思想上消灭了资产阶级政权。普鲁士的三月革命却要在思想上建立起君主立宪政体，在事实上建立起资产阶级政权。三月革命决不是欧洲的革命，它不过是欧洲革命在一个落后国家里的微弱的回声。它不仅没有超过自己的世纪，反而比自己的世纪落后了半世纪以上。它一开始就是一种继发性的现象，大家都知道，继发性病症比原发性疾病更难医治，并且对机体更加有害。当时的问题不是要建立一个新社会，而是要在柏林复活那种早已在巴黎死亡了的社会。普鲁士的三月革命甚至不是民族范围的、德意志范围的革命，它一开始就是普鲁士地方性的革命。维也纳起义、加塞尔起义、慕尼黑起义——总之任何省区发生的起义，都是同它并驾齐驱的，都同它争夺首位。

马克思：《资产阶级和反革命》，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124～126页。

在桌子开始跳舞以前不久，在中国，在这块活的化石上，就开始闹革命了。这种现象本身并不是什么特殊的东西，因为在东方各国，我们经常看到社会基础不动而夺取到政治上层建筑的人物和种族不断更迭的情形。

运动一开始就带着宗教色彩，但这是一切东方运动的共同特征。运动发生的直接原因显然是：欧洲人的干涉，鸦片战争，鸦片战争所引起的现存政权的震动，白银的外流，外货输入所引起的经济平衡的破坏，等等。看起来很奇怪的是，鸦片没有起催眠作用，反而起了惊醒作用。实际上，在这次中国革命中奇异的只是它的体现者。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

马克思：《中国记事》，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545页。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第一块主要的“基石”是什么呢？这就是：无产阶级是现代社会中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因此它在一切革命中都是先进的阶级。

列宁：《关于专政问题的历史》，

《列宁全集》第39卷第376页。

德国小市民对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要求，就只有一个意义：这个党应当成为像小市民自己那样的小市民的党，决不要参加革命，而只是忍受革命。但是通过反革命和革命取得政权的政府也提出这样的要求，那就只能意味着：当革命由俾斯麦为了俾斯麦及其同伙而进行的时候，它就是好的，但是，当革命为了反对俾斯麦及其同伙而进行的时候，它就是坏的。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在科伦陪审法庭面前”一书序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39页。

最后一个时期是1905—1908年。城市工人的比重从46.1%增加到47.4%。他们已经唤醒了农民群众。农民参加运动的比重增长得比所有其他阶级都快，从9%增长到24.2%，即几乎增长了两倍。农民已经超过了自由派知识分子和学生（22.9%5%）。脱离本阶级而没有固定阶级特性的人的比重更是微不足道了（5.5%）。自由派关于我国革命实质上是“知识分子的”革命的理论，其恶毒诬蔑的性质在这里表现得再清楚不过了。

列宁：《各等级和各阶级在解放运动中的作用》，

《列宁全集》第23卷第422页。

国家作为第一个支配人的意识形态力量出现在我们面前。社会创立一个机关来保护自己的共同利益，免遭内部和外部的侵犯。这种机关就是国家政权。它刚一产生，对社会来说就是独立的，而且它愈是成为某个阶级的机关，愈是直接地实现这一阶级的统治，它就愈加独立。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47页。

随着俄国的每一步发展，对政治自由的要求也日益迫切。俄国也像20世纪任何一个国家一样，没有政治自由是不能生存的。既然沙皇解散了前两届杜马并践踏了他自己的1905年10月17日宣言，难道还可以指望沙皇君主制实行政治改革吗？既然官吏们知道沙皇及其仆从会掩盖一切，因而都在嘲弄一切法律，难道可以设想在目前的俄国会实行政治改革吗？难道我们没有看到，昨天的伊利奥多尔和今天的拉斯普廷，昨天的托尔马乔夫和今天的赫沃斯托夫，昨天的斯托雷平和今天的马卡罗夫，怎样在沙皇本人或其亲属的庇护下践踏一切法律吗？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选举纲领》，

《列宁全集》第21卷第185～186页。

（2）政权在哪一个阶级手里，这一点决定一切

在阶级反对阶级的任何斗争中，斗争的直接目的是政治权力；统治阶级保卫自己的最高政治权力，也就是说保卫它在立法机关中的可靠的多数；被统治阶级首先争取一部分政治权力、然后争取全部政治权力，以便能按照他们自己的利益和需要去改变现行法律。

恩格斯：《工联》，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84页。

每一个力图取得统治的阶级，如果它的统治就像无产阶级的统治那样，预定要消灭整个旧的社会形态和一切统治，都必须首先夺取政权，以便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普遍的利益，而这是它在初期不得不如此做的。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8页。

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不弄清这一点，便谈不上自觉地参加革命，更不用说领导革命。

列宁：《论两个政权》，

《列宁全集》第29卷第131页。

毫无疑问，任何一个革命的最主要的问题都是国家政权问题。政权在哪一个阶级手里，这一点决定一切。

政权问题是不能回避、不能撇开不管的，因为这是一个根本问题，它决定着革命的发展和革命对内对外政策中的一切问题。

列宁：《革命的一个根本问题》，

《列宁全集》（第1版）第25卷第357页。

马克思在《中国记事》里说，“在桌子开始跳舞以前不久，在中国，在这块活的化石上，就开始闹革命了”中，“在桌子开始跳舞”，指19世纪50年代初欧洲、特别是德国，广泛迷信降神术。中国“开始闹革命”，指太平天国革命运动。

列宁高度关注中国的革命运动，寄希望于中国未来的无产阶级。列宁指出，只有革命人民群众的英雄主义才能“振兴”中国。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正在发挥农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从中正确地寻找振兴中国的道路。他认为：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无产阶级也将日益成长起来。它一定会建立起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而这个党在批判孙中山的小资产阶级空想时，一定会细心地挑选出他的政治纲领和土地纲领中的革命民主主义内核，并加以保护和发展。

列宁告诫革命人民，政权问题是不能回避、不能撇开不管的，因为这是一个根本问题，它决定着革命的发展和革命对内对外政策中的一切问题。

3.不同阶级革命有不同的政权和法制要求

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要区别在于：

资产阶级革命是资本主义经济形式在封建社会内部生长并成熟了的情况下发生的，无产阶级革命却是在现成的社会主义经济形式没有具备时开始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所欲建立的政权，是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革命所欲建立的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革命的基本任务是，夺取政权后建立资本主义社会，实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等资本主义化；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任务却是在夺取政权后，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形成社会主义经济，改造旧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

在政权和法制问题上，资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的要求，是决然不同的。资产阶级革命要求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和资本主义法制，无产阶级革命要求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法制。这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政权和法制。

（1）资产阶级革命的要求

资产阶级从自己的物质利益出发，必然要提出参与政权的要求。只有它自己才能利用各项法律来满足它的商业和工业的要求。它必然要从既不学无术而又妄自尊大的腐朽的官僚手中把照管它的这些“最神圣的利益”的权力夺取过来。它必然要要求监督国家财政的权利，因为它认为自己是财富的创造者。资产阶级在剥夺了官僚对所谓教育的垄断权以后，在意识到它在真正理解资产阶级社会要求方面优越于官僚以后，它也想获得同它的社会地位相称的政治地位。资产阶级为了达到它的目的，就必然要取得自由讨论自身利益、观点以及政府的行动的可能。它把这叫做“出版自由权”。它必然要取得毫无阻碍地结成社团的可能。它把这叫做“结社自由权”。同样，它必然要取得信仰自由等等，而这是自由竞争的必然后果。

马克思：《资产阶级和反革命》，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121页。

那班更机灵的奥尔良党人重又夺得了几乎一切国家要职，是中央集权制的扩大，而他们则是希望靠实行地方分权获得成功的。的确，反革命在用强力实行中央集权，即为革命造成一套机构。反革命既为银行券规定了强制的行价，于是就把法国的金银也都集中于巴黎银行，因而就为革命建造了一个现成的军用钱库。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102页。

其实，如果资产阶级从政治上即利用国家权力来“维持财产关系上的不公平”，它是不会成功的。“财产关系上的不公平”以现代分工、现代交换形式、竞争、积聚等等为前提，决不是来自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相反，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倒是来自这些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宣布为必然规律和永恒规律的现代生产关系。因此，当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必然消灭、从而也使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必然颠覆的物质条件尚未在历史进程中、尚未在历史的“运动”中形成以前，即使无产阶级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它的胜利也只能是暂时的，只能是资产阶级革命本身的辅助因素，如1794年时就是这样。所以，法国的恐怖统治所能起的作用，只是通过自己的猛烈锤击，象施法术一样把全部封建遗迹从法国地面上一扫而光。这样的事情是怯懦的资产阶级在几十年中也办不到的。因此，人民的流血牺牲只是给资产阶级扫清了道路。同样，如果资产阶级实行统治的经济条件没有充分成熟，君主专制的被推翻也只能是暂时的。人们为自己建造新世界，不是如粗俗之徒的成见所臆断的靠“地上的财富”，而是靠他们垂死的世界上历来所创置的产业。他们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首先必须创造新社会的物质条件，任何强大的思想或意志力量不能使他们摆脱这个命运。

马克思：《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31～332页。

（2）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

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要做到这一点，当然首先必须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强制性的干涉，采取这样一些措施，这些措施在经济上似乎是不够充分的和没有力量的，但是在运动进程中它们会越出本身，成为变革生产方式所不可避免的手段。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89～490页。

不容置疑的是：工人们、资产者、老朽的工联首领们、许多政治的或社会的派别和小宗派的首领们、以及那些想利用运动从中渔利的沽名钓誉者、钻营家和文学家，现在都确实地知道：真正的群众性的社会主义运动已在5月4日开始了。

恩格斯：《致奥·倍倍尔》，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00页。

总之，一旦我们掌握了政权，只要在群众中有足够的拥护者，大工业以及大庄园这种形式的大农业是可以很快地实现公有化的。其余的也将或快或慢地随之实现。而有了大生产，我们就能左右一切。

恩格斯：《致奥·伯尼克》，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44页。

我们的党一掌握了国家权力，就应该干脆地剥夺大土地占有者，就象剥夺工厂主一样。这一剥夺是否要用赎买来实行，这大半不是取决于我们，而是取决于我们取得政权时的情况，尤其是取决于大土地占有者老爷们自己的行为。我们决不认为，赎买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容许的；马克思曾向我讲过（并且讲过好多次！）他的意见：假如我们能用赎买摆脱这整个匪帮，那对于我们是最便宜不过的事情了。

恩格斯：《法德农民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85页。

马克思主义在这一段出色的论述里比在“共产党宣言”中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在该书中，国家问题还提得非常抽象，还只是最一般的概念和表述，而在这里，问题已经提得具体了，还做出了非常确切、肯定、实际而具体的结论：过去一切革命使国家机器更加完备，但是这个机器是必须打碎，必须摧毁的。这个结论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主要的基本的东西。

列宁：《国家与革命》，

《列宁全集》（第1版）第25卷第393页。

我国革命的三个主要阶段已经很清楚地显示出来了。第一个阶段是“信任”时期，是纷纷呈交各种请求书、请愿书和申请书，诉说立宪的必要性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公布立宪宣言、法令和法律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开始实现立宪主义的时期，即国家杜马时期。起初人们恳求沙皇颁布宪法。后来人们用强力迫使沙皇郑重地承认了宪法。

列宁：《暴风雨之前》，

《列宁全集》第13卷第329页。

你们说，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好极了。那末，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创造这种文明的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你们究竟在哪些书上看到，说通常的历史顺序是不容有或不可能有这类变化的呢？

列宁：《论我国革命》，

《列宁全集》（第1版）第33卷第435页。

马克思强调指出，欧洲革命的命运同最先进的阶级——无产阶级的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序幕的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奠基人根据1848—1849年革命经验所制定的不断革命的理论中得到了发展。

在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中，提出了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只能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取得胜利，而不能单独在一国取得胜利这个结论。这个结论，在垄断资本主义以前的时期是完全正确的。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列宁根据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时代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得出一个新的结论：社会主义革命能够首先在几个甚至一个国家内取得胜利，而不可能同时在所有的国家或大多数的国家中取得胜利。这个新的结论，是列宁在1915年8月撰写的《论欧洲联邦口号》中首次提出来的。这是帝国主义时代社会主义革命的新观点。列宁在一年以后撰写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一文中进一步发挥了这个观点。